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位于世界的东方，上海又位于中国的东方。徐光启出生在中国东方的上海，但他却是较早把目光投向西方科学技术的人。

出身寒门 热衷科举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光启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当时的上海只是个县城，四周都是农田。徐家就游离在商业与农业之间。徐光启的父亲具有商人的精明，他“博识强记，于阴阳、医术、星相、占候、二氏之书，多所通综”；而徐光启的母亲则具有农民的勤劳，她“性勤事，早暮纺绩，寒暑不辍”。如此的家庭和父母，对徐光启后来重农兵、尚实践、安之若素等特质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万历九年（1581年），19岁的徐光启考中秀才。此后，因家境贫困，加之连年自然灾害，徐光启在家乡一边教书，一边自学。其间，他也参加了数次举人考试，但却屡试不中，这让他感到很失落。大约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光启受聘去韶州任教，两年后又转移至浔州。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应试，成了一名举人。第二年，在参加会试落第后，徐光启又回到家乡课馆教书，同时涉猎古今，尤为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春，徐光启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直到崇祯六年（1633年）死于任上。他19岁中秀才，35岁中举人，考中进士时已是42岁，前前后后，科举功名磋跎了徐光启23年的光阴。

皈依天主 转向西学

晚明时期，西方耶稣会士纷纷来华。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当时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知识。

徐光启在韶州教书时，见到了传教士郭居静。这是徐光启与传教士的第一次接触，也使他对西方天主教有了初步了解。后来在赴北京应试途中，他在南京专门拜访了著名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此后，他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往，并在万历三十一年 （1603年）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天主教徒。但徐光启与传教士接触时间最多的时候是在北京，是在他考取进士并做了翰林院庶吉士之后。

在传教士那里，徐光启开始接触到一些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利玛窦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日晷仪、《万国舆地图》等，引起了他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渐渐地，他发现传教士所传播的学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基于这样的认识，徐光启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放弃了自己原来非常喜欢也非常擅长的诗词、歌赋、书法，转而研习他认为对经国济世有用的天文、历法、数学、军事、工艺、农田、水利等方面的知识。

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西方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的前6卷，又与李之藻、熊三拔等人合译了《同文算指》《泰西水法》《测量法义》等书。其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几何原本》的翻译。《几何原本》是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写的一部数学著作，共15卷，他从有限的几个公理出发，用公理化方法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平直空间的几何体系。该书从内容到方法都近乎完美，被西方学者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几何原本》的翻译是由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进行的，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翻译了前6卷。今天仍在使用的汉语数学专用名词，如几何、点、线、面、钝角、锐角、三角形等，都是首次出现在《几何原本》的译作中的。

洋为中用 修订历法

在翻译西书的同时，徐光启还将自己从西书中学到的知识用之于实践，这在他主持的《崇祯历书》的编纂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明代采用的《大统历》实际上是元代《授时历》的继续，由于不能及时修订，至此时已非常粗疏。几次天象的预报都因为历法的原因而出现错误，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问题。于是，徐光启主持了《崇祯历书》的改历工作，并亲自参加了其中《测天约说》《大测》《日躔历指》《测量全义》《日躔表》等部分的具体计算和编写。

《崇祯历书》采用的是当时丹麦著名天文学家第谷的天文体系。这个体系认为地球是太阳系的中心，日、月和诸恒星均作绕地运动，而五星则作绕日运动。尽管现在看来，《崇祯历书》没有采用当时西方已经出现的更为先进的哥白尼（Copernicus）日心体系，而仍然用本轮、均轮等一套相互关连的圆运动来描述、计算日、月、五星的疾、迟、顺、逆、留、合等现象，但按西法推算的日月食精确程度已较先前所用的《大统历》高出很多。

在修历的过程中，徐光启以古稀之年主持工作，每次发生月食时总要拿着望远镜和其他人一同守候在观象台上。有一次，由于他过于专心观察，以致不慎失足从台上跌了下来，腰部和膝部都受了伤。

杂采众家 兼出独见

在诸多领域中，徐光启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大的还要数农业和水利方面的研究。徐光启自号“玄扈先生”，“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候鸟，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于此，我们便可看出他的志向所在了。《农政全书》是徐光启在对前人农书和有关农业著作进行系统摘编记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

徐光启认为，农业不仅是个技术问题、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在他的书中，我们看到了有关开垦、水利、荒政这样一些不同寻常的内容，它们占了全书近半的篇幅，这是前代农书所没有的。但徐光启并没有因为强调政治而忽视技术；相反，他还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农业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农业技术内容。例如，对棉花、甘薯等栽培技术的总结，都是先前农书中所没有的。

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多采用“玄扈先生曰”（即今日“编者按”）形式，对摘编内容或指出其错误，或补充其不足，目的在于“着古制以明今用”。例如，徐光启对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所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分析，发现了蝗灾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规律。他还对蝗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提出了防治办法。诸如此类的科学见解，在书中随处可见。难怪人们在评价《农政全书》时，用了这样八个字：杂采众家，兼出独见。

注重练兵 研制火器

徐光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外，他还在军事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徐光启幼时，他的家乡一带屡遭倭寇袭扰，因而他从早年起即十分关心兵事，认为“富国必以本业（即农业），强国必以正兵”。他一贯重视军事的研究，并提出了军队建设应该“求精”“责实”的军事思想。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二月，徐光启受命在通州、昌平等地督练新军。在此期间，他撰写了《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等书。这些“条格”实际上是徐光启撰写的各种条令和法典。其中，《选练百字诀》和《选练条格》等，体现了徐光启“实选”“实练”的务实精神。

除此之外，徐光启还特别注重武器的制造，尤其是火炮。在火器与城市防御、火器与攻城、火器与步骑兵种的配合等各个方面，他都进行了积极的探求。可以说，徐光启是中国军事技术史上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第一人。

（曾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