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同志，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教授，现任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76岁。他是未名社的一个主要成员，是鲁迅先生视作“老朋友”的学生与战友之一。

1978年5月18日上午，本书作者到天津访问了李霁野同志，以后又作函求教，得到他的热情帮助。

下面是访问时李霁野同志对鲁迅先生的回忆。记录整理后请他本人审阅，他来信热情地说：“记得简明扼要，我无意见。”

在1924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第一次去访问鲁迅先生，出我意外，先生的态度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这之后，我们──我和几个同学──就常去他家了。有一次，我们谈到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作，先生认为这种风气很不好，他建议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出版社，只印自己的译作，稿件由他审阅和编辑。于是，未名社就成立了。它的成员是：鲁迅、韦素园、台静农、曹靖华、韦丛芜、李霁野。六人中，除鲁迅先生外，我们五人基本上都只有中学生程度，外文基础还很不够，各方面的知识也很浅薄，但是先生却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认真负责地培养我们。

先生对我们教育的范围很广，这里就我感受最深的简单地谈谈。

在20年代初期，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刚刚登上政治舞台，这局面，特别吸引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新形势下，帝国主义的走卒们，竭力叫嚷：“救国必先求学!”企图骗取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先生针对“整理国故”的反动叫嚣，曾多次对我们说，自己读中国古书时，心情容易消沉，容易脱离现实斗争，劝我们千万注意。因为那时台静农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我在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上学，我们天天要和中国旧书接触，先生深怕我们上当受骗，陷进泥潭，迷失政治方向。

1928年4月，我因为政治嫌疑被北洋军阀逮捕后，燕京大学的当权者不准我复学；一位中国文学系的前辈，问我愿不愿意留系做研究生，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的这个行动是和鲁迅先生平时对我们的教导有关系的。先生觉得离开那样的大学，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惜，他不愿我“踱进研究室”，希望我进入社会，参加实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