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心理学的文献和调查研究的文献的比较表明，实验心理学对于寻求资料收集者对研究对象行为的无意影响的信息一直不太热心。这可能有三种理由。首先是后勤方面的，涉及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在每次研究中，调查研究的资料收集人员比心理实验人员多得多，因而更易于研究。第二种理由是方法论方面的，涉及的是实验室中程序标准化的程度比现场研究程序标准化的程度高。从这一事实来看，与现场采访者的影响相比，更没有必要担忧实验室主试的影响。第三个理由是心理方面的，涉及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实验室主试在研究事业中往往是一个负责的主持人，而现场采访者通常是“雇工”（hiredh and ）。这种资料收集者的无意影响作为自我实现预言的作用，从心理学上说，在研究者的雇工中要比在研究助手或他的博士生或他自己身上更容易调查。但是，尽管有这些困难，还是有许多关于实验室主试的预言的自我实现效应的研究，尽管一些研究更多的来自调查研究的传统，而不是来自实验心理学。

例如，有人对证实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ink-blot）人格评定法效度的168项研究作了分析。利维和奥尔（Levy and Orr，1959）按下列几方面对这些研究进行了归类：（1）作者的身份是学者还是非学者；（2）该研究是为了评定构成（非直接的）效度还是效标（直接的）效度；以及（3）研究的结果是有利还是不利于罗夏效度的假设。结果表明，学者对构成效度更感兴趣，他们获得了相对来说更有利于构成效度而不太有利于效标效度的结果。我们不能确信所报道的研究结果可以被认为是期望或预言效应的另一种情形：对要检验的具体假设的选择或对要检验的研究设计或程序的选择，也许决定了有明显偏倚的结果。然而，这项研究至少完成了引起人们注意主试预言的潜在自我实现效应这一任务。

斯坦顿和贝克（Stanton and Baker，1942）的研究也许是最早采用直截了当的实验任务而且可能还改变主试预言的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12种无意义的几何图形被呈现给一组由200人组成的大学生被试。几天之后，5位主试测定被试对这些图形的记忆情况。主试得到了“标准”答案，其中一些是真正正确的，一些是不正确的答案。主试得到明确的警告，要防范与他们拥有答案从而无意影响被试猜对有关的任何偏倚。主试获得的结果与主试对应有结果的“了解”是一致的。假如主试手中的答案是正确的，被试的回答要比在主试手中的答案是不正确的情况下更有可能是正确的。

林赛（Lindzey，1951）认真地重做了上述研究，他向主试强调不让被试知道答案的重要性。他的研究没有证实斯坦顿和贝克的研究结果。弗里德曼（Friedman，1942）做的另一次重复研究也没有获得原研究中所获得的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然而，尽管在这三个实验中只有一个实验获得了这种显著的结果，但我们对之不能轻率地不予考虑。斯坦顿（1942）本人提供了加强他的结论的进一步的证据。他采用了一组无意义的材料，其中10项呈现给被试，10项没有提供给被试。主试分成3组。正确地告诉第一组主试所呈现的10项材料。告诉第二组主试呈现了10项材料，但是不正确的。第三组主试则什么也不知道。这项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主试期望更多地被选择的材料实际上果然更多地被选择。

沃纳和雷布尔（Warner and Raible，1937）在心理实验室做的一项实验与上述研究类似，他们在灵学现象（parapsychologicalphenomena）的框架内解释了他们的研究。这项研究让被试在看不见主试的情况下判断砝码的重量。主试默不作声，以防无意泄密（Kennedy，1938）。在半数实验尝试中，主试知道正确答案，而在另一半数的实验尝试中，主试不知道正确答案。在17个被试之中，6个被试表现出了与误差概率分布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这6个被试在试重时都少有错误，主试对于这些尝试知道哪个砝码轻些或重些。至少对那6位更受主试对正确答案的了解之影响的被试来说，作者的结论似乎是证实了（p＝0.03）。他们不是把这些结果解释为超感觉的现象，而是认为，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某种形式的听觉线索传递给了被试。

施迈德勒和麦康内尔（Schmeidler and McConnell，1958）的研究是超感觉领域里最新的有关研究之一。他们发现，相信可能有超感觉能力的被试（“好人”）比不相信有超感觉能力的被试（“坏人”）更好地完成了超感觉能力的任务。他们认为，主试可能在布置任务时影响了被试的自我归类，从而增加或减少了成功地完成超感觉能力任务的可能性。同样，安德森和怀特（ and erson and White，]958）发现，师生相互之间的态度可能影响课堂中超感觉能力实验的成绩。在本实验里发生作用的机制也可能是某种教师的期望传递给了儿童，从而可能影响了儿童自我归类为“好人”或者“坏人”。

上述表明人际自我实现预言发生的大多数证据都是轶事性的，或者只有一点说服力。巴维拉斯在工业方面的实验是明显的例外。他的实验是一项严格控制的实验，在所雇用的领班心目中实验上产生了不同预言。斯坦顿和贝克（1942）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也可以说是例外；在这一系列实验中引导主试期望被试有不同的回答。这样的一些实验化上述大多数研究提供了更强有力的证据。上述大多数研究表明对另一人行为的人际间的预言是准确的。但是，正如在第一章早就指出的，这样的准确性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证明一种预言是准确的，未必就证明了这种预言导致了它自身的准确性。“太阳将要升起”的预言不是“黎明就要到来”的有效动因。假如一种预言基于先前对所预言的事件的观察，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预言就“受到了真实的污染”了。这种预言本身在它的自我实现中可能或者不可能起作用。

当医生预言病人会痊愈时，我们不能说，医生是否在提供一种篡改过的预言，或者病人的痊愈是否部分基于医生预言所引起的乐观情绪。假如差生是教师期望学得差的那些学生，那么就可以说，教师的预言是准确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对过去成绩的了解的基础上的，或者它可能是准确的，因为它是自我实现的。为了把预言的自我实现的性质和它的非自我实现但是准确的性质区别开来，需要做一些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只采用实验上不同的预言，并使预言不受过去对所预言的事件观察的影响。这是下文要交代的实验意图。这些实验是明确用来研究心理实验人员的假设或预言的自我实现效应这个研究方案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