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一个人的期望得不到证实是令人不快的，尽管这种出乎意料的结果通常不会导致心理抑郁。总的说来，人们不希望自己错了。这种常识性的断言得到实验证据的支持，这种证据表明上述断言是可取的，因为单凭常识，我们就“知道”不真实的事情太多了。卡尔史密斯和阿伦森（Carlsmith and Aronson，1963）证明，假如被试期望尝尝苦味的东西，而给他们的却是甜味的东西，那么这种甜食尝起来就不太甜了。假如被试期望尝尝甜味的东西而给他们尝的却是苦味的东西，这种苦味的东西就会被判断成比平常更苦。日常生活中与这种实验相类似的是，人们偶尔会冤枉他人的美味佳肴。一种使人厌恶的味觉体验是由于吃了一顿不想吃的食物，尽管这种食物平常是某人非常喜爱的。桑普森和西布利（Sampson and Sibley，1965）至少部分地证实了卡尔史密斯和阿伦森的研究成果。

阿伦森、卡尔史密斯和达利（Aronson，Carlsmith and DarleY，1963）通过证明被试有时喜欢一种客观上更令人不愉快的任务，而不是喜欢更令人愉快的但却在意料之外的任务，为上述的研究结果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当被试像所期望的那样执行任务时，他们似乎对自己完成任务的成绩也更满意。阿伦森和卡尔史密斯（1962）证明，那些做不好，也想做不好的被试似乎比那些做得好但不想做好的被试对自己的成绩更加满意。

哈维和克拉普（Harvey and Clapp，1965）的一项实验与这些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他们发现，当被试期望别人说他们好话时，他们更喜欢对好话而不是对坏话作出反应。这一研究结果不足为怪。但是，当被试期望听到别人说有关自己的不愉快的事，而且随后真的听到别人说起这些不愉快的事时，要比当他们期望听到不愉快的评价但听到的是愉快的评价时更有利地作出反应。根据这些以及其他的研究，[尽管有些研究不支持这种看法（MeGuire，1966）]，似乎看出，即使自然的反应一直是合乎情理的，但在自然的不可预言性中可能确实有些痛苦；因而当人们预言到了自然的不仁时，这种不仁可能非常容易承受。这种事态可能有一种进化的优势。假如从长远的观点看，人类不太喜欢意外事情，那就可能推动更多地理解自然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控制自然的事业。这种事业包括巫术、宗教和科学、而科学允许对自然中可能的意外事件之减少作些定量的陈述。对于自然的更多的理解，就会有更大的力量控制自然或适应自然，从而能够更大地减少可能的意外事件。假如人类能够因更加准确地预言面生存得更好，那么，看来就有理由认为，人类在预言的准确性方面具有既得利益。保障这样的准确性比自然赋予的某种不可预言的小恩小惠对于人类可以有更多的裨益。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是否采用“生存值”这样的生物学概念，许多理论家一致赞同，人类在他的世界中需要至少一种最低限度的稳定性、一贯性、有序性或者可预言性（Allport，1950；Festinger，1957；Kelly，1955；Potter，1954；Tolman，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