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渭川（1901～1968），名淮，字渭川，以字行。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出生于山东省邹县（现山东省邹城市）的一个地主兼小工商业者之家。他受祖父和父亲并不经营产业而致力于开馆教学的影响，自幼便认为教书是最好的职业。因此就读大学期间，他就毅然放弃已研习了一年的法律专业，转而投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并由此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

 

董渭川一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便投入了教育实践活动：从大学一年级起，他就利用课余时间在本校附设的平民学校、文科补习学校里教学，到了大学三、四年级更扩展为到校外的私立志成中学和京北高级中学任教。边学边教越发增加了他对从事教育工作的兴趣，因此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就又进入本校高师国文研究科深造。1927年从北京师范大学高师国文研究科毕业至1937年的十年间，他先后任天津南开中学国文教员、中央大学区视察员、江苏东海中学首任校长、南京民众教育馆编辑主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兼第一科科长、河北大学国文系教授、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山东省民众教育馆馆长。在就任山东省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六年中，他应邀加入了俞庆棠、梁漱溟主持的中国社会教育社并任特聘理事，还被山东省教育厅派往欧洲考察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欧洲的一年中，他不仅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瑞典、丹麦、德国、捷克、波兰、苏联十国的民众教育状况，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心得笔记，还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到丹麦国际民众高等学校研读该校开设的成人教育课程。

 

1938～1948年十年间，董渭川先是辗转于大后方数省，最后抵达北平。其间历任四川南充民众教育馆主任、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团长、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民众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广西省教育厅顾问、广西大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长、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育行政学系教授、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国立北平师范学院教授。

 

1949年5月，董渭川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任为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兼代教育学院院长，旋即被聘为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文法学院学制课程改革研究委员会教育组委员和北平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兼教育学院院长。新中国建立之初，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他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兼校实习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校实习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

 

长期从事社会教育实践的董渭川对国家的贫弱和民众的疾苦有着最直接最深切的感受，因此一生不停地为祖国的富强民主和人民的权利奔走呼号。五四运动期间他还是一名在校中学生，就已积极不懈地参加了长达一年的查抄日货行动，并被推举为山东省第七中学学生会演说团团长兼编辑员和（联络山东省的）北路代表。大革命时期，他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时经同事范文澜介绍加入过一个进步组织，还利用自己是中央大学区视察员行动便利的条件，将因闹学潮被南开中学开除的东北籍学生郑伯乔（后改名林枫）带在身边，供给衣食，并短期任职于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中号称“铁军”的张发奎部队政治部。他在东海中学任校长时，因引进进步教师和在校内传播新思想而被反动势力排挤出校。在任山东省民众教育馆馆长和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团长期间，他和同事长时间在农村扫除文盲，普及科学，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组织村民自办信用合作社，建立农村诊病所，开展戒除烟（鸦片）毒（海洛英）酒（酗酒）等活动。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时，他因经常宣传教育革命、社会革命和支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引起反动势力的注意，以至蒋经国于1947年5月10日签发密电，命令军警宪特对他“随时监视”，“如发现有破坏治安等情事，即可权宜处置”。1948年，他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发来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国立北平师范学院训导长的委任令和附带手枪子弹的飞往台湾的机票，参加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和九三学社的活动。1949年初参与了北平师范大学师生迎接解放联合会的工作，后来又被聘为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代表。新中国建立后，他被选为北京市第二、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第一、二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九三学社北京师范大学支社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理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学习委员会暨科学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委员。

 

董渭川一生的教育活动，大体集中在中小学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社会教育和民众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高等师范生的教育培养三个方面。从时间和任职情况看，他自进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起，到任天津南开中学教员、东海中学校长、安徽省教育厅督学、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及在相隔八年之后对广西省国民中学实践与理论的研究，前后共约十六年都侧重于中小学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方面；他自任山东省民众教育馆馆长起，继而为四川南充民众教育馆主任和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团长，和以后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任教，共约九年时间侧重于社会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方面；新中国建立后直至1965年的十六年间，他的精力则主要侧重于高等师范生的教育培养方面。在一般人看来，他从事的这三方面教育活动是分散和互不相干的；然而在他的教育思想中，这几个方面却是联系密切、互为表里的，它们相互间并无截然的区分，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董渭川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主张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谋求教育民主化的实现

 

早在北京高师附设的平民学校任教时，董渭川就从日常的教学实践中感到了教育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后来多次在大学课堂上宣讲并在报刊上撰文指出：“现在的教育是有钱、有闲、有势入的教育，无钱、无闲、无势的人就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他并不把这一认识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身体力行地于点滴之间替民众夺回他们被剥夺了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最能展现出这一点的，是他在山东省民众教育馆馆长任期间的作为。

 

民众教育即社会教育。早在清朝末年，有识之士就已仿照西方国家的做法，提倡社会教育以开启民智。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教育部内设置了社会教育司，并通令各省厉行推广社会教育。此后各地始有通俗教育馆、博物馆等社会教育机构之设。1925年3月革命先驱孙中山病逝，因其遗嘱中有“唤起民众”字样，各地之通俗教育馆、阅报所等便纷纷整合而为民众教育馆，遂有“民众教育”之称。是时，因“民众教育是新兴事业，并无轨道可寻。一般人认为民众教育馆是饭桶机关，是养老院，谁也干得了”。但董渭川并未受这种思想所左右。他自1931年7月出任山东省民众教育馆馆长后，对馆内原有的硬件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增扩调整，办起了名为革命纪念馆、国耻馆、博物馆、国货广告样品陈列馆、卫生馆、中国经济地位馆、艺术馆、儿童玩具陈列馆、古物陈列馆等专题展览室，设置了图书馆、民众刊物阅览室、阅报所，整顿了民众影戏院、民众茶园、民众俱乐部、儿童俱乐部，重新布置了馆内外的三处讲演所，修整了民众体育场、儿童游艺场和民众医院；在此基础上陆续开展儿童识字班、成人学习班、注音符号传习会、国语罗马字讲习会等民众学校的教学和书词训练班、工友训练班、讲演员训练班、民众图书馆传习会、统计传习会、家事传习会、会计讲习会、应用文讲习会等职业补习学校的教学活动，组织定期和不定期的普通讲演、化妆讲演（即演出自编的独幕话剧）、下乡巡回讲演、幻灯讲演、学术讲演等宣传活动，出版本馆自编的民众教育月刊、民教周刊、民众周刊、注音山东农民报、民教设施丛书、通俗讲演丛书、国耻小丛书、卫生常识丛书、民众文艺丛书、民教课本等读物，组织婴儿健康比赛、民众演说竞赛、小学演说竞赛、乒乓球比赛、儿童自由画比赛、民校儿童班运动会等赛事，举办赈济水灾游艺会、援马（占山将军抗日）游艺会、慰劳沪上御侮将士游艺会、援助东北抗日将士游艺会等大型慈善和抗日救亡活动；还在馆内附设了书词研究会、国语研究会、民众剧社、音乐研究会、国术（体育）研究会、儿童读书会等社会团体。在董渭川的主持下，山东省民众教育馆把一般人认为仅是扫除文盲的民众教育工作做得轰轰烈烈又确收实效，一时声名鹊起，各省市的民众教育馆纷纷派员前来参观学习。面对众口称誉，董渭川想得更深的却是占人口80％的农民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以及“如何使乡民生活安定，如何使农村复兴，如何培养大多数民众之民族意识使中国不亡”等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因而提出并坚持省民众教育馆的下一步工作应走“由城市到乡村的路线”，即除对各县民众教育馆的工作加强辅导扶助外，还选定历城县祝甸乡作为本馆主办的民众教育实验区，与同人一道轮流到实验区，把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提供给农民群众。

 

董渭川在祝甸乡实验区办起了图书馆和动植物挂图陈列室、生理卫生陈列室、农品展览室、民众娱乐室，开展了民众学校识字教学、注音符号教学、流动教学、塾师教学讨论会等教学活动，举办了普通讲演、说书讲演、留声机讲演、科学讲演等宣讲活动，对询问处、代笔处、读书会、信用合作社、植树造林等工作进行辅导，出版注音山东识字报、各庄壁报、山东农民读本和本地概况等读物，组织识字运动、制作各庄路牌、民校成绩展览、民校娱乐会、年俗展览、棋类比赛等等活动，把实验区的民众教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应该说，这时山东省民众教育馆的工作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是国内最突出的，这些工作不仅囊括了当时教育部所规定的社会教育的全部内容，而且多有创新发挥。因此，《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在介绍全国各省民众教育馆工作时，介绍山东省民众教育馆的文字就用了六页半，而对其他各省的介绍则很少超过三页，甚至有在一页上介绍几个省的。山东省教育厅也为提升省民众教育馆的工作，特地委派他到欧洲考察民众教育。在考察过程中，他了解到苏联采用创造新文字和使用拉丁文拼音的方法扫除文盲收到显效时，立刻想到汉字也应改革以使民众易认易记，便当即撰文吁请语言文字专家提出汉字改革方案，以利扫盲。他回国后，山东省教育厅先令省民众教育馆将主办之祝甸乡实验区移交济南乡村师范，复令馆长董渭川兼任山东省第一民众教育辅导区（范围为鲁北15个县）主任。在民众教育辅导区这个更宽广的范围里，董渭川和同人进行了辅导每所乡村小学以使之成为该地文化教育中心的新的实验。可惜这项工作开始不久，日本侵略军就打到了黄河边，实验被迫中断。但为工农大众争取他们应享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始终是他的奋斗方向，如1943年发表的《草拟靖县荣军生产处教育计划草案》、1948年出版的《中国文盲问题》等都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而当新中国的建立使他这一心愿成为现实时，他即在《划时代的文化教育政策》和《教育面向工农大众开门》等文章上由衷地表露出自己的无尚欢欣之情。

 

二、主张改造中等教育，谋求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合一

 

董渭川在大学就读时便在中学兼课，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员，不久又担任了中学校长及安徽省教育厅督学、山东省教育厅督学等，近十年的中学教学与教育行政活动使他体会到中等教育是学校教育系统里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教育上的一块大病”。他在《上压下迫之中等教育》等一系列文章中指出，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本应回归社会，从事社会所需的工作，但自1922年学制改革，全盘抄袭美国“以升学为中学教育之根本”的办学方向以来，学规行文中虽有中学教育应“造就实业人才”的字样，可是大部分青年在中学毕业后，除少数升入大学外并无去处，“并且学了些不相干的东西”，“变得脱离农村，脱离社会，生活在都市，眼望着外国”，“连再回头去从事其固有的家庭职业──农、工、商──也办不到了”，以至于成为由“劳苦大众供养其衣食”的寄生虫。据此，他认为中学教育必须改造。

 

董渭川认为，“中国的学校教育不能和社会教育划分成两个天地，单独向前发展”，而“要教育有所成就，非和政治、经济、军事打成一片不可，非把教育安排成‘计划建设’之一部门不可”，即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两者“合流而统整为一”。学校教育系统应从下列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年限、课程与训练目标的改订，要学生所学所做与社会情形、社会需要切合；一方面是对象的扩大，小学要作成一地方人民精神生活所寄托的文化中心，设在乡村中的就应该以整个的乡村及全体民众为教育对象。”1938年，董渭川应迁至大后方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之聘来到桂林，接触到广西省新提出的国民中学制度，在得知国民中学产生于计划建设，以国家社会的需要为依归，特别是在知晓国民中学的内容和方法与自己六七年前提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合一”的做法相契合时，便认定国民中学制度是改造我国中学教育的唯一出路，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广西国民中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中。在桂林的五年间，他不仅指导大学生到国民中学里授课，还亲身参与了招收新生、家庭访问、制订大纲、编写教材、课堂教学、指导学生的课余活动等等国民中学行政与教学的全部活动，取得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后来，他据这些材料撰写出一系列关于国民中学制度、方法、课程、教材、困难等等问题探究的文章，还拟出建设县文化中心的整套设计方案，汇成一本名为《国民中学的理论与实际》的小册子准备出版。惜因战时环境条件所限，这本书最终未能付印，他也因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停办并应聘于新组建的国立师范学院而离开了广西。

 

但董渭川始终牵挂着中学教育的前途和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去向问题。如新中国建立之初，在20世纪50年代高等师范院校内展开的“面向中学”和“向综合大学看齐”两种办学思想的争论中，他根据教育部当时对高等师范院校的任务“主要是培养新中国中等学校的师资”的规定，坚持高等师范的课程设置应该“面向中学”的实际而不应与之脱节的主张；又如他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谈解决不能升学青年出路问题的发言，和发表在1957年3月18日《人民日报》上呼吁要以统筹兼顾的思路安置不能升学青年的文章；等等，就都出于对中学教育的关切和牵挂。

 

三、主张教育革命，谋求教育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董渭川22岁大学未毕业时，就根据自己对教育的认识在《我的暑期生活》一文中提出：“我是一个研究教育的人，对于教育特别地有兴味，更是绝对的信仰教育。当着这种乱七八糟的时代，我更不能不希望负有教育责任的觉悟者，积极地改良教育。”离开校门参加工作四年后，他即撰文变“积极地改良教育”为“中国教育制度须根本改造”。抗日战争刚结束，他就提出要“打破中国教育上的不民主和反民主的传统势力与外洋枷锁”，并撰写《中国教育民主化之路》、《教育革命论》等专著，为中国的教育革命谋划目标、内容、方法、制度、工具等等，甚至在书中写出了这样的话：“教育革命的事实，已逐渐展开在教育者面前，教育者如果不能把握时机迎头赶上，也就必然地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可见他变革教育的思想在经历了长期的教育实践后越发坚定。

 

董渭川教育革命思想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就教育本身而言，即教育革命最终所要达到的，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大系统整合为一。他在《家庭·学校·社会》一书中说，几千年来中国的家庭、学校、社会是三位一体、和谐存在的，清末帝国主义者的入侵打破了这种和谐而使这三者间产生了许多矛盾。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学部将本为一体的教育划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三类教育间也因“硬把工商社会的把戏搬来”而产生了诸多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革命。中国未来的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将会在“创造的、革命的过程中，蜕变出新的和谐一致的关系来。这关系，仍旧是向同一目标努力的三位一体；不过，和分裂矛盾之前的三位一体完全不同了。”同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将来一定也会形成一种新的三位一体。另一方面是就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因为“教育并不万能”。“教育的革命和社会的革命两者是唇齿相联的：要教育起革命，非社会也起革命不可；翻转来，要社会起革命，非教育也起革命不可。”“所以谈教育的革命，不当单纯就教育自身着眼，而必须从其社会的基础（social foundation）理解起。”他提出的教育民主化的观点和“一反一般人为教育而教育的观点”，深得舒新城、庄泽宣等教育家的赞许与支持。

 

董渭川认为教育革命的主力是青年。他从教育革命的长远利益出发，对青年学子的生活和思想可谓关爱备至。他大学期间在北京志成中学当兼课老师时，班上的学生鲍永瑞（中共地下党员）患肺病急需手术但无钱入医院，他就尽其所有予以资助。他将因闹学潮而被天津南开中学开除的东北学生郑伯乔（林枫）带在身边供其生活并安置了工作（40年后，“文革”期间他在病床上抵制了前来“提审”他的“造反派”的种种威逼利诱，如实讲明这段历史，使欲将林枫打成叛徒的“造反派”数次悻然而去）。他在东海中学的课堂上选用《最后一课》、《卖火柴的女孩》、《狂人日记》等作为教材并组织课堂讨论，给他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几十年后写下了“以校长董淮为首的一批进步教师在校内传播一些新思想、新道德，给了我很大启迪”的回忆文字。1947年在苏州“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他不仅保护了“右派先生们想整治的”一些进步学生，为被反动派追捕的学生提供藏身谋生之处，还冒着时刻可能被捕的风险给列入黑名单的刘访师、聂谨琳和叶××（均是中共地下党员）通风报信，使这些学生免遭特务毒手；更在报刊上发表《中国青年的成长》、《有进步的组织才有进步的力量》等文章，颂扬中国青年的进步、觉悟和组织的力量。1955年他负责全校的实习工作，巡视到一个实习点，看到许多学生每晚睡在一层薄薄的稻草上、几个人挤用一张小书桌写教案的情景，竟因心疼学生居处条件的恶劣而当众流下了眼泪。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社会革命的成功。董渭川以校务委员兼代教育学院院长的身份积极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改革方案》等一系列革新措施的拟定和实施，并以大学教育系课程座谈会秘书和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文法学院学制课程改革研究委员会教育组委员的身份，参与制定《大学教育系之办法与课程草案》等工作。董渭川参与制定的这些方案、措施、草案等，不久就被教育部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了。表面上看，这些文件似乎是专为北京师范大学或华北地区某些大学教育系量身定制的，但当时在教育部还未给全国师范院校及大学教育系科的教育革命发出指令前，这些文件在事实上就已成为新中国第一场师范教育革命的示范。能亲身参加师范教育革命，极大地满足了董渭川多年的渴求，董渭川也为这新中国的第一场师范教育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主张抓好师范生的教育实习，谋求大幅度提高未来教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中，董渭川特别注重把学生训练成了解中国实际和善于实践、不尚空谈的人。他在“当学生的时候，碰到几位刚从美国回来的先生，每次上课，抱着几本美国教育书作经典，对中国问题缺乏了解”而又夸夸其谈，这就使他“对美国的一套种下了反感”。后来，“对于某些有名的中小学搬弄美国的方法出风头，更不以为然”。他认为，既然是在中国的师范学校里训练中国的中小学教师，那么他们就必须懂得中国的现状。因此，1933年6月他对到山东民众教育馆参观的师范生发表讲话，希望师范生眼睛向下，多到农村去参观以了解国情；1951年5月他带着一百六十多名师范生赴旅顺、大连参观工农速成中学等新型学校，以使学生了解新中国教育为向广大工农开门所采取的措施。他认为师范生学习应重在对知识的掌握，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因此，他讲课时不主张学生记笔记，往往不板书或尽量少板书，在考试时他也仅出一两道看似简单但能测试出学生真实水平的题目。他认为师范生不仅应知晓中国的国情，掌握必需的知识，更应在学习期间具备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而培养能力的最好办法就是教育实习。因此，他在东海中学校长任期内，特地创办了东海中学附属实验小学，以给师范班的学生提供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的场所，还将师范生分成几组，“指导他们到中学附近街道开办了几所小学，招收失学儿童入学，用复式制进行教学，校长、教导主任都由学生担任，让他们从招生、编排学级、编制课程表、分工教学到考察成绩等一系列教务工作中，获得实践的机会，取得工作的经验。这为师范生实习开创了先例”。我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朱智贤就是这个班上经历了这种教育实习的师范生。董渭川在山东省民众教育馆主持演讲员训练班时也采用了类似教育实习的“教、学、做合一”的培养训练方法。由于学员经过这样的训练确已具备了独立工作能力，故结业后学员全部找到了工作。特别是他在1952年4月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实习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全校师范生教育实习工作以后，更是和苏联专家密切合作、专心探求、认真总结，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教育实习的论文和报告，出版了《如何分析一堂课》、《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等专著。他的这些文字不只对本校，就是对国内其他师范院校的教育实习工作也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并在当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由于董渭川长期致力于社会教育实践，经常深入民众与学生之中，并注重亲手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如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时，常不假助手和学生之力而亲自在街头对连环画的出版流通情况进行调查，等等），又没有洋博士、洋硕士之类的学衔，故时而有教育界的“南陈（鹤琴）北董”之誉称，时而又被认为只不过是个没有喝过洋墨水的普通教育实践者。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给他评定职称时，这两种议论曾争执得僵持不下，但他毫不在意地给自己定了一个较低的级别。

 

为给读者提供研究的方便，我们特地将董渭川专著之外的若干教育论文选编成册，并以此作为对董渭川诞辰105周年及他长期工作过的北师大建校105周年的纪念。

 

我的夫人杜淑贤、儿子董小丰在收集资料过程中付出了劳动，在此说明；王炳照、吕达、魏运华、刘立德、冯卫斌等同志对本书的编选给予了大力指导帮助，谨此鸣谢!

 

董乃强         

 

2006年12月19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