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的讨论大都侧重于单个的预言者：如上所述的催眠术师、心理治疗医生、医师。许多医治者在会诊时，就像在治疗一特定病人或使他康复时一样，要考虑某一特定医治者的预言有时是不太容易的，而且也不太有用。在职业康复领域里，人际相互作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研究项目小组成员的期望或预言似乎导致了患者的相应行为。研究人员评价过一个项目，该项目试图表明，一个智力发展迟缓的年轻人能够学会谋得有报酬的工作。“研究小组称成员发现，当他们期望这个年轻人负起某种个人责任时，他就能够担负起这份责任”（Coffey，Dorcus，Glaser，Greening，Marks and Sarason，1964，p.11）。

有这样一个实验，即使某医院的全体人员相信该医院引进了一种新的安定药和一种新的兴奋药（Loranger，Prout， and White，1961）。实际上这两种新药都是安慰剂，但只有院长和作者知道这件事。根据医院人员的评定，这两种药物在治疗中十分有效，大约对70％的病人至少有点帮助。当更严格地观察病人的好转情况时，这种兴奋药的疗效消失了，而假安定药的疗效在统计上仍然是有意义的，至少，医护人员的预言或者期望能影响他们对病人好转的知觉，他们的预言也很可能影响到病人事实上的好转（Goffman，1961；Stanton and Schwartz，1954；Zusman，1967）。

泰勒（Taylor，1966）的一项实验与此有关。泰勒获得了10位住院接受精神治疗的病人精神失调程度的数据。他随机选择了其中的6个病人，并告诉主治医生和护士，哈佛大学研制出来的一种新仪器断定：这些病人会表现出惊人的好转。至于对其余4个病人（控制组）则不作任何交代。正如医护人员对特殊预后病人作出了比对控制组病人更有利的评定一样，医护人员中成功地作出了有利的期望或预言。然后对这10个病人作追踪研究，直到他们出院。诊治的办法可能很多，6位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对各种诊治办法的有利程度进行了分等，从（1）利益最大到（6）利益最小。诊治结果有利程度的平均等级从痊愈出院病人的1.2到可以出院，但尚需继续治疗病人的5.2。根据泰勒报告的原始数据所编制的表2-1表明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男女病人诊治的有利程度的平均等级。较低的等级表示较有利的诊治办法，这样，我们看到，女性病人出院时比男性病人得到了更有利的诊治办法，尤其是在女性病人中间，被期望更加好转的病人出院时得到了更有利的诊治办法。由于总数只有10个病人，即使一种大的效应也很难达到具有统计意义的常规水准。所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实验组和控制组病人之间的差异偶然发生的可能性在100次中只是2～13次。（泰勒采用了三种不同的统计测验，得出的p值为0.02.0.06和0.13）

表2-1 住院治疗结果的有利程度

在实验开始前，对所有病人的一般适应水平进行了预测。在预言出院时的身体状况方面，实验前的精神病理程度不比医护人员的期望好些（也许还要差一点）。

从事追踪研究的这位研究人员是一位研究生，医护人员对她的研究怀着极大的敌意。他们似乎怨恨这项研究所必需的额外工作，并且时时表现出很不理解实验所需要的程序。考虑到这些困难，泰勒对自己的研究结果相当惊异，并下结论说，对于他人未来行为的期望或预言可能比一般所认为的具有更大的伸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