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罗伯特·默顿（RobertMerton，1948）说得好极了。1932年一个星期三的早晨，卡特赖特·米林维尔（Cartwright Millingville）来上班。他供职于一家银行，并任该行行长。他注意到，这一天出纳员的窗口相当忙。存户在一周中（离发薪日还远着呢）排着长长的队伍是不常见的。米林维尔衷心地希望这些存户没有被解雇，然后开始他的行长事务。

这家银行资金雄厚而且具有偿付能力。它的行长知道这一点，它的股东知道这一点，我们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在出纳窗口排队的那些人不知道这一点。事实上，他们相信，这家银行将要倒闭，假如他们不迅速取出存款，就没有存款可取了，因此，他们现在就排起队来，等候取出存款。在那些人相信这家银行将要倒闭并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做之前，他们可以说是错了。但是，一旦他们相信他们的信念并且按照它去做，他们就“知道”了米林维尔行长、那些股东以及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个真相或事实。因为他们造成了这个真相或事实，所以他们懂得了这个真相或事实。他们的期望，亦即他们的预言，导致了这个期望本身的实现：这家银行倒闭了。

不仅经济机构的倒闭归因于自我实现预言的作用，默顿还指出了这样的期望通常在各种族间的关系以及少数民族群体的行为中的重要性。某个州的黑人学业成就较低，这可能确实已成为现实，该州花在黑人青年身上的教育经费不到花在白人青年身上的1/5。罗斯（Rose，1956）在某种意义上更进了一步，他说，白人和黑人都期望黑人失败，这是一种“不让黑人尝试”的双重期望。

然而，使“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概念仅局限在一个方面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在种族关系的案例中，借助所谓的“斯威尼奇迹（Sweeney's miracle）”这个特定的自我实现预言，就可以作出很精彩的阐述[《展望（Look）》编委会，1965]。

詹姆斯·斯威尼（James Sweeney）在图莱恩大学教授工业管理和精神病学，并负责经营这个大学的生物医学计算机中心。斯威尼的期望是，他能够使受教育不足的黑人充当计算机操作人员。他选定的那位受教育不足的黑人名叫乔治·约翰逊，他以前是医院里的清洁工，后来成了该计算机中心的杂务工。早晨，他打扫卫生，下午，他学点计算机的知识。他学到了不少有关计算机的知识，可是，大家都说，要想当计算机操作人员，就必须在智力测验中获得一定的分数。约翰逊参加了智力测验，结果表明他甚至于没有学会打字的能力，更不必说操作计算机了。但是斯威尼不信。他去行政部门威胁说，没有约翰逊，就没有斯威尼。他们两人继续工作，斯威尼仍然主管计算机中心，而约翰逊现在管理主要计算机的机房，负责新职员的培训事务。

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950）是采用“自我实现预言”这个概念的又一位重要的理论家。他把这个概念应用到国际紧张局势和战争领域之中。奥尔波特认为，期望参战的国家最有可能参与战争。发动战争的期望传递给未来的对手，未来的对手也会作出备战的反应，这种行动更加证实并强化了最先希望发动战争国的期望，导致更充分的备战，依此类推，形成了一个正向反馈循环的相互强化系统。那些不想参战的国家有时似乎设法避免卷入战争。

就人们对一个人的期望而论，分析他打高尔夫球或玩滚木球戏的方式，要比分析大规模的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更平淡无奇，但同样令人感兴趣。威廉·怀特（William Whgte，1943）是一位参与性观察研究人员，他研究了一组年轻人滚木球的行为。这组人都是怀特所描述的有名的街角帮（Street-corner gang）成员。这组人（尤其是他们的头儿）“知道”一个人应该滚得多么好。某个晚上，小组成员都“知道”某人会滚得好，他果然滚得不错。在另一个晚上，小组成员“知道”某人将滚不好，他真的就滚不好，尽管他在前一个晚上滚得很好。小组对成员成绩的期望似乎决定着成员的成绩。这种树立信心的挑战和给那些期望能滚好木球的人提供鼓励，也许凭借增强他的动机并减少他对干扰影响的焦虑，来帮助他滚好球。把小组的期望──他将滚不好球──传递给某个成员，可能会降低他的动机并增强他的焦虑，以致这种期望影响了他的成绩。

尽管没有具体地探讨一个人的期望对另一个人行为的影响，但贾斯特罗（Jastrow，1900）的一些观察是与之有关的。他写道，一个运动员因为非常担心自己会失败，以致自己的动作协调受到破坏而真的失败了。“……心里总是想着可能不能达标会削弱个人努力的强度，从而有碍于个人的最佳表现”（p.301）。贾斯特罗在他的例子中没有明确地说明失败的期望出自他人。然而，怀特提供的例子确实表明，这样的期望通常来自他人。

学习理论家格思里（E.R.Guthrie，1938）进一步阐明了他人对一个人行为的期望对他的行为的影响。一位胆小而且又不善社交的年轻姑娘由于被故意当作社交的宠儿，而在社交场合成了自信、应付自如的人。一组热心相助的大学生事先调整了和她相会的那些人的期望，使得他们期望她的是善于社交的行为。这种对善于社交的期望及时引发了所期望的善于社交的行为。在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戈尔茨坦（Goldstein，1962）注意到德雷耶（Drayer，1956）对救援人员期望之重要性的观察。在民事和军事事故中，受害人似乎按照救援人员期望他们作出的反应而作出反应。美国陆军的精神病防治经验似乎告诉我们，越被明显地当作精神病患者治疗，就越不可能回到工作岗位（Bushard，1957）。在开车这种更日常的经验中，肖尔（Shor，1964）指出，一个驾驶员对他人驾驶汽车行为的期望可以充当自我实现的预言。

贾斯特罗（1900）详尽地叙述了工作领域中一个具有充分文献的自我实现预言的案例。那是1890年，霍勒里斯制表机（Hollerith tabulating machine）刚刚在美国人口普查局安装妥当。这种机器好像打字机，需要操作的人学会发明者霍勒里斯认为要求很高的一种新技能。霍勒里斯期望，一个受过培训的人每天能打印约550张卡片。两周之后，操作的人经过充分培训，开始每天打印大约550张卡片。过了几天，每人开始超出预期的成绩，只是在情绪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操作人员紧张地试图打破预期的界限，以致于美国内政部长下令禁止制定任何最低成绩指标。这一步骤被看作是保护该机构人员的心理健康所必需的。

为了扩充霍勒里斯制表机的工作人员，于是新招了200位职员。这些职员对这项工作一无所知，以前没有受过任何培训，甚至从未见过这种机器。没有人告诉过他们从事这项工作在情绪上所付出的代价，也没有人讲过可能达到的成绩最高限是多少。不了解这些情况反而是他们最大的财富。二天之后，这组新的操作人员的成绩达到了前一批人通过更合适的集中培训，7周后才达到的成绩水平。前一组每人每天打印700张卡片后就精疲力竭，而新招的这组每人打印出3倍于上述数字的卡片，也没有任何不良效应。

在人口普查局采用霍勒里斯法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我实现预言的工业方面的例子大约75年以后，巴维拉斯（Bavelas，1965）描述了工业情景中对这一命题更正式的检验。在一个大型的工业企业里，大量的女性求职者都要受到一番评价。每位求职者都要接受智力测验和手指灵巧性测验。管理这些雇员的领班被告知其中某些妇女在这两项测验中得分很高，而某些妇女得分很低。领班所得知的信息当然与这些求职者的实际成绩毫无关系。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领班对这些工人的评价和这些工人的实际成绩记录表明，领班的评价更偏向那些据说在上述测验中取得高分的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一种简单的“光环”效应（“halo”effect），领班的理解力在这种效应下受到了他们自己期望的影响。如果领班期望工作人员取得好成绩，客观的成绩记录也就是好的，这种发现不能这样简单地加以解释。这种结果不能归因于一种简单的光环效应，而只能归因于人际间自我实现预言的又一案例。令人感兴趣的是，工作人员的实际测验分数与领班的随后评价或者与客观的生产记录毫无关系。

上面所述的自我实现预言的所有案例，只有助于阐明自我实现预言这个概念，而无助于确立这个概念的真实性、效用性或普遍性。除了巴维拉斯的研究之外，上述案例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一种轶事性的证据。所以，尽管这些案例并非毫无价值，但还不能当作结论。姑且假定人们对未来事件作出预言或对未来事件抱有期望，我们可以考察存在于对事件的预言和随后发生的事件之间可能关系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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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和事件之间的一些可能的关系

预言实现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