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1993年您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教育工作。据我们了解，在您50多年的工作经历中，大约有近40年的时间是从事经济工作的。当时国务院领导分工，让您管全国教育工作，您是怎样想的？

李岚清：1993年国务院领导同志分工时，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要我分管经贸工作的同时，还提出要我分管教育。我感到很意外，也感到很紧张。感到意外的是，自从我参加工作以来，没有做过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对教育我的确是个外行；感到紧张的是，教育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及前途的根本大事，责任太大，担子太重，力不从心。再加上听说教育方面的难题比较多，也听管教育的同志说过，教育工作不好做，教育投入也不足，“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而社会上似乎人人都认为自己是教育家，对教育工作批评较多，甚至有人说，教育和国企改革是中国的两大世纪难题，等等。当时我思想上压力很大，一时实在难以从命，请求总理是否可另作考虑。李鹏同志表示，其他三位副总理担子都已很重，难以变动。经过反复考虑，次日我在给李鹏同志关于我的工作分工问题的一封信中提出：“如果教育工作实在没有人分管，我也只能勉为其难，边学边干，去试一试。我想这方面的问题也不少，也要花大量精力。”这就是当时我的实际思想状况。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领受了这一任务后，也就不再考虑什么难不难、干得了干不了的问题了，而是把思路转到怎样去做这项工作上。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家。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出现了大教育家孔子，后人给他的称号为“大成至圣先师”。我小的时候，虽已是上“洋学堂”时代，但寒暑假到私塾补习《四书》《五经》时，一进门还要先向孔子的牌位磕头行礼。春秋时期另一位思想家、政治家，“肚子里可撑船”的宰相管仲曾说过：“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尊师重教的思想在我们这一辈人思想上的烙印是比较深的。

对教育我确实是个外行，但仔细想了想，前边似乎可以加个修饰语，还算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外行。虽然我没有做过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但这几十年在各种岗位的工作中，我体会最深的一条就是人才太重要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人才。

我长期是从事经济工作的，这里我给你们讲一段切身的体会。1952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长春参加我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的筹建工作。当时国内谁也没有造过汽车，也不知道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怎么一回事。然而从1953年“一汽”破土动工到1956年建成投产，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厂，更确切地说是建成了一座汽车城，开创了我国的汽车工业。这其中固然有众多的原因，首先是中央的高度重视，有广大干部群众渴望建设新中国的激情，还有当时苏联的帮助，等等。但是，我认为其中最直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建厂领导同志能真正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早在筹建初期，在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一汽”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调集了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包括留学归国的专家、大学毕业生等，可以说是人才荟萃。在繁重的建厂工作中，厂里开展了广泛持久的培养人才的活动。对从党政军部门调来的干部，要求他们学文化、学技术、学业务，摘掉“白帽子”，变成专业人才；对从学校分配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结合担任的专业工作深入学习，尽快成为专家；对招来的青年工人，都进行了系统而严格的培训；还选拔了五百多名领导干部、技术人员、技术工人赴苏联学习。为解决教员缺乏问题，除了聘请一批苏联专家在现场进行指导外，还提倡能者为师，让高学历和留学归国的技术人员担任教员。那时，全厂干部、职工在完成艰巨的建厂和生产准备工作的同时，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在学习上了。那时的“一汽”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学习型工厂”，厂里明确提出“出汽车，出人才”的方针。这不但保证了“一汽”的顺利建成和投产，而且还为全国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工业战线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后来，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度遭到严重的干扰、破坏，我们国家的建设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对此我们都有深切的感受。

20世纪70年代初，当我们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时，学校都停课了，人才从哪里来？除了“一汽”的支援以外，一方面争取尽量多地调集“文革”期间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另一方面我们还同武汉的高校合作，办职工大学，培训技术和管理骨干。我还请了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同志当职工学校校长，后来这位同志当了“二汽”的总工程师。“二汽”就是这样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建厂任务。

70年代末期，我参与同德国谈判汽车技术引进工作。当时奔驰汽车公司的人告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公司几乎全被炸毁了，但战后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又重建起来，而且比过去更好，主要原因就是该公司原来的人才还在。

在我整个工作的历程中，我体会最深切的是，要想把事情做好，大至国家，小至一个单位，都得靠人才；没有人才，再好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不行。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没有好的和尚，再好的经都可能念歪了”。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大的方针、政策也是很好的，但如果没有足够的合格人才，贯彻实施起来就会很困难，甚至好事都可能办糟了。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关键的一条是人才。培养人才靠什么呢？当然要靠教育。因此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是我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于是，我决心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一定要尽心尽力地搞好分管教育这份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