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调查研究中自我实现预言的文献资料早就有了，其中最早的一个例子是斯图尔特·赖斯（StuartRice，1929）的研究。他讲述了一组12个有丰富经验的采访者怎样采访大约200个申请赈济的人。采访者与随机选定的申请人个别交谈。回答者把自己受赡养的状况归咎于从了解采访者的期望中所预言到的种种因素。这样，一个采访者（一位坚定的禁酒主义者）获得了许多暗含烈酒的回答，比另一位社会主义者的采访者听到的有关回答多两倍。而在暗含工业因素的许多回答中，这位社会主义者的采访者要比那位禁酒主义者的采访者多获得一半的有关回答。赖斯的结论是，采访者的期望不知怎样传递给了回答者，因而回答者如所预言的那样作出了回答。海曼、科布、费尔德曼、哈特和斯坦伯（Hyman，Cobb，Feldman，Hart， and Stember，1954）不同意赖斯的解释。他们喜欢把赖斯这种引人注目的结果归咎于记录或编码的失误。我们不能说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因为这种影响（不管是观察，还是预言所致）是隐秘的。当然，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这种研究的结果都明显受到资料收集者的期望的影响。

哈维（Harvey，1938）从事的研究是故意创造采访者有不同期望的最早研究之一。5个年轻的研究生分别采访6个男孩。男孩向采访者报告要他们看过的故事，采访者要用这些报告形成对这些男孩品性的印象。每个采访者都得到这5个男孩有关可靠性、合群性和稳定性的一些略有渲染的信息，但是在评定男孩时不要考虑这些信息。在该研究结束时间采访者一些标准化的问题，结果表明，即使采访者没有察觉到以及尽管有意识地控制偏倚，评定的偏倚也会发生。哈维感到，采访者的偏倚引起了对这些男孩的某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又决定了所期望的行为以及对这种行为所给予的解释。我们也不能确信，采访者的期望实际上改变了被采访者的回答。然而，这种可能性太易引起争论，不可忽视。

怀亚特和坎贝尔（Wyatt and Campbel，1950）培训了两百多名采访实习生，就1948年美国总统竞选运动做一次民意调查。在收集资料之前，采访者预言了人们对五个问题中的每一问题回答的百分比分布。尽管只有一个问题的期望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在所问的五个问题中，采访者在四个问题上往往获得他们期望之中的更多答案。汉森和马克斯（Hanson and Marks，1958）以及施瓦布（Schwab，1965）的著作中有许多调查和有关研究预言的自我实现效应的较新证据。海曼等人（Hymanetal．，1954）的著作中可以见到真正彻底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