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苏人，本不应有此建议，现在竟冒然提出者：一因我怀此意，已非一日，平常虽也和朋友谈及，但终以种种关系，未能实行，今日有可进言之机会，便不问越位与否，旧事重提；二因为江苏省教育在全国要算首屈一指，一切设施对于其他各省的影响甚大，若我的建议能引起江苏中等教育界之注意而实行一部分，因而影响及于全国，或于教育实际上稍有裨益，亦未可知；三因我住苏数年，得与苏教育界一部分人士相往还，深知江苏教育之前途不可限量，而且就人才经济两方面讲，采纳我建议之可能量较大。有此三因，故敢乘此机会与苏教育界商榷之。

我所要建议者两事：

一、省立中等以上学校添设“书报指导专员”；

二、师范学校添设“地方教育调查研究专员”。

这两件事极平常，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我怀着此意见已数年，自己固然没有实行过，建议于人也没有采用过。我自己不能实行，是我有权处理校务的学校为经费所限，建议于人不能采用，经费问题固然是个原因，他人视为无足轻重，也未尝没有关系。现在将有此建议的原因说说。

第一，我国中等教育之不良，经孟禄一言，主持中等教育者，大概都觉得非力求改革不可。加以近来社会生活变动，中学毕业生除一部分升学者外，到社会上去不仅不能得着中等教育者理想中之“中坚人物”的地位，并且不为社会所容纳，而生活上发生问题；师范及实业学校之毕业生原欲为社会服务，但实际到社会上任事的时候，社会上的人固然不甚欢迎，即自己作起事来，也无把握。中等教育所以有此结果者，其原因自然很复杂，但常识不足，所学不能致用，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教育的机能，原不只有灌输知识，而我国现在的中等教育，除极少数的特殊学校以外，即灌输知识，亦只做到教教科书为止。教科书系记述各科的系统知识者，学生自当学习；但现在大多数中等学生，以教科书外无书籍，教科书外无学问，而专以从事于教科书之死读，不知其他，则又未免太过。我们生于现在的复杂社会之中，个人固不能离社会而独立，而社会上各种事业也都直接间接与我们个人有关系。要能适应现社会之环境，对于社会之情形，自不能不有相当的了解。要了解现社会之情势，已成之教科书实不能为力，只有阅读当时报纸杂志之一法。然而现在中等学生能知道拿破仑、华盛顿为何人，十字军战争、文艺复兴为什么事，而不知道宋教仁、冯国璋为何人，护法、洪宪为何事者，不在少数。不久，报载某君在日本某大学毕业第一，于饯行席上于日人盛称王阳明学说之后，谓：“中国而有一王阳明者，国势将不至如此。”闻者骇然。两年前我在某中校讲演，有涉及国语、文言的地方，谈及《新青年》三字，记录者以为指称语，初以为系误听，事后询之，则他实未曾阅过《新青年》，不知《新青年》到底是什么，其情形阅者或将以为异，但类此现象恐做过中学教师的人遇着不少。报纸杂志上所载的东西，在当时虽似无关重要，倘那时不留意，事后需用时即查亦查不出；而且报纸杂志上所记载之事实，即当日的历史，我们生于此时，为学问、为生活都不可不知道。我常向中学生说：“教科书固当日日学习，万一间一日不曾学习，亦无大妨碍，因教科书系已成系统的东西，今日不学，明日尚可补习；至于报纸则非按日阅看不可，因今日不看，明日即不容易找着今日之报纸也。”这句话或者有人以为过偏，其实为生活上之应用计，为研究高深的学问计，阅读报纸杂志之效用，纵不能超于习教科书，最少亦当相等。但现在一般中等学校都只注意于已往的、系统的教科书之教授，而忽略现在的、应用的报纸杂志之指导。这是我有第一种建议的第一个原因。

若问中等学校何以要设书报指导员？我很简单的答案是：引起学生阅读课外书报的兴味，使其时间经济，而养成其自动研究的习惯。现在中等学生对于课外书报不甚阅读，重要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学校把功课看得太重，他们终日埋首于教科以内的工作，没有很多的时间；然对于书报没有兴味，也大有关系。若谓全无时间，则中学生读无味之小说，看报上附张之琐闻似已成为普遍的现象。由此我们可知道在现在中等学校情形之下，并不是绝对无时间阅读课外书报，只是时间用之不当。我记得四年前我在长沙福湘女校主持教务，初入校时，作一次阅书的调查，学生五十余人，只有五人阅报，问其余诸人何以不阅报，则谓报纸太多，无时间去阅；且报纸记载一事，往往继续数日以至数月，阅后常常寻不出头绪，有时因对于报纸无兴味，情愿在休闲的时间阅小说，而不阅报。我当时根据此事实，每日于阅报纸及杂志时，留心学生应当知道的事情，而用红笔勾出，再贴布于外，有时遇有特别事情，并于报纸杂志室特标题布告，引起其注意，平日集会，更以重要事情为谈话演讲的资料，半年之间，全校无一人不看报纸杂志。学生之常识大增，各科成绩亦较前为优。经此试验后，觉得要中等学生阅读课外书报，应有人为之指导。其理由有二：（一）节省学生时间。我国出版界虽然不发达，但近来所出的书籍、杂志、报纸亦不在少数。中学生既有功课的重担负在肩上，自不能将新出的书报尽行阅读，而且书报中所记载的事实与言论，中学生亦不一定要完全阅过。若有指导员先将新出之书报详细阅过，择其为中学生所必不可不知者指出，学生可以用很少的时间得到必要而比较有系统的知识。指导员费一人之力，不知要省去学生多少时间。（二）养成学生的判断力。我国的报纸杂志虽然不多，但有些却是有特殊色彩的，阅者不明白主持人之派别，很易为其所蔽。即以广东的事情讲，《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的记载总是不同，其评论的意见相去更远，从前的《建设》《改造》，现在的《新建设》，其言论都与普通杂志上的不同。他们的主张不同，自有其观点之所在，但无论如何，总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把他们的议论、记载对比起来，不但十余岁的中学生莫知所从，恐怕我们做教师的，也不一定能完全了解。倘不把各方面的事情使学生知道，他们看某报就囿于某报的见解，看某杂志便囿于某杂志的见解，结果将成为偏见，在教育上是很不相宜的。所以中学生阅读课外书报，除材料上的删节以外，内容上也应当有相当的指导。这是我有第一种建议的第二个原因。至于指导者何以要设专员，俟与第二种建议一并说明。

第二，近数年来，一般教育者都觉得从前的教育不良，学校毕业生，到社会上去做起事来，其成绩反不如旧式的学徒，于是大家想法改革。但改革是要有对象的。我们教育者，大家都有一个“现教育不良”的观念，但问不良的地方在哪里，我恐怕大家都要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国创兴学校，不过三十年，只因一切方法都非我国所固有者，故在此数十年间，国内教育者之精神，差不多完全用之于教育方法及原理方面。至于实际的事实，一则由于少有人注意，二则由于无人专门从这方面着手，所以关于教育问题之实际的统计材料极少，有时要研究问题，不得不用外国的材料为替代。外国的材料，固非绝对不可用者，但只能用以为解决问题的旁证，真正要解决国内的实际问题，非先了解社会上的实际情形不可。要了解社会上的实际情形，非先行调查不可；俟调查有了粗率的材料再分类归纳起来，以为研究解决问题的对象。从大处讲，全国教育行政机关，应当特设机关，专司此事，以供给教育者研究的材料。次之，省教育行政机关及师范大学、大学教育科，应当注意此事，但范围都很大，注意的方面太广，自然不能集中于一事。而师范学校与地方教育之关系极密切，毕业学生最大多数既要分布于师范区各地方服务，师范区各地方对于师范学校也有相当之信仰与要求而有定期的会议，则师范学校对于地方教育不仅负指导改良的责任，并且因毕业生分布各地的关系，地方上的事实也容易明白而易于着手改革。以师范学校为改革地方教育之出发点，虽然容易着手，但要改革而有效，非实际了解地方上各方面的情形不可。要能实际了解地方各方面的情形，自然要平时实地调查以求得事实，再根据事实以为科学的研究。所以有设地方教育调查研究员之必要。这是我有第二种建议的原因。

第三，书报指导及地方教育的调查研究何以要设专员？关于这问题或者有人要说：这两事诚然重要，但一般教师应当负此责任，固无设员专司其事之必要。我以为在理论上自然以使各教师分担此种责任最好，但事实上实不容易办到。其唯一原因即是现在情形之下的中等学校教师无时间负此责任。我们做教师的，自然要研究，自然要读书，但专任中等学校之教师，为生活计，每星期要教授十五时至二十四时之功课，上课而外，预备、改卷两项所费之时间约与上课时间相当，平均计算，每日已在六时左右之工作，即以每日工作八小时计算，所余二小时，亦只能阅日常报纸及读与教授科目有关系之新出版物，要把新出版之普通书报一一细阅而加以抉择，圈出其重要者，固不易办到，倘欲将报纸杂志关于教育之记载分类剪藏，更不可能；至于旅行调查，不仅教师不能自备旅费，即职务上亦不能中途离去。凡此皆实际上的事实问题，无法可以解决。至于责任不专，书报指导及调查研究之无系统，犹是理论上之问题。一般教育者大概都感觉学校图书馆非切实扩充不可，但扩充而不能“用之至善”其效率亦甚少。设专员负指导责任，固然多费几文，然所费亦不过一教师之俸金而已；如以此专员所作之指导事业与他教师相比，对于学生之影响与效用，当有过无不及。至于地方教育之改革，为其他教育改进之基础，一般办教育者大概都觉得非切实进行不可，然无专人司其事，纵能进行其效也很迟。说到这里，我且举二事为证。（一）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各方面情形之了解，常为我们所惊服，但其惟一的方法即“在家剪报，出门旅行”八个大字。许多事情我国人自己不知道，他们能原原本本说出，其得力即在这些地方──上海徐家汇之东亚同文书院的教师学生即专作此事者──所以我以为中国教育界之蹈空，并不是好作空谈，只是无可依据的材料；所以无可依据之材料的原因，并不是实际上无材料，是无人作搜集整理的工夫，供给公众研究的资料。这是说实地研究之必要而且可能。（二）作此种实地研究，不像读理论书籍，费时要费得特别多。我近日曾研究去年教育界到底有些什么重要及特殊的问题，即以《新闻报》元旦增刊之《民国十二年教育大事记》为材料，分类统计，已整整费了一星期工夫，还未完全竣事。这还是已经整理过的，并且范围很小。倘若要由个人从新整理，或把范围扩大，集若干种报纸，而作剔异留同的工夫，则一年之间，可做这样的几件事？而以中等学校教师为生活的人又能做这样的几件事？这是说要实际研究，不但要有专责，而且要有充分的时间。费许多的时间得一点结果，似乎很不值得，但实际上的效用很大。即以统计教育大事讲，结果以后，我虽不敢说由此归纳出来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最少比我们专凭脑子去想问题总要靠得住些。“在家剪报”既有如此效用，再加以“出门旅行”实际调查所得之结果相印证，其效用不更大吗？果如此，我们要改良地方教育，其进程固不是乱跑的，更不是悬想的。所以我以为这事与“书报指导员”在中等教育界有同样的重要，而对于改进教育方面的功用，此事尤特别的大。这是我有第二种建议的原因。

第四，我何以说此事在江苏教育界采用之可能量大？其理由有二：（一）江苏教育经费比较充足而确定；（二）江苏教育行政官厅与办学者少隔阂，且彼此有求改进的精神。我所建议的两事虽然是很平常的，然而实行起来，在一般中等学校要添设“书报指导专员”一人，即需添一专任教员之薪金，每年当在一千元以上；师范学校于“书报指导专员”之外，再添一“地方教育调查研究专员”亦需一专任教员之薪金，加旅行调查费，合之每年当需三千元上下。有些省份对于现有教师的应得薪俸尚欠上数月至一年以上，自然谈不到此；有些经济上可以过去的省份，增加此项负担，虽也没有困难，但遇着不明教育的教育官厅，或将以为此项人员，既不教书、又不管理学生，而看为虚耗公帑的闲员，纵有教育者列此预算，亦将被驳。江苏教育经费虽不能说特别充裕，但年有扩充，果各省立中等学校采用此议，每年亦不过多添四万元上下，事实很易办到。至教育官厅力求改进教育之心也不下于其他教育者，由此次教育厅长函各省立各校编造五年间进行计划的事实上可以见之，果有人斟酌损益采取此议，而编列预算，当不至于视为闲员而被驳斥，故敢忘其无似于各校将编造五年进行计划的时候，作此越位之言。至于一切办法，不是本篇的范围，倘若江苏中等教育界以为此议有可研究之余地，当再就其所知为办法上之讨论。倘早已注意及此，或有更完善之方法而无需乎此者，则此书报指导员专为指导学生阅读课外书议即可作罢。

一月十八日，南京

《教育与人生》第十六期（19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