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我国现在教育上的情形看来，所谓问题者，应当以学潮的问题为最大。无论翻开何日的新闻纸总有教职员索薪罢工，军学冲突，师生冲突的记载。研究现在的教育问题，似应当注意于此。然而这些现象我以为是临时的，偶然的，而为政治问题所生的副产物，只要政治现象渐入轨道，这些问题也将随之消灭；且其本身尚不足以制国家的死命。据我个人的观察，较重于学潮而于国运前途有重大的影响的，要算现在教育之无目的。我今日所提出之问题系默察近年来教育论坛上之潜在倾向的国家主义问题。

我国自变法以后的教育，名义上为趋步欧美，实际上则窃他国的皮毛而抄袭之：从前抄袭日本的成规，现在则直录美国的良法。陈启天君在《中华教育界》第十三卷第二期上发表一篇《中国新教育思潮小史》，其中罗列兵工、西政、国民、军国民、美感、实用、职业、平民、科学、大同、教育独立十一种思潮，其中所举各种论证也很精当。但我们过细把这些思潮分析起来，都是因环境之变化而生的偶然思想，并非有“统筹全局，瞻前顾后”的根本计划。所以各种思潮的起伏极快，除了职业教育尚为有形的继续进行而外，其他关于立定国运之全国教育宗旨的思潮，均如怒潮一般，旋起旋灭。现在全国教育到底有什么共同的宗旨？一般教育者果有若干人注意于此根本问题的教育宗旨？我可不得而言。在《申报·教育与人生》周刊第十五期上，我曾发表一篇《什么是中国教育的目的？》历举国人近来只注意于枝叶的学制、教法问题，而忽视舟中之舵的教育宗旨的事实。第十六期即有朱经农君的《教育的目的》及该刊记者所录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之议决案》两文。朱君之文系其个人研究的论文，所开节目较为具体，但其主要意思是赞成教育调查会议决的两句标语。第二文系民国八年北京教育调查会所议决，经教育部公布者，实际上是我国全国的教育宗旨。其标语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其说明：所谓健全人格者：（一）私德为立身之本；（二）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三）强健活泼之体格；（四）优美和乐之感情。所谓共和精神者：（一）发挥平民主义，俾人人知民治为立国根本；（二）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俾人人能负社会国家之责任。这议决案陈启天君把它归入平民教育思潮之内，以与前年全国教育联合会所议决、教育部所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的标准并为一项。陈君之所谓平民教育即“德谟克拉西”的教育，是随杜威远从美国西渡太平洋而来的。这宽厚广大的教育宗旨，我们当然不能不说它不合时代潮流，也不能说中国不当采用。然而仅从这宗旨上着眼，我们实不能断定它一定是中国的教育宗旨：因为其中所列举的健全人格、共和精神的种种条件，不仅是中华民国人民所当具，实是世界上任何民主共和国乃至于君主立宪国的人民所当具。处此“大同”声浪喧腾、国际主义盛倡的时代，要为一国的良好的国民，同时当为世界的良好人民，中华民国的人民能具备这些条件，自然是很好而很正当的。可是从又一方面讲，要为世界的良好人民，必定要先具一国的公民资格，而现在的国家是从历史上遗传下来的，此国与彼国之间的隔阂，虽然要打破，而各国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种种特殊情形，生育长养于其地的人民也非有适当的了解不可。这种适当的了解，并不是偏见，乃是为适应环境、继续团体生存所不可不有的。果如此，则一国的教育宗旨，于顺应世界潮流以外，还要顾到本国国情的特殊需要。而我国教育部所公布的教育宗旨，只是任何民主共和国乃至君主立宪国的人民所不可不具的公共要素，与中华民国历史遗传、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无必然的关系。在理论上讲中华民国的教育无宗旨，也未尝不可。

我们再看中国教育实际上有几种什么公共的目的是一般教育者所同注重的。我因无实在的统计，不敢妄为决绝的判断。但从一般现象上看来，实在寻不出共同的目的。我在《什么是中国教育的目的？》文中说：“大家讲办教育，大家研究教育，大家提倡教育救国，但问主持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者所以办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之目的到底何在？问提倡教育救国的人究竟要怎样的教育才可以救国？我恐最大多数都瞠目不知所对。”这几句话似乎太过于武断，但实在是由我个人经验所及而得的结论。──去年我在某暑校讲演，听讲者中小学教师百余人，当时曾发一种调查表，中有一问为“你办小学中学的目的何在？”答案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与普及教育的性质相类，其余则有答增进人民知识者，有答遵照部章者……──再从又一方面观察，则大学校与交通较便的中学的教科书都用外国书，甚至有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也用英文本为教本；普通中学校英文课程有占百分之五十以上──上海有几个著名的中学就是如此──与国人一切交际，均用英语；此外如学校设备、组织、方法为某国留学生所主持，即竭力照抄其留学国之办法，以至于教育上一切问题的材料也直接采用各该留学国的种种现象，更不一而足，随时随地可以遇着。由此种种原因所产生的结果，最普通的现象，就是最大多数的中等学生，除死读英文、数学以为升学或炫人的工具以外，不知社会、国家为何物；其次则受主持教育者之陶化，而为拜金主义、伟人主义、势力主义者之走卒。所以现在的教育，不仅谈不到救国，即学生个人之生活技能，反不及从前之徒弟，而为一般人所诟病。这些现象，我们可以从现在学生的出路及职业界对于学生的怀疑态度见之。然而中国有四千余年的历史，数万万人的人民，而地大物博，又非他国所能及；在历史地域上既有此优越的境地，外人的势力一日不足以亡中国之前，我们总不能不自图振作以坐待其亡。于是一些稍悉中国社会情形、历史背境而识见较远，不完全以个人快乐为目的之教育者觉得，这样无目的、无计划之照抄他人教育制度，只为他国造国民之中国教育不对，乃对于教育宗旨发生疑问，此疑问之第一种具体的表现，即

国家主义的教育

七个大字。

二

国家主义的教育这问题到底是谁先提出来的，因见闻太狭，不敢为确切的断定，然足以引起一般教育者注意的，要算是余家菊、李璜两人合著的七篇论文，集合而为《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此书系十二年十月出版，而其中各种论文，则散见于十一年、十二年之《中华教育界》、《少年中国》之中。即以他们论文发表的时期为断，已有两年半的历史──《国家主义的教育》第一篇余君《民族主义的教育》一章，原名《民族性的教育与退款兴学问题》，见十一年九月份《中华教育界》──不过一般人不很注意。

及至他们的专集出现，大声疾呼，以国家主义的教育为号召，于是被有些觉得中国教育不是专事抄袭所能解决的人们注意及之，而发生反应。同时并有其他关心国事的学者于无形之间有类似的主张。国家主义遂成论坛上的一个问题。据我见闻所及有下列数事可作证据。

（一）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所议决的纲领第三条说：

“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

这是一种团体的反应，但或者可以说余、李两君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这种团体的反应系受了余、李二君的暗示而然。其实“少中”的会员平昔不是在团体活动之中不表现个性的──该会会员对于社会上各种问题之见解有极端相反的，可于其活动的方面中见之──大会经多人的集议、几次的讨论而竟能通过此条者，当不是一二人的暗示力所能左右，环境的刺激应有很大的关系。

（二）高仁山的《教育与国家》。此文见《申报·教育与人生》周刊第三、第四两期，从历史上叙述各国教育宗旨而明白地提倡国家主义。他说：“更察欧洲自十八世纪末叶以至今日，各国教育所共有的宗旨，未有出国家主义的范围者。因思各国教育之特点，又为各国家之魂胆，故对今日一团散沙之中国，教育宗旨惟以陶铸国魂为第一要义。为保护世界人道，为增进世界文明计，我国先须有独立自主之能力，而后可以言贡献。”又说：“……以今日之中国论，实一未入轨道之国家，非从团结人心着手，决不能维持久远。故以政党论，当注重统一的国家；以联邦论，当注重统一的精神；按社会学的解释，当以个人自觉与团体自觉为不可分离之事实；按政治原理解释，当以国家为民意之结晶体；在教育上之标的，即为‘铸国魂’三字。实则各种解释，虽各异其名，而最终之标的则一。”

高君此文的发表日期为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其成稿当早于此十日以至一月亦未可知。此时《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尚未发行，我们不能断定是该书的反应。然其感触我国教育之无宗旨，与今后的教育宗旨应当以国家主义为标的之心理却相似。

（三）《教育杂志》第十五卷第九号第十二号，常导之君的《教育上所需要的国家主义》与《从什么地方看出国家主义的教育之需要？》两文。第一文从理论上说明国家主义的需要。他说：“……目前要巩固民国须要提倡国家主义，我以为一般教育者应当时时把启发这种理想作为他们的工作之主要目的之一。”第二文系根据《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而为事实上的研究，举出许多实在的事实为证。他说：“……仅从现时表现于一部分人之行为上或事实上之实例，以证明今日亟需国家主义的教育。”

（四）萨孟武的《国家主义的提倡》与《民族争斗及国家主义》两文。第一文见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时事新报》，据东荪按语谓，此文系萨君致他的信，他将其前后删去而成此文。文中虽未明说教育上的国家主义，但由中国人民“对外之感性兴奋性”证明国家主义为中国之良药。第二文见十三年一月三日《时事新报》，系论文性质，在此则明白主张教育也当采用国家主义。他说：“故国家主义常于政治、教育二方面发挥能力，盖政治维持现在的国家，教育维持未来的国家也。”其意若谓教育的任务在于维持国家，使之继续存在。

（五）吴研因的《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见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新闻报·教育新闻栏》。吴君的态度是调和持中的，虽然不愿名义上用国家主义的招牌，引起他方的反感，而实际则采取新国家主义的精神。他说：“广义的世界主义与狭义的国家主义实相冲突；现时我国教育家所说的世界主义与一部分学者所说的新国家主义并不违背。大家不必标举鲜明的对垒旗帜，只要切切实实向着共同的目的做去就是。”

（六）《少年中国》四卷八期杨效春君的通讯。此文系与余、李两君讨论国家主义的内容而以余君之《民族主义的教育》一文为根据。其结论有一条说：“中国国势危弱，内争不息，外侮凭陵，是以教育者应该注意唤醒全国的分子，共救危亡，使中国能永久立于竞争的世界场上，而日趋兴盛强固。”他对于国家主义的内容虽与余、李两君的不一致，但国家主义的提倡却是赞同的。

（七）《少年中国》四卷九号陈启天的《新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此文为少中总会同人之公共意见由陈君起草者，对于国家主义的界说效能详为厘定，算是一篇有系统而具统系的文章。

（八）同卷恽代英君的《读〈国家主义的教育〉》。此文亦系通信式，与余、李两君讨论国家主义的内容者。其中不同意于两君之处甚多，并谈到经济及社会组织方面。而其中有一条很坚决的主张：“教育方针，宜明定在用以救国，不应仍游移于和谐的或专门化的教育。”这几句话，不仅坚决而已，并且规定教育的效能在救国，比以上各人所讲的还要进一步。

（九）赵并欢在《时报·教育世界》第十七期上的《读〈国家主义的教育〉》一文。此文虽未提出具体的主张，但是特别表同情于余、李二君的主张的。

此外与此相类似的意见，散见于他种出版物中而为我不及见的当亦不少。但即就上面所举的几种例证，已可见教育上的国家主义并非一二人的私意，而是一种较普遍的倾向。

三

许多教育者都觉得有提倡国家主义之必要，故无形之中有一种潜在的同一倾向。我们再问教育界有此倾向之原因何在？此问题我在第一节中曾略为说及。兹再从上述诸人的意见中寻求其显明的原因。余、李二君在《国家主义的教育》序文中说：

“我国的国势，眼见得愈趋愈下，虽其原因有在内在外两种，而结果则不外受外人宰割。考我国废科举、兴学校之惟一动机，无非求所以摆脱外人之支配，故当时救国救种之论，忠君尚武之说，如春笋怒发，振作人心之功颇不为小。及至民国纪元，确定教育宗旨，尤斤斤以军国民主义垂示国人，发愤图强之念，盖未稍衰。元二以后，内讧迭起，共和之基础未固；欧战骤兴，杀伐之惨象大暴，于是有识之士，内感国体之飘摇，外应和平之趋势，遂有废弃原定教育宗旨，而提议新教育旨趣之事。新教育旨趣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至此而教育思想为内乱所左右，致忘却吾国在国际上之地位，已昭然若揭，用教育确定国体，是教育中固有之一义。然而教育之功用，有更重要于此，则是用教育以绵延国命。我们审顾内外，惧国命之将斩，特重提十年来国人因内乱而遗忘之教育救国论。”

这段话所昭示我们的只有一条很重要的意义，而为提倡国家主义的张本，即国势愈趋愈下，结果将为外人宰割。国势愈趋愈下的现象如何，原因何在，他们在书中虽曾零碎道及，而最足说明此张本者为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宣言之一段。他们说：

“一般青年在这种知识界领袖之下，不知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他们是什么样人。他们不顾一切耻辱危殆，只知颠倒于诗酒恋爱之中；进一步的，亦只知从事于无目的的学问、美术，以满足其浮薄的感情。他们不知道中华民族的独立，是他们为自身、为种族不能不负的重大使命。他们看国际的压迫，渐觉为见惯不惊的事情。质而言之，他们已失却了一切独立民族的灵性。他们因为在外国侵略的文化政策或教会教育之下，已经把灵性被那些恶魔障蔽了。”

这段话看来似乎很空泛，其实很能表现我国现在许多教育者的精神──这种精神我在第一节也曾说及。

其次，高君以为中国现在尚是一盘散沙，是一未入轨道的国家，要团结人心，应以铸造国魂为第一义。这就是他主张教育上国家主义的张本。

常君也以为现在内患日迫，欲求团结，非提倡国家主义不可。故在第一文中说：“目光远大的理想家，谈起国家主义来，就深恶痛绝，说它是世界骚乱纷争的主因。用这话去衡断欧陆诸国间的纷扰情况，固然很对，但是在我国却全然不同。我国近来外侮内乱之所以纷至沓来，正因为一般人没有国家主义的观念，因而不能有巩固的、协一的团结力。”第二文则举“（一）一部分国人在西方人之前已丧失其大国民的气度；（二）我国民族无巩固的团结力，国民精神极形散漫；（三）全国人中间无一共同一致之最高目的，以为趋赴之鹄的”的种种事实以为证明。

陈君文中列举我国现在应施行国家主义的事项很多，其最要者为中国在国际上已无独立的资格、平等的地位，其原因由于国民为太好和平，而又无保障和平的方法所致。故应提倡新国家主义。他说：“凡扰害我国家之和平者，无论为国际之列强，与国内之军阀，应以不和平之方法应付之，然后无人敢藉和平之名以行扰乱之实。近三十年来中国国际上之耻辱与国内之混乱，皆由多数国民太好和平而无保障和平之方法所致……为今之计，我国民莫若一心一德，以新国家主义为实现和平主义之前提，而共以实力赴之也。”

再其次为萨君之意见，很可以供我们的研究。他说：“今日国际关系，全为弱肉强食之世界。所谓世界主义，所谓人道主义，乃彼辈强者以强者为对象，至于吾华人民，固未曾置诸其眼中也。即彼辈所指之人类，乃指强者之人类，彼辈所称之世界，乃指强者之世界。吾华人民在于世界之中所得安居者，惟为中国一地。即此中国，而今日彼辈强者，亦复涌注而入，不许吾辈安枕而卧。是故吾人若不力图自强，保此中国，则数年数十年之后，世界上必无吾侪民族居住之地。”这是就现在世界国际情形讲，证明有提倡国家主义之必要。他并从经济问题上说：“……厥惟吾国，殆为列强之公共市场……列强必以经济利益之冲突而起战争。是故吾国若不未雨绸缪使侵略国无从逞其野心者，则数年数十年之后，世界必当化为战场。……一国忽其国防，而致侵略家得逞其野心，终而牺牲无数人命者，则此国民当负完全责任，而有极大罪恶也。故曰吾华民族，不徒以维持自己民族之故而有自强之义务，且以世界人类幸福之故，亦有自强之义务也。”这种论证，或者有人以为太理想，其实从人道主义本身讲，强者侵人，弱者被侵，其罪维均，我们并不必视为远于事理的理想。

其他除吴研因君之议论稍持调和的态度以外，其余诸人，都赞同余、李两君之主张的大体，而为节目上的讨论。故不再述。

就以上所讲的归纳起来，现在许多人主张提倡国家主义，其惟一原因就是鉴于现在国势日弱，在国际上已失其独立的资格，要图自存，非力自振作不可。这是由事实逼成，我想谁也不能否认!

四

因国势之不振而提倡国家主义，是许多人思想上的共同倾向。什么是国家主义？提倡国家主义之方法如何？这是很具体而重要的问题，我们可再为研究。

余君在《民族主义的教育》中说：“教育之最大的责任，不在一仅仅民族之自觉，乃在更进而为积极地鼓铸民族的心意。所谓民族的心意即指民族的感情、信仰、目的而言。……民族的感情、信仰、目的能具有绝大的势力，对于各个人极有驱策束缚的能力，常使全民族发泄其感情，实行其信仰，努力其目的，虽走天下顶危险的路亦所不辞。”

李君在《国民教育与国民道德》中说：“说到国家主义，中国人没有听惯，总觉火辣辣的太厉害了一点。其实国家便是一个社会──比家族较大的社会；国家主义就是主张国民个人的意识要与国家社会的意识沟通而打成一片罢了。”

高君对于国家主义虽未明下定义，但其结论为“铸国魂”。所谓“铸国魂”者“从团结人心着手”。其意与余、李二君者相似。

常君在其第一文中曾下一定义说：“我所谓国家主义的解释如下：凡立于同一国徽下的民族，应当团结一致，以发挥光大所属的国家为最高的鹄的。”

萨君在其第二文中说：“……是故吾人之提倡国家主义，并非鼓动一般民众，作彼无意识之排外；乃欲一般民众皆有国家意识，努力获求国家之统一，努力刷新国家之政治也。”

陈君之文系受“少中”总会之委托而作，为一种系统的研究，与余、李、高、常、萨诸君之临时发表者不同，故将国家主义分为消极的意义、积极的意义及主要目标三方面说，而定名为新国家主义。消极方面与帝国主义、武力主义、夸大主义、狂溺主义、仇恨主义、宗教主义、无抵抗主义、顽固主义相反；积极方面为世界主义、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之基础或与之相辅。而以国家的自觉、国家的正义、国家的服务为其主要目标──亦即国家主义含义之内容，所谓国家的自觉即团结国民一致之精神，而使国民心意之中都有国家的意识；所谓国家的正义，即用正当的防卫手段抵抗国际的压迫，军阀的专横，教会教育的摧残；所谓国家的服务，即以国家为服务之目的，而竭力维持其治安，增进其文化。

以上所述各人对于国家主义的含义虽有出入，但有一种共通的精神为大家所同具者，即养成国民团结一致的精神，谋国家的统一与独立。

由这一点看来，一般人现在所感触而提倡的国家主义的教育是消极的、自卫的：为国家的自存与国民的自存，不得不如此，为全人类的安宁与幸福计，也不得不如此。与昔日之侵略而背人道的国家主义相反，眼光远大的教育家，似亦不能不表相当之同情。

养成国民团结一致的精神，谋国家的统一与独立，既为许多提倡国家主义者的共同目的，要用什么方法实现此目的？此问题我们只能寻两种较具体的答案。

（一）高仁山君在《教育与国家》中说：“夫所谓统一的国家也，统一的精神也，个人自觉与团体自觉也，民意也，以至铸国魂也，均须用美术以潜移默化之，用科学以充其实力；一则赖普遍之深入人心，一则赖运用天然能力；双方并进，以达精神与物质方面之向上，是即人道之贡献。”并以为：“国魂云云者，非有新文明之创造，将无以表现，无所附丽也。”而创造新文明有四步骤：1．对于历史的系统加以精审考据；2．精求科学上的事实；3．用比较法按目前之事实而论其长短，测当今之趋势以定来日之方针；4．持总合的态度使百端齐举，共同进行。高君所讲，虽然较为普泛，但实际上却提出几种办法供我们参考。

（二）实现国家主义的教育的方法，要以恽代英所讲的为具体而切事理。他从经济上立论，而提出两种意见：1．从经济独立上谋国家独立。他说：“国人都知道外国人现用经济侵略的方法对付我，但不知经济的侵略，必须从经济上去抵御他。现在华洋贸易每年亏损在三万万两左右。此三万万两，不徒表明外人赚了我们的金钱，而且表明他们夺了我们中国生产者的生路……我们要救国，最要是指示国民在经济上，在经济上为争存的奋斗。我们要夺回关税主权，要努力从事于大量生产。这在我认为是救国最要的一着，亦是国家主义的教育最应注目的一点。”他对于经济侵略的事实并举基督教的教育为例，而归本于用政治革命以为达到经济独立的手段。2．培养政治的人才。他说：“……只要我们不是无政府党，我们终少不了要政治，便少不了要运用政治的知识技术。……我们要怎样运用政治以救中国，如何是可以不学的事。……所以我想到如何传播这样知识给国民，实在紧要得很。一般教育家对于这一点负的责任，比传授一点吃饭的技术，还重要得多呢。”此外如“教育应多注意天性较厚的人”“从情理两方面用力”提倡教育，都是附带的条件，不为细述。此两种方法的根本意见仍是从经济独立上谋国家独立，而以政治革命为先决的手段。

此外陈、常诸君都只说明国家主义的需要而止。余、李两君首倡国家主义的教育，但亦只注意于需要上的说明，方法上虽亦略有提及──如余君《教会教育问题》中所举的五项办法，《民族主义的教育》《中国教育的统一与独立》反对教会教育及滥派留学生，反对办清华式学校，《国庆日之教育》所举的四件事情，李君《国民教育与国民道德》利用历史地理的教材养成国民道德而实现精神上的统一等──但是消极的、枝节的，还谈不到系统的主张。所以亦不细述。

关于办法方面，只有高君的注重科学、恽君注重经济独立两事顾虑较周。

五

以上所述，都是根据已有的事实为客观的研究，虽然搜集的材料不多，但年来教育论坛上关于国家主义问题之文章，大概略具于此。本“察微知著”的遗训，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因年来外患内讧种种事实之逼迫，许多熟悉国情的人，都觉得有提倡国民团结一致的精神以谋国家独立与统一之必要；同时看出从前大同的教育宗旨──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不当，教育者模仿抄袭无国家自觉心的错误；而不约而同提倡国家主义的教育。这种思潮，我以为是受时代的社会环境之驱逼所产生，非因袭、顺应的偶然思潮，值得我们教育者注意，更值得提倡教育救国的人注意──我想只要非纯粹外国化，如常导之君在《从什么地方看出国家主义的教育之需要？》中所举之第一种例证的留学生教育者外，凡稍留心国家事、国际事的教育界人士，心意之中大概都有类似的感触，不过不明白笔之于书罢了。我敢将我长久存储于脑中的意念向一般教育者明白地说：

要为人类全体谋幸福，要增进世界的和平，应当先从唤起中国国民自觉，团结中国国民一致以谋国家的独立与统一之国家主义的教育上着手；要内灭割据现象，外抗国家压迫，而维持有四千余年历史之中华民国之国运而增进其文化，也当以此唤起国民自觉，团结国民一致，以谋国家的独立与统一之国家主义的教育上着手。

若问实现此主义之方针如何？则答之曰：

用科学的方法从各方面研究中国现在所以成此“非国家”的原因，先从经济独立上着手以谋国家的独立，文化的增进。其目的只以“自立立人”、不劳他人代谋、有愧人道为止境，至于侵略方策的帝国主义与我们的需要相反，而且不是人道中所宜有，我们应当绝对排弃。关心人道、关心国事的教育家，不知对吾言有何批正，甚愿闻教!

三月六日，南京。

《民铎》第5卷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