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有关创造性才能的专著。鉴于对创造性才能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个人的一段主要经历，因此，对这项研究的背景作些介绍也许是有益的。我对这项研究课题的兴趣，可追溯到六十多年前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当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我偶尔有机会投身于一项极有启迪意义的工作──对一百多个儿童分别进行智力测验。据我看来，当时智力测验的所有内容，实际上无须儿童作出任何创造性的努力。而在另一方面，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生产则似乎又是智力达到较高水平的标志。与此同时，我还注意到，在惠普尔(G．M．Whipple)《身心测验手册》一书中，有一章论及“想象”的测验，该章顺理成章地有助于弥合我所关注的上述差距。

几年以后，当我成为这所大学的一名教员时，一位新闻学教授克劳福德(R．P．Crawford)来访时问我：“你们心理学家对创造力有何见地？”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实际上对该课题一无所知。他邀请我去看看正在选修他一门课的一个班级，他在这门课上作了一些特殊的努力，以期提高这些未来作家的创造性表现的水平。他把自己所偏爱的方法称为“列举属性”。他先向全班学生说出某一特定物体的名称，或者提示某一事件或问题，然后要求学生讲出该物体、事件或问题所涉及的种种特性，直到答案穷尽为止。克劳福德还经常邀请一些被公认为是有成就的作家来访，因此我也有幸经常与他们一起交谈。

由于我和我的研究生对其他研究项目发生了兴趣，所以“创造力”这个课题有几年被我打入了冷宫。不过，我在自己最早的一本心理学教科书《普通心理学》(1939年第1版)中，整整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论述创造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重新致力于该课题的研究。我当时任美国陆军航空兵心理学研究室主任。该研究室的职责是编制智力品质测验，主要用于对航空学员进行分类，以便分别把他们训练成飞机领航员、驾驶员或投弹手。

在这种情境中，我意识到，各种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一定是极为重要的。许多年轻的飞行员在战斗中将会遇到各种紧迫问题亟待解决，而且，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将会被推上领导岗位。例如，领导一个轰炸机组。我提议编制各种创造性才能的测验，但我不得不承认，倘若每天要用大量的测验对许多军校学员进行测试，唯一行得通的测验方式是采取应答纸及可用机器评分的方式。因为，测验结果和建议必须每天送往从事分类工作的委员会。在二战后期，我们研究室为这一领域编制了几套测验。但是，有关这些测验的许多工作还未来得及做，战争就结束了。

二战结束后，我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就“个体的创造性素质”这一课题，组织了三次研究生专题研讨会，对于哪些品质是一些被公认的创造性个体的主要特征提出了种种假设。我形成了这样一个总的看法：创造性素质是极为复杂的，所谓“无创造性的个体”与公认的“富有创造性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种种创造特性。换言之，像所有的人格特性一样，我们可以把每一种创造特性都设想为是一个连续体，全体人口中的每一个体都分布在这个连续体的不同的点上。因此，把个体在不同种类的测验中所得的分数作为观察的数据，以窥探创造性素质的性质，这是可能的。我在航空部队里从事研究时发现，就这些分数采用因素分析法，对于离析和描述种种基本特性来说是极有成效的。

当时在美国海军供职的心理学家──阿诺德·斯莫尔(Arnold Small)博士，知道我在航空部队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后告诉我，海军所关注的是如何选择文职人员担任科学家、技术专家等各种不同的职务。

他建议我向海军研究部申请基金，以资助这项很有必要的研究。为此我们就所从事的研究签订了一份合同，这就是我们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称之为“能力倾向研究方案”的研究工作。

在此后的二十年里，我们每年都与海军研究部续签这份合同。除了海军研究部之外，这项研究还不时从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卫生、教育、福利部的教育总署获得其他的资助。拨给这项研究的经费总额高达125万美元。我们有研究所有理智能力及它们在教育和各种工作活动中的意义的自由。一批才华横溢且具有献身精神的研究生，对这项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9年秋，我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会长，我在次年的就职演说词的题目就是《论创造力》。这篇演说词介绍了这一研究课题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学方面的背景，同时也就种种有助于创造性表现的人的特性提出了一些假设。在删去了某些专业技术性较强的部分之后，我把这篇演说词作为本书的第一章。

J．P．吉尔福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