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颤性谵妄（deliriumtremens）的死亡率近来不超过15％。然而，各种新的治疗方案时时把这一数字几乎降低到零。《酒精研究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1959）的编辑总结了冈内（Gunne）在瑞典的工作，结果表明，治疗中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死亡率的降低。对这种结果的一种解释是，提出新治疗方案的人期望死亡率降低，他们的期望除了导致研究中具体的治疗之外，还导致对病人有微妙差别的护理。而且预言又可能已经自我实现了。同样，在分析自杀行为时，科布勒和斯托特兰（Kobler and Stotl and ，1964）振振有词地说，家属和医治者对病人自杀的期望可能传递给病人，结果是病人实现这种预言的可能性增加了。“我们认为，确实自杀的那些人是对他们将要自杀的那种期望作出了反应”（p.262）。

佩克尼奥（H．Péquignot）教授在法国著名的医学杂志上著文（1966），指出许多医疗预后具有自我实现的性质。译文大意如下：

全部症状实际上都可以允许作出接近死亡的预言。但是，只有在人们放弃医治的情况下才能作出这样的预言。我们亲眼看到过许多病例被认为是不可根治的，而且是由于作出了这种诊断而变得不可根治。……医学上悲观的预后造成的损害不再计较。一种悲观的预后，由于使医生、家属、照顾病人的亲友和病人产生灰心丧气的情绪，从而有可能自动地证实，这种可能性使悲观的预后变得令人畏惧。

格林布拉特（Greenblatt，1964）描述了一个患晚期癌症的病人确实在濒临死亡时才被送进医院。他得知有一种治癌新药（Krebiozen）也许是特效药，并让他服用这种药。结果疗效显著，病人出院回家住了几个月。然后他又获悉，这种新药可能无效。于是，他旧病复发，再次住进医院。尽管他接受的是盐水注射而不是这种新药的注射，但他恢复了对这种新药的信心。他又完全好转出院。最后，他被告知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彻底否定了这种新药的作用。这个病人失去了所有希望，再次被送进医院。这是最后的一次，48小时之内他就死了。

戈登·奥尔波特（1964）描述的是另一个死于一种疑难疾病的病人。主治医生很坦率地告诉他，由于诊断不出病因，他不能希望被治好。医生们告诉他的唯一希望是，已经请了一位著名的诊断医师来诊断他的病因，并且很快就会提出权威性的意见。这位专家来后不一会儿就得出了结论。他背着病人而当着主治医生的面宣布：“病人即将死亡”。然而，我们的这位病人没有死，他几年之后拜访了这位专家，并说自己健康良好，感谢医生救了他的命。这位以前的病人解释道，医护人员告诉他，要是疾病被诊断出来，他就能治好。所以，他解释道，他一听到会诊医生作出的“即将死亡”的诊断，就知道自己会痊愈的。

在奥尔波特列举的轶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有点类似悖论的味道。医护人员和病人都期望如果作出诊断，病人就能治好。虽然诊断本身是预言不可根治的疾病，但只要作出“诊断”，病人就治好了。也许，如果我们的病人已经知道预言的真正的性质，他患病的结果可能就不太妙了。我们所讲的种种轶事本身不能当作期望效应或者正式的研究结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