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都知道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艰巨的历程。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能否请您先谈一谈这项工作是怎样起步的？

李岚清：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最重要、难度最大的是调整和合并。

先谈一谈高校的合并。这其实并不是谁凭空想像出来的。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江西的江西大学就和江西工业大学合并，成立了新的南昌大学。而江苏的扬州大学则是由本地六所高校合并成立的。据当时这两个省主要负责同志对我讲，之所以进行这些高校的合并，主要是原来这些高校有的缺胳膊，有的少腿，但各自又都希望发展成多科性甚至综合性的大学。且不说这些高校有没有这个力量，即使有，用这种弱势外延扩张的办法，也不可能提高办学质量，更不会有好的效益，而只能事倍功半，还会造成重复建设的浪费，因此才下决心进行优势互补的合并。我认为他们言之有理，做得对，就向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推介了他们的做法。1995年，我去宁夏考察。当时银川市就有宁夏大学、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师专、民族学院六所普通高校，规模都很小，且相距又较近，也是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我就同自治区领导商量，何不将这些院校合起来组建新的宁夏大学，集中力量办好呢？这个建议得到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积极响应。

说来也巧，1995年我去延安考察工作时，当地的同志向我介绍了抗战时期延安的教育情况。据他们介绍，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就走过合并办学之路。那时因为要培养各类干部，延安原来也办了很多学校。后来中央发现学校多了，办不起，也办不好，曾进行过三次院校调整、合并：第一次是194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青年干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第二次是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党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召开了常委会，又决定将延安大学、鲁艺、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五校合并，校名仍为延安大学；第三次是1944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又决定将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这样，延安只留下两所大学，一所是抗大那样的军政干部学校，一所是综合性的延安大学。虽然我们现在的情况和当年不一样，但我想高校合并的出发点，恐怕都是为了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在改革的初期，确实曾碰到不少困难。首先是狭隘观念的障碍。一是有些领导同志认为，经过多年辛辛苦苦创办起来的学校，不能在“我”的任期里被合并掉。二是承认合并是合理的，但合并后的学校只能用“我”的校名，而不能用对方的校名。三是合并后，原来那么多的领导干部怎么办？四是强校和弱校合并，强校担心合并后影响其教学质量，弱校担心自己被强校“吃”掉了，而强校和强校合并，又“一山不容二虎”，难度更大，等等。但总的来说，大家对高校调整、合并的必要性、合理性的认识总体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国家教委党组、后来的教育部党组及其两位主要负责人朱开轩、陈至立同志，都是积极主张大力推进高校改革的，他们为高校的“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富有成效的工作，再加上许多地方领导的决心都很大，这样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我们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一道，把已经改革的几个典型抓好，进一步探索全面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和顾虑，我们也帮助省里做些工作。我曾多次对高校的同志们讲，学校调整、合并了，谁当领导？领导干部多出来了怎么办？这不应当成为改革的阻力。革命、建设几十年了，调整、合并的单位多得很，领导干部工作的变动和调整也是常事。高校领导干部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正是国家缺乏的有用之才，要相信党和国家会有合理安排的，都会各得其所。有的同志顾虑“不要在我手上把这个高校弄没了”，想等一等，看一看。不应该有这个顾虑。学校是国家的，国家所有，不是哪个部门、哪个人的私有财产。调整、合并是为了把学校办得更好，使高校结构布局更优化，办学效益和质量更高，体制更合理、更顺，不存在“在哪个人手里把高校弄没了”的问题。

我曾给大家讲过一段往事。在对外贸易垄断时代，国家为了培养外贸人才，20世纪50年代初外贸部就办了北京外贸学院，即后来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以后贸易发展了，人才不够，于是又先后在上海、广州、天津办了外贸学院，在各地办了正式外贸中专22所，还有职业中专、职工中专、外贸培训中心40所，外经贸部的直属学校达到66所。当时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外贸经营权，当然也就没有培养外贸人才的必要和愿望。然而，从1988年开始，进行外贸体制改革，外贸经营权下放，各地急需培养对外贸易人才，不少大学办起了对外经贸方面的系科。因此，对外经济贸易部自己再办这么多院校，就没有必要了。有一次，我有事要找部里的财务司司长，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李部长，我现在正被外地来的几位外贸中专校长围住，等我处理一下，马上就来。我问找他是什么事，他无奈地说，还能有什么事，无非是来要钱盖房子，连盖托儿所、厕所都要来部里要钱。他还说几乎三天两头就有人来。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想，经贸部成天纠缠在这类事务中，还有什么精力来考虑国家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宏观大事呢？再说我们已将外贸经营权下放了，各地又有办学培养这方面人才的积极性，我们又何必把学校抓在手里不放呢？经过部党组研究决定，在20世纪90年代初，除暂时保留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以后也交给教育部统一管理了），其他65所学校全部交给地方管理，经费也划给地方财政。当时地方正有需要，所以划转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下放以后，地方对这些院校的重视和支持的力度都远远超过了部门管理时期，以后也一直发展得很好。当时这样做，我们也确实没有想过什么“是不是会被人骂为败家子”的问题。我曾同大家开玩笑说，要说这就是“败家子”，我倒愿意戴上这顶光荣的帽子。

至于校名问题，我举四川大学的校名为例。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是合并比较早的。当时两个学校都认识到合并的好处，但为校名问题争议较大，最后为了不影响合并工作的进行，抹了一下稀泥，起了个名字叫做“四川联合大学”。坦率地说，我对这个校名很不以为然。有什么必要把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四川大学”的“品牌”非要加上“联合”二字呢？有一次我们去四川考察，对此发了议论。我说这个校名我听了就不顺耳，似乎不像一个正规大学，倒有点像成人业余大学。大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为了校名争得面红耳赤，生怕被人家吃掉。一个校名就能代表谁吃掉谁吗？我认为校名越简单越好，简洁响亮。“四川大学”不是很好吗？没想到这一善意的批评很见效，全校师生一致拥护仍沿用“四川大学”的校名。原来这两个大学还有一个“一街之隔”的问题，也影响了实质性的合并。四川省及成都市的领导下决心将这条小街拆迁改造，使两校合并后有了一个整体的校园，对促进两校实质性的融合也起了重要作用。

高校强弱合并，也有难题。弱校往往有“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思想，怕被别人“吃掉”。当时我经常提醒那些办学时间较长、规模较大、重点学科较多的院校，更要高姿态，主动教育自己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不要以老大自居，要主动强调调整合并都是兄弟院校之间的重组和联合，而不是把人家“吃掉”。这是对这些院校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和管理水平的考验。与此同时，强校的有些同志也担心，合并后会不会因师资、生源质量参差不齐等原因影响教学质量。我则以刚解放时上海把好几所私立大学合并到我的母校复旦大学为例来做大家的工作。当时的情况是，合并后，原来成绩较差的学生必须努力跟上，期终考试不及格就得留级，实在跟不上就要被淘汰；同时，合并也合过来许多优秀的教师，不但没有影响复旦的教学质量，反而为复旦成为全国名校创造了一定条件。说开了，之所以产生以上很多顾虑，实质上还是缺乏全局观念。怕这怕那，就不怕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布局得不到优化吗？眼前考虑多，长远考虑少，就不怕错过机遇，失去改革良机，给高校发展留下历史的遗憾吗？经过有针对性的反复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的认识日趋统一，能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从面向实际、面向大局出发考虑问题，推动了高校改革的顺利进行。

我们从先行的高校合并中，还得出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高校合并的酝酿工作宁可时间长一些，可行性研究和思想工作一定要做细、做深，要有等待的耐心，不要急于求成。一旦酝酿成熟就一步到位，进行实质性的合并，而不能走从“松散”到“紧密”逐步磨合的路子。实践证明，逐步磨合不利于合并，弄不好磨合反会变成摩擦，增加了合并的阻力。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就是经过了两年多的酝酿、研究才实施的。高校的合并决不是简单地为合并而合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加合理地配置和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提高办学和培养人才的整体水平，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第一批高校合并成功的范例，对逐步推动高校合并工作的全面开展，为开创今天高校新局面发挥了很好的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