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夏皮罗（AitherShapiro，1960）在对安慰剂治疗效应之历史所作的杰出评论中指出，直到近代，也许是19世纪后期，所有医学治疗实质上都是安慰剂治疗。不过，很早以前的医生对治疗给予的高度评价证明治疗是有效的。夏皮罗讲述了治疗的有效的程度。1794年，意大利比萨市的拉涅里·杰尔比（Ranieri Gerbi）教授设计了一种洽疗牙痛方案，确保一年之内不再复发。需要一种象鼻虫做止牙痛药（curculio antiodon taligious）。先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把象鼻虫弄碎，然后把这两只手指放到疼痛的牙齿上。为了确立这种疗法的科学效度，召集了一个研究小组，以便评定这种治疗的效力。研究小组酌调查表明，在调查的几百名牙痛病人中，68.5％的人因采用这种疗法而立即产生了疗效（Shapiro，1960）。

尽管已经看到新的药品在使用的早期似乎总是最有疗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失去了部分疗效。这种现象像安慰剂治疗效应的一般作用一样，可以从医治者对药品效力的期望中得到部分的理解。在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猜测医生的期望以及医生时时刻刻把这种期望传递给病人的情况（Sheard，1963）。当新的药品投入市场时，它的优点和效力被用来大做广告，医生就可能对病人说：“这是一种新药，昨天都还没有，已经证明这种药正好对你的病情是有效的。”他说这句话的声音是热情的。

与此同时，在医学院里，医学研究人员正在更严格地检验这种新药。不仅让一些病人服这种药，而且让相同数量的病人不服这种药。更严格地是另一组病人可能接受一种安慰剂治疗，但是病人，也许还有他们的医生都会认为这种安慰剂就是那种新药。假如服这种真正新药的病人中有60％的人病情好转，那么不服药的病人中也许有30％的人病情好转，而且在服安慰剂的病人中50％的人病情也有可能好转。这种细致的研究就记录在医学文献之中。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位认真负责的医生作为一个热心的预言者，阅读了文献中记载的这种新颖的而且是细致的研究，出于对他所受的科学训练的尊重，他改变了自己对新药的看法。

下一个病人仍服用这种药品，但是标明他现在服的不是太新的药品。这一次，医生也许用更加实事求是的，甚至是试探性的口吻说：“这是一种相当新的药品，治疗你的这种疾病有时有效。”医师边说可能边在想这项研究，这项研究表明，这种新药效力的极大部分存在于病人心中，而且也许存在于医生心中。这种知识实质上可能降低这种新药的效力。先前看病的病人似乎很有可能比后来看病的病人更受益于这种新药。

我们从费希尔、科尔、里克尔斯和乌伦赫思（Fisher，Cole，Rickels， and Uhlenhuth，1964）的研究中得出的设想获得了某种信度。在他们对安定药效应的研究中，他们训练了一些医师扮演治疗人员的角色，而训练另一些医师扮演研究人员的角色。治疗人员要求医师告诉病人对该药品的极大信任。研究人员要求医师告诉病人对该药品的效力抱有极大的怀疑。结果发现，比较自信、热心的医师比扮演研究人员的医师在促使病人接受治疗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样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感是一致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治疗者对该药品的怀疑增加，这些药品就变得不太有效了。随着对该药品不太有利的报告的发表，传递给病人的怀疑往往就会增加。

有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的不是治疗效力，而是非治疗效力或者、”不良的副作用”。使用口服避孕药似乎就是这样的案例。在早期使用时，许多人抱怨服用之后有不良的副作用，这种不良的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伍斯特实验生物学基金会（Worcester Foundation for Emperimental Biology）的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作了详细的研究，并且还证明这些报告出来的副作用可能是安慰剂效应（1966）。他采用了三组妇女。第一组服用口服避孕药，并提供常用的预告：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副作用。第二组服用一种安慰剂来代替真正的避孕药，但也提供上述预告。要求这两组妇女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继续使用她们常用的避孕方式。第三组妇女服用口服避孕药，但为了观察不良的副作用而不提供常用的预告。在没有期望副作用的妇女当中，约有6％的人发生恶心、呕吐、头痛、眩晕、胄痛以及不适的反应。在两组得到副作用预告的妇女中间，约有通常情况下的三倍的妇女出现了上述反应。第二组妇女同第一组妇女的副作用程度相同。当症状被认为是经闭时，因服用安慰剂而产生副作用的人数要比服用避孕药而得到通常预告的人数多三倍。如服用避孕药而没有得到通常的预告，则经闭根本不曾发生。

口服避孕药是“名符其实”的化学药品，这种药品，毫无疑问没有得到病人或医师所期望的很多帮助而发挥了作用。但是，正如我们从平卡斯的研究中所获悉的，所谓的副作用几乎不能归因于药物的特殊效应。还有很多其他证据证明，只要开了药理学上不起作用的安慰剂，就能发现几乎是无数的副作用反应。这些反应包括口干、恶心、沉重感、头痛、注意难以集中、打瞌睡、温热、乏力、疲劳、嗜睡、皮疹、心悸以及瞳孔收缩（Beecher，1955）。按照这些来自非药物的“药物效应”，我们对下面的情况就不应该感到惊讶了：一个被试咽下安慰剂后，报告自己也有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的幻觉效应，他认为自己可能服了一种“拟精神病的”药物（Reed and Witl，1965）。

甚至对使用“糖丸”这种日常名称在街头兜售伪造药品的人，安慰剂的效力也不很惊人。令他惊奇的，甚至令许多行为科学家惊奇的，或许是安慰手术的效力。我们可以从比彻（Beecher，1961）的研究里了解详细情况。减轻心绞痛，需要进行体内乳房动脉结扎的手术；结果是惊人的。可是这种手术的疗效与手术本身无关，而是“有关的病人和外科医生心目中所想象的”结果（Beecher，1961，p.1103）。然而，这种外科手术程序的疗效在外科医生中并不一样。热心于这种外科手术程序的外科医生通常要比持比较怀疑态度的外科医生减轻病人的病痛将近四倍。在严格控制的实验中，结果发现，在治疗心绞痛时，简单的皮肤切开和做专门手术同样有效。可以理解，这种特定外科手术很快就不很流行了。我们可以猜想，如果采用这种外科手术的话，它现在不会像过去那样有效了，除非也许由不熟悉比彻研究的外科医生来做手术。

这项探讨安慰剂治疗效应的研究表明了提出下列忠告的那个医师的智慧：“趁新药仍有治疗效力时，请尽量用来治疗病人，越多越好。”（Shapiro，1960，p.114）。这一忠告可能也得到了当代其他研究人员的支持（例如，Honigfeld，1964；Lesse，1964；Schofield，1964）。

医治者自我实现的预言可能是安慰剂治疗效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假设需要另外的、直接的实验检验。但是，这一假设仍然受到比彻的进一步研究的有力支持。

在研究用实验引起疼痛的适度水平时，比彻（1966）把吗啡的止痛效应和安慰剂的止痛效应进行了比较。吗啡的效应并不强于生理盐水安慰剂的效应。“麻烦”在于比彻采用了一种双重盲目法的设计（double-blinddesign），被试和研究人员都不知道何时服吗啡以及何时服安慰剂。其他的研究者没有比彻的这种“麻烦”，他们有充分的数据把吗啡的效应与安慰剂的效应区分开来。然而，他们始终知道何时服吗啡以及何时服安慰剂。这使得自我实现的预言可能实现。比彻的双重盲目法不能使自我实现预言发挥作用。当研究人员不知道期望什么时，他就不能“微妙地传递”给被试应该怎样作出反应。应该提到的是，只要痛疼的程度是剧烈的，吗啡在控制“真正的”痛疼甚至在止住实验引起的痛疼时还是有效的（Beecher，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