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岛（章廷谦）同志，现任北大中文系教授，现年79岁。他是鲁迅先生非常接近的学生和战友之一。1978年5月5日，本书作者到北大蔚秀园访问川岛同志，他热情地接待我们，亲切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川岛同志从去年起患脑血栓，卧病在床。最近，我们把这份访问记读给他听，请他审查。他坐起来细听，久病在床上的孙斐君同志（川岛同志夫人）也坐起身细听。川岛同志边听边点头。读完后，他老人家情绪激动，泪流满面，说：“每次想到这些，心情都很激动。鲁迅先生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而且是伟大的教育家。鲁迅初到北大讲课时，许多人并不知道他是鲁迅，完全是由于他讲得好，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与他相对比，周作人当时名气已很大，发表过许多东西，而且的确本领不小，可以在课堂上边读英文书边译成汉语，但他讲得不吸引人，讲课时总用手摸额头，有时甚至讲得人要睡觉。”

我听鲁迅先生讲《小说史》，听了两次，但头一次没听全。他讲《苦闷的象征》，我也听的。发给我的讲义后来在兵荒马乱中全丢了。鲁迅先生在厦大时的讲义《汉文学史纲要》，也从厦门寄给我，我一直保存着，早已献给鲁迅博物馆了。

我是在1919年10月间由山西大学转学到北大来的，1922年在北大毕业。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在校长办公室工作。当时的校长是蔡元培，胡适是教务长。听鲁迅讲课时，我已在工作，办公室在二楼，鲁迅讲课是在二楼东头的一个教室，所以经常有机会去听。

选听鲁迅《小说史》的，教务处都发给牌子，按牌子排好座位，注册组点名的职员看座位点名。鲁迅讲课，有家乡口音，初教《小说史》时，用周树人的名字，听的人未必知道就是鲁迅。后来听的人愈来愈多，本来坐两个人的座位，往往挤上三四个人。当时孙伏园在《晨报》馆工作，也来听。还有住得更远的，也来听。听课的人很多，以致点名的人无法点名，只好画个“全到”了事。

鲁迅在北大讲课，是在下午两点。他经常带一个布书包，黑底红格。鲁迅先生喜欢红、黑两种颜色，并把这两种颜色看做血和铁的象征。

当时的北大，有教员休息室。有好些教师上课慢吞吞地去教室，铃响了五分钟，有的人才去，下课也要迟几分钟。鲁迅先生与这些人不同，他总是准时上课，准时下课。有时嘴上在吸烟，听到铃响，立刻熄了烟去课堂。“摇铃就上，摇铃就下”。鲁迅先生这种准时、认真的作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以后教书，也学鲁迅先生的样子。

当时的北大，规定黑板是由工友擦的。鲁迅先生一生勤快惯了，他从不摆架子，上完课，他一定自己把黑板擦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