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随着我国教育科学的不断发展，教育学科呈现分化和整合两大趋势。通过与各门学科及自身的不断整合，教育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教育分支学科；各分支学科理论上的相互融合、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又促进了教育学科的整体演进。正是为了适应这种趋势，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发展，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与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共同组织编写了《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

这套丛书的最大特色是以系统的结构编写的，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主编者在教育科学分类方面进行了深入钻研与有益尝试，创造性地提出了反映自己独立见解的分类标准，并初步绘制了教育科学分类框架；第二方面，著作者按照丛书的统一要求，通过深入细致的理论探讨，撰写了一套分支学科的学术专著，为促进、发展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学科建设作出新的尝试。这套丛书是我国教育学界老中青学者智慧与团结合作的结晶，每一卷无不凝聚着众多学者的心血，也正因为此，它为我国新世纪教育科学理论宝库又增添了一份沉甸甸、丰硕的科研成果，为构建新世纪教育科学大厦作出一定的贡献。

一、提出分类框架勾勒教育科学概貌

从整体上看，主编者进行的是一种以系统的结构编写《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的新的尝试。主编者“从教育科学分类学的观点出发，比较有序地从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角度反映教育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我们勾勒出教育科学的概貌，提供了一个较合理的分类框架。这套丛书反映了主编者如下一些鲜明的观点。

（一）提出了有创见的教育科学分类标准

对教育科学进行分类，是从分类学的角度对教育科学本身进行的一种反思。这一方面意味着理智上的本能：从混沌逐渐走向有序。另一方面又反映出教育科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但是，“关于教育科学的分类至今还不够完善，甚至具有随意性。”（参见本套丛书各卷“代序”第1页）

对教育科学进行分类，首先要回答的是：“依据怎样的标准进行分类?”在这一方面，人们进行了不少尝试，形成了众多的流派，也提出了各有特色的分类标准。为能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分类框架，主编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主编者在考察分析了历史上国内外关于以对象为标准、以方法为标准等等不同流派的分类标准的基础上，科以外，所有分支学科都要以教育现象为汇集点，围绕教育本身来组织有关教育的知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学科是怎样以不同的方式来透视教育的。为此，主编者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梳理，沿着教育科学各门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足迹，分析学科形成的内在机制及学科的构成，于是有根据地、有创见地提出了有独立见解的分类标准，建立起一个分类标准的体系。

（二）建立了较合理的教育科学分类框架

为建立一个较合理的教育科学分类框架，主编者对现有的教育科学分支学科进行考察归纳，一方面在认识有关教育科学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分类，以达到主客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思想出发，把通过分析教育理论性质而演绎出来的逻辑结构，与通过分析教育学科的发展与现状而归纳出来的逻辑结构结合起来，使建立的教育科学分类框架更具合理性，同时也避免了主观随意性。

本套丛书所提出的教育科学分类框架(参见本套丛书各卷“代序”第18页)，充分反映了主编者对教育学科本身特点的理性认识与独到的见解。这一框架不仅对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作了合乎逻辑的预测，而且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在教育研究的层面上，有多少可用于研究“人”的问题的方法，便有可能产生多少分支学科；在把教育有多少具有现实作用和影响的实际问题，就有可能产生多少分支学科。从而，为未来的分支学科留下了可供人们填补的位置，为教育科学分支学科分类提供了开放性的再发展的空间。

二、推出学术新著促进教育学科建设

一个多世纪以来，教育科学随着其不断的分化，已经形成了众多的分支学科。且不说有的分支学科发展较早或发展较成熟，有的学科发展较晚或显得稚嫩，单说教育科学及其分支学科的领域之广，课题之多，方法之专，流派之众，绝非某一个学者个人所能全部涉足。按照本套丛书的要求，著作者要写出“从纵向上论述学科发生、发展与趋势，从横向上比较和分析不同流派的观点”，“努力反映学科前沿，同时也体现作者自身的见解”的学术专著，最大困难莫过于构建一个较为合理、相对自圆其说的全书体系，使它能在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之林独显特色。难得的是，本套丛书的著作者大都是教育学界的中青年学者、教学与科研的骨干、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都有知难而进的勇气与深入钻研的功底。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和“三个面向”为战略指导思想，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材料与观点相结合、叙述与评析相结合”为原则，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辨析，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关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材料与观点相结合、叙述与评析相结合”，这不仅是主编者基于本套丛书的性质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主编者一贯倡导的学术研究“参照和遵循的基本要求”。本套丛书的主编瞿葆奎指出，“三个结合”的提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三个面向’为基础的。我们很喜爱恩格斯的话。他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2页)人类历史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人类的认识才能相应地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历史的客观存在，制约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水平。学术研究也应该以历史的客观现实为基础，不能离开现实、脱离历史，更不能用‘逻辑’剪裁‘历史’，用‘主观认识’框定‘客观现实’。材料的积累和占有是学术研究的前提，没有充分的材料占有，那么形成的观点或成为‘空中楼阁’，或属于‘似是而非’，甚至‘差之千里’。但反过来，如果仅仅占有了材料，没有对材料进行剔弊理纷、分析扬弃，没有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形成自己的认识，构建自己的观点，也就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材料占有的功用，没有成为材料的驾驭者。此外，《丛书》要求关注国内外研究成果，具有国际的视野，在介绍国内外相关的流派、观点的时候，要从学科自身的立场出发，做出比较恰当的评析。这三个原则，在《丛书》的撰写、审稿、修改中曾经一再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