没有说现在教育界何以急需创造环境的教育者以前，要先举几种事实作反证。

第一，是在都市学教育的学生毕业后不愿回内地乡村去做教师。因为没有实在的统计作根据，我不敢说有几分之几不愿回去。但据我个人接触所及的，在南北两高师毕业的川、湘学生，许多不愿意回本省去做教师；在川、湘省城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又多不愿意到各县去做教师。问他们的原因：第一句话是“内地的事情难办”，薪资不丰还是第二问题。再问内地的事情何以难办？大概都说：“地方上极不开通，父老顽固，绅士把持，无论你有怎样好的计划，都不能实行。与其牺牲精神于无用之地，结果反弄得于人无益，于己有损，不如在外面交通地方尽一分子的力量，还可以收较好的结果。”此外还有人说：“内地交通不便，于个人学业上没有益处。”但比较的是少数。至于因内地薪金太少而不愿回去的，则为数更少（事实上有许多人情愿在外面拿很少的薪俸，不愿回本地做事）。因为内地生活程度低，用钱的机会少，所入虽少，但积蓄反较容易；大家都知道此中情形，所以不专在薪金多寡上计较。内地各省或各县的人民费了许多的时间与金钱，培植许多子弟，但许多不愿回去，结果只为都市交通的地方代劳。

第二，有志到内地各县去作教师的人，不能久于其事，终久要为本地的环境驱逐出来。常导之先生前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一篇《现在的中国急需书生式的教育家》的文章，列举许多条件。张东荪先生把他转录到《学灯》，并加一段按语，说书生式的教育家也必须有相当的境况，而列举五条条件。不久，导之先生又举出两件事实，说他的同学某某两君都有志整顿本地教育，但因战不胜环境的势力，终于自退。并由此证明书生式的教育家难于立足。结果，各地费许多时间精力造人才，仍与本地教育无关，还是替都市交通的地方代劳。

趋易避难，本是人之常情。内地交通不便，风气闭塞，一切事业都为旧人物把持；新进的人起初怀着满腔热血，想改良地方上的教育，及至感着困难，便退而另走他路──对于教育有兴味的，到都市交通的地方去做教育事业；没有兴味或有兴味而坚忍力不足的，便转入政军各界──本不能深怪。常先生以为现在中国急需书生式的教育家，是感于许多教育者政客化、市侩化而发，所提出的三个条件实是现在的教育者所必不可不具的。但其观点只达于教育者不为环境所同化而止。张东荪先生所附加的条件──一、有比较充实的图书馆；二、有余款以备随时购买新出版物；三、有比较可用的实验室；四、有读书的余暇而不尽耗其光阴于授课；五、家庭有相当的奉养，不致另兼他事──则完全从环境方面着眼；其意似以为要教育家能实行做书生式的教育家，必社会上先预备有良好的环境而后可。常先生的复信则更谓物质环境虽好，如教育界风气未转移以前，书生式的教育家能否有为，还是问题。常张两先生所提出的种种条件与事实，我都相信；但就两先生所讲的，以及我自己直接经验的综合看来，常使我发生下列几个问题。

1．教育的功用怎样？在于创造环境，还是处处受环境的支配？

2．张先生所假定的物质条件固然是一般教育者所急需要的，但现在的中国有几处能办得到？

3．假使新进的教育者都如常先生所举的事实，避难就易，教育的改进究竟希望什么人去干？

4．假使教育者都不愿“归田”而集中于都市交通之处，内地与交通地方的文化，其程度相差不愈距愈远吗？都市不感“才”满吗？

5．一般真的教育者既不愿“归田”，而教育事业又不能停止，内地的教育权是不是要为常先生所讲的骗子式、市侩式、政客式、旅客式的教育家所操持，而把教育弄得愈趋愈下吗？

6．果使交通都市与内地的文化程度一天隔离一天，人民的智识道德相差太远，社会能不致畸形的发展而不发生流弊吗？国家能希望它进步吗？

上面所举的几个问题，我曾想了几次，但所得的答案都不圆满。我个人平日有点迷信教育，虽不敢绝对说教育万能，但总觉得教育可以改造环境。倘若社会上的事业都弄得很好，物质的条件都样样具备，只要有人去享用，什么人都可干去，更何贵乎教育者？我以为教育者是社会的医生，教育者的责任在诊断社会上的病症，而为之对症下药。社会改造家者说：社会不良，应当和社会奋斗；教育者应当说：社会不良，应当诊视其不良之所在，而为之救正。所以独善其身与坐享其成的教育家，不仅现在不需要，将来也不会需要。因为世界永远在进化的途中走，无论何时，总不能达“完全”的境地，只能向完全的路上走。世界既然只是向完全的路上走，无论何时的教育家，都要时时刻刻创造环境。从历史上看来，自战国时起，大家就感觉着社会不良，而孟子有正人心、息邪说的倡议，但现在一般人还是如此感触；自柏拉图提倡新教育，但现在还是讲新教育。所以我敢说独善其身与坐享其成的教育家，将来也不会需要。过去、现在、未来的教育界所需要的人才只是一种；要解决我上面所列举的问题，也只有这种人才能负责：就是

创造环境的教育家。

创造环境的教育家，过去也曾经需要过，只要翻开教育史一看就知道，现在不必赘说；未来还需要，现在还是一种推理的结论，也不必深论；只单就现在需要的情形说说。

社会不良，国事日坏，是一般人所公认的；风气不开，办学校筹款不易，骗子式、市侩式、政客式、旅客式的教育家及绅士、武人把持教育，阻挠教育，也是一般真正的教育者所承认的。社会上的现象既是如此，要想改进它，在教育者的眼光看来，唯一的方法只有从教育入手。既然要从教育入手，只以教育为职志的教育者自己挺身去干，只有自己创造良好的环境，自己去享受。教育者既然在这时要实际运用教育改革社会，除应当具备常先生所提的三条条件──一、只知教育，不知其他；二、洁身自好，不沾染市井气；三、多读书籍，不盲从一说──努力充实教育上的基本知识，培养个人的人格以外，还有创造环境的精神与知识。

创造环境的精神，第一要能自己立得脚住，虽日与不良的环境接触，但能不为环境所转移；第二要有坚强的意志，不求速效，不以失败而灰心。这两项，一般人都会知道。至于创造环境的知识，抽象讲来，也很简单：就是要明白世界大势，深知本国社会状况，而能运用科学的原理与方法改进社会。可是一般教育者却不注意及此。

假如有号称工业家者在此向我们说：“我极有志改进中国工业，但社会环境太坏，筹款既难，办事也不易，没有方法，只好改做教员。”我们一定要笑其狂妄。因为他既以工业家自命，既有志改进中国工业，中国的社会情形，如筹款困难、办事不易等等事情，应当打算在内。怎能不预为筹划而归罪于社会？然而现在的教育者不愿“归田”，不能“归田”，所犯的毛病，正与某工业家相同。简单说：就是不懂中国社会的情形，实际上无法应付。但是这种责任大半要由现在专门以造就教育者为职志的师范大学、师范学校担负。

近几年来，外国留学生回来的日多；关于外国的教育方法，介绍进来的也不少。我们诚不能不说没有进步。但学校所用的书籍、用具是外国的，一切形式多仿照外国的，所研究的学问也大半是外国的。在现在的中国，科学极不发达，借材异地，自是不可免而很重要的事。只因学生日处于这种环境之中，耳所闻，目所见，都非内地所有，习惯养成之后，一旦回去，生活上已经不惯，社会上的鬼蜮现象，因平日少有接触，未曾梦及，更何能应付？某大学教授也尝有感于此而无办法。我以为，办学校无钱，旧人物把持教育，是我国现社会的普通情状，也可以说现社会的变态现象，社会医生的教育者真要改进教育，这些问题，不仅要计算在教育问题之内，并且要本科学原理实地研究对付的方法。倘使师范大学能派学通中外的教授至各地实地调查，把这些问题，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一过，列为科目，使现在学教育的学生在校即有机会研究及此，“归田”后可以遇着的问题，事先都有预备，临时当不至茫无所措而退避不前。一人成功，来者继起，一转移间，造福于国家者不少，而都市“才”满，都市与内地文化日距日远的种种问题都可解决。有了创造环境的工具，精神也可增进。要做到这步，并非难事，只要负造就教育者责任的人把中国情形和外国学问并重就行了。深望教育界的“衮衮诸公”不要等闲看过!

《教育杂志》第十五卷第十一号（1923年11月）

注释：

现在教育界所急需的人才本文原标题为《现在教育界所急需的人才──创造环境的教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