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高校宏观结构调整和管理体制改革，几乎涉及到所有高校。有的学校办了几十年被并掉了，有的高校的校名因合并被改掉了，但总体进展比较平稳。推动这样大的改革，您有何感受？

李岚清：改革之所以能这样平稳，我的体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抓学习，讲形势，统一思想认识。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改革问题有许多科学论述。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四所交通大学负责人时指出：“我们的教育工作必须进一步解决好两大重要问题，一是教育要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级各类人才培养的需要，二是要全面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这也可以说是当前全国教育工作面临的两个重要转变。”对于处在教育事业龙头地位的高等教育来说，要实现这“两个重要转变”，必须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以及两届政府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一系列关于教育改革的方针、政策，还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教育的法律，我们都抓住不放，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不厌其烦地反复讲，目的就是为了统一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这些重要的方针、政策、法律、文件，我把它们比做“尚方宝剑”。我们要善于运用这些“尚方宝剑”来统一思想。形势发展呼唤着高等教育的改革。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前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只有改革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才能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形势任务搞清楚了，大家的认识就容易统一了。

二是向前看，不争论，少宣扬，多实干。改革之初，有些同志曾提出，要改革，首先就要批判过去高等教育体制的弊端。对此我坚决不同意，并说服这些同志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否则我们就永远没有正确的是非标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个成熟的政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不管你的成就多大，都有历史的局限，不能当事后诸葛亮。我们今天的改革，大家认为是正确的，甚至是很有前瞻性的。但过多少年以后，用那时的标准来看今天的改革，也许会被后人认为是难以理解的“古董”。但你能否认今天的改革成果吗？所以，不必要的争论不但对推进改革无益，反而会影响改革进程。我们只有从实际出发，针对现存的问题进行改革，尽量做好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能做到的事。

与此同时，这十年来，我一直要求大家少宣扬，多实干。这是因为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进程，孰是孰非，还要经过一段实践的检验，不宜做不必要的宣传，更不应事情还没有做好就先吹一通。何况宣传不适当还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论或简单的“刮风”，影响改革的进程，甚至把好事变坏。当时有些国外和境外的朋友了解到我们对教育体制进行如此重大的改革，十分吃惊地说，在他们那里，恐怕还未改革就会争议四起；有些事真要进行改革了，弄不好可能会引发政府危机。

三是“借东风”，抓机遇。要推动改革，每一个重大的机遇都要抓住不放。例如上面我提到的，199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撤销了9个部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部门都没有了，部门所属的那些高校怎么办？我们就抓住这一机遇，整体推进了部门所属高校以地方管理为主共建的改革，受到地方和这些高校的普遍欢迎。改革后，我去这些学校考察，有些校领导对我说，改由地方为主管理后，他们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和种种优待，发展比过去快多了，早该这样改革了！

四是要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评估。“尚方宝剑”也要慎用。既要把工作抓紧、做细、做深，统一认识，又要善于等待，不能强迫命令。工作不能简单化。合并难度最大的莫过于强强联合。但实践证明，只要经过充分论证，确认合并有其客观合理性，有关领导决心大，工作细，并给予必要的支持，也是完全可行的。浙江大学就是个成功的范例。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浙江部分人大代表就联名提出，要求将原来由浙江大学分出的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重新合起来，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我在参加浙江代表团讨论时，浙江代表们也当面向我陈述了他们的要求和理由。我个人、浙江省及原国家教委和后来教育部的领导都一致支持他们的意见。浙江大学合并的优势是互补性很强，又本是同根同源，也不存在什么校名问题。难度只是个别校园相距较远，以及由谁来当党委书记和校长。经过反复酝酿推荐选拔，终于确定了校领导班子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该校合并以后，教师实力、学科结构、学校的扩建、办学规模、教学科研水平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国内都名列前茅。除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对该校进行了较大投入外，浙江省为共建投入资金7亿元、土地3192亩，调整和扩建了新的浙江大学新校园和科技园区，无论在软件还是硬件方面，都加快了创建一流大学的步伐。

当然，大学并不是越大越好。该合的合，不该合的就不合。在改革过程中，有些学校的领导认识不一致，有顾虑，就先放一放，继续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评估，耐心做工作，不着急。实践证明，往往是这些有顾虑的高校领导后来反而主动提出要求调整、合并了。当然，也有些高校原来打算合并，但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认为必要性不大而未予同意。像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合并的呼声较高。因为它们连围墙都没有，合起来也有不少好处。我们同天津市委、市政府和教育部反复研究，最后明确这两所大学不合并。为什么？因为这两所大学都很有名，规模都很大，许多年来各自都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优势和特色，且都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它们都具备条件，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推动自身的发展。另外，这两所大学合并到一起，校名也不好处理。他们开始曾设想过可否叫“天津南开大学”，简称“天南大”。因为不能把天津大学的名字丢了，也不能把南开大学的名字丢了。天津大学原来是北洋大学，也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大学。南开大学也历史悠久，在国内外有着重要影响。当然，决定这两所大学不合并主要不是校名问题。但作为一个特殊情况，校名也确是因素之一。记得当时我与同志们开玩笑地说，“天南大”我不能同意，你们哪位能想出一个好的名字来？结果却无人有这个本事。为了发挥两校优势，由教育部牵头组织协调两校在科研、教学等方面进行相互合作，共同发展。

五是抓典型，因势利导。前面曾提到，国务院办公厅曾先后在上海、南昌、北戴河、扬州四次召开座谈会总结推广各地的好经验，用典型推动，形成改革的氛围。同时，我们对一些影响大的学校的调整、合并给予特别关注，并且我和教育部门的领导还到一些地方实地考察了解，及时给予指导。有一次我到苏州市考察教育工作，先到苏州大学。看到合并后新的苏州大学运行情况很好，办学质量和效益都有了明显提高。但是校方向我提出来，学校现在已经具备了文、理、商、医科类院系，要求再增设一个工学院。这个要求听起来似乎也在理。此后，我又考察了当地的苏州丝绸工学院。改革前，在我去各地高校考察时，各校反映的主要问题大都是经费紧张、教学基础设施短缺等。而苏州丝绸工学院的院长却向我提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他反映该校报考生源不足，招生难，希望我帮他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开始我听到这个问题感觉很奇怪，似乎无以应答。因为当时考大学总的说都很难，他们怎么会产生招生难的问题呢？但我还是同他探讨了这个问题。我对他说，丝绸工业与纺织工业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纺织的原料包括棉、毛、麻、丝和化纤等等，纺织设备和工艺往往也是大同小异，因此丝绸工学院也可以叫纺织工学院。而纺织工业的设备的基本元器件和工艺，往往又是机械工业里比较通用的、典型的。我们在大学里学《机械原理》讲到典型机械元器件时，如直齿轮、斜齿轮、伞齿轮、螺旋伞齿轮、涡轮涡杆、圆轴、凸轮轴、花键轴、曲轴等等，大都是以纺织机械元器件为例的，可以说纺织机械专业与一般工科也是大同小异。因此，我认为，该校招生难的问题主要是出在校名上。这个专业很窄的校名，就会使考生因产生毕业后就业难的顾虑而却步。正好那时丝绸工业不景气，招生难的问题就更突出了。若校名改为“苏州工学院”，也许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位院长非常同意我的观点，并立即向我提出更改校名的要求。我说且慢，正好现在苏州大学想办一个工学院，你们两家合起来不是更好吗？江苏省和两校的领导都赞成我的建议，两校终于“喜结良缘”。这也是“借东风”，因势利导。以后我也曾多次过问苏州大学合校的情况，得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决策，他们都感谢我这个“红娘”。至此我才放心。像这样通过合并，取得优势互补、“1＋1＞2”效果的例子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