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深化高校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关键还在教师。对现在高校的教师队伍建设，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李岚清：对高校的教师队伍建设，我以为有三个问题特别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近亲繁殖”问题；二是“论资排辈”问题；三是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终身制问题。

近年来，通过高校人事制度和研究生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上人才流动大环境的变化，高校的“近亲繁殖”现象有所改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观念上的障碍，这个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的解决。“近亲繁殖”不利于学校的发展，我看道理大家都明白，毋庸赘述。由于在人事制度上长期存在人才“部门所有制”的弊端，我们高校中的“近亲繁殖”现象仍屡见不鲜。一个学校几代人同宗同源，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同校同师。高水平的大学，必须要有“杂交优势”。许多发达国家的著名高校，不但领导和教师来自五湖四海，而且研究生也是如此。我们大家都很赞赏和怀念抗战时的西南联大。我去看过昆明的西南联大旧址，非常简陋，比不上我们现在的一个普通中小学。但它能够不可思议地办出那样高的水平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也是在一个“联”字上。当年由于抗战，清华、北大等几所大学迁到大后方。由于无力单独办学，就联合起来办，也就把这些学校的精英们、领导和教师们集中到联大了。一时人才荟萃，百花齐放，一所高水平的大学竟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诞生了。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经过解放初期三次院系调整，获益匪浅。浙大、交大、同济、大夏、圣约翰、震旦、暨南、大同、光华、英士、东吴、沪江等高校的部分院系先后并入复旦。并入复旦的院系都有一批好的教师，包括苏步青、陈建功、谈家桢、吴征铠和谷超豪等这样学术造诣很深的学者就是那时调入复旦的，这对复旦以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打破人才“部门所有制”问题上，我还有一段有趣的回忆。20世纪80年代我在天津工作时分管对外经贸工作。1984年2月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试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天津市政府研究筹办开发区时，我提了一个问题：人才在哪里？当时的市长李瑞环同志问我怎么办，我建议从全市有大学学历、懂外语的干部中招聘200名，送到南开大学和天津财经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外经贸知识方面的培训，然后再参加开发区的筹建工作。为保证外语教学，学校的外语教师不得应聘。李瑞环同志接受了我的建议。然而等到招聘报名截止前三天，招聘办公室的负责人于愫同志向我报告说，只有70人报名。我很惊讶，这样好的事，为什么反应如此冷淡呢？于愫同志解释说，不是呀，报名处人山人海。但大多数人由于所在单位不肯开具介绍信，按规定他们报不上名啊！我才明白这完全源于人才“部门所有制”的阻力，于是当即向李瑞环同志作了报告。他建议我召集全市区、县局以上干部开个大会，把扩大对外开放、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天津市发展的重大意义向大家讲一讲，动员大家支持市政府的决定。我说可以，但要给我一把“尚方宝剑”，即如果某些部门或单位仍不愿开介绍信放人，可由招聘办自主决定可否接受报名、考试和录用。李瑞环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记得召开报告会的那天，市里各级领导非常踊跃地参加了，我讲话中间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最后我提出，看来你们都支持筹办开发区，愿意放人了，我感谢你们。但是，我还得告诉大家，如果还有哪个部门和单位仍不肯开介绍信，不肯放人，我们也不要你们开介绍信了，将由市招聘办决定他们可否报名应试。这句话又引来了大家一片“无奈”的笑声。最终来报名应试者多达1400多人，经过考试选拔了240人去学习并参加开发区的建设和对外经贸工作。我讲这段故事，是想说明打破人才“部门所有制”不易啊！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再指望运用这种非常手段了。我们要把人才合理流动、交流的制度进一步健全起来，逐步改变“近亲繁殖”的现象，把学校办得更好。

近些年来，我国科技、教育领域的人才年轻化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各级领导岗位的年轻化问题已基本解决。无论是教育还是科研第一线，年轻同志正在发挥着主力军作用。两院院士的年轻化也有了一定进展。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还要看到“论资排辈”的问题还未解决，特别是在观念上尚未完全解决，发展尚不平衡。宋代有位诗人释文珦，名气不是很大，但在他的一首名叫《过苕溪》的诗中有这样两句：“只看后浪催前浪，当悟新人换旧人”，胸怀宽广，极富哲理。这个希冀打破人才禁锢的呼声，近千年来一直广为传扬。“论资排辈”问题的实质就是我们怎样对待年轻人的问题，也就是对年轻人在学术和事业上取得重大成就和肩负重任是否有信心的问题。

我们只要看看历史事实，就应当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科学史研究表明，从1500年到1960年全世界1249名杰出科学家和1928项重大科研成果统计看，科学发明最佳年龄在25～45岁。有人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作了分析，其平均年龄也在35岁。化学奖获得者平均年龄为39岁，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平均年龄为41岁。诺贝尔奖获得者70%～80%是在45岁以下，这个年龄大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青年。在这方面突出的例子也很多。牛顿和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时分别是22岁和28岁。道尔顿提出原子论时37岁。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时35岁。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时30岁，发明电灯时32岁。贝尔发明电话时29岁。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时26岁，1916年提出广义相对论时37岁。1903年，居里夫妇、贝克勒尔因发现天然放射性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居里夫人时年36岁；1911年，居里夫人因发现钋、镭及分离出镭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年44岁。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38岁。达尔文乘“贝格尔”号环球航行时22岁，在1859年写出《物种起源》，时年50岁。牛顿完成《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45岁。李政道、杨振宁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时分别为30岁和34岁。德国地球物理学家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学说时32岁。1953年发现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美国生物学家沃森25岁，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37岁。发明第一支半导体管的巴丁、布拉坦和肖克莱分别为39岁、45岁、37岁。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学者如“两弹一星”的元勋们，还有许多大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也都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取得杰出的成就。

科学事业的未来在于年轻人。优秀年轻科技人才的不断涌现，是科技创新、观念创新、体制创新的希望。要使我们国家不断兴旺发达，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实现超越，就必须重视、发现、培养、信任和大胆使用年轻人才。有贡献的老同志应当受到尊重。他们之所以值得尊重，一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成就和贡献，二是由于他们在培养和起用优秀年轻人才方面的贡献。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需要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也需要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年轻科技人才。这是一项十分紧迫而重大的战略性任务。注意发现、培养和造就优秀人才，历来是一种“大师风范”。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无不把发现和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当成自己毕生科技活动的最大成就。我国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也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为己任，表现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他们这种甘为人梯的高尚品质，热情帮助并真诚提携年轻同志，努力创造我国科技事业英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新局面。

对优秀的青年人才，要放手使用。当代青年科技、教育工作者都接受了系统而良好的教育。他们朝气蓬勃，风华正茂，正处于创造力的高峰期，蕴含着科技创新的巨大潜力。我们老一辈的同志们要以博大的胸襟鼓励他们赶上和超过自己。安排科研任务，要信任青年科技、教育工作者，放手让他们勇挑重担，使他们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尽快成熟起来。在教育工作和科研项目评审和资助、学科带头人选拔、职称评定、院士选拔以及科技奖励等方面，都要注意向中青年科技、教育工作者适度倾斜。要支持中青年科技、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广泛深入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使我国中青年教授、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讲坛和学术组织中占得一席之地。

对青年科技、教育人才，在学术态度上要言传身教。在当前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要特别注意在思想作风和学术态度上对青年一代进行传帮带，教育他们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坚定献身科学事业的决心和取得新成就的信心；向他们传授治学之道和为人准则，使他们成为学识渊博、人格高尚的优秀科技、教育人才；要教育他们防止和克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培养刻苦钻研、锲而不舍的科学态度，养成勤奋严谨、谦虚谨慎的科学作风。要通过新老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在科学界牢固树立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形成比探索、比创造、比贡献的良好风尚。

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终身制与上述两个问题有一定的联系，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的。近年有些高校已经进行改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这个问题在多数高校中尚未解决。职务、职称的终身制存在五大弊端：一是影响了在学术和科研上进取的动力；二是职务、职称特别是高级职务、职称只进不出，不断膨胀；三是“位置”经常“满座”，使优秀人才难以得到提拔重用；四是助长了学术地位垄断，影响了学术风气；五是评价晋级又往往不够合理，形成错误导向，形成个人追求与国家需要的脱节。所有这些，对高校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均十分不利。所以，要下决心破除这方面的阻力。除对少数有突出成就的人，经过合理而严格的评审实行职务、职称的终身制外，大多数都应做到合理评价，能上能下，与职务、职称终身制脱钩。要在人事制度改革上来个突破，促使我国高校的总体水平上个大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