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

首先，我并不认为我们这些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工作的人应对高等教育成本上升过快而感到愧疚，至少无须对别人的指责而感到于心不安。别人是在指责我们，说我们挥霍浪费，对所需的管理规则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没有管理好大学。

我的这番话，在有的人（特别是学术圈外的朋友们）看来，似乎是“不够专业”水平，而对我在学术圈内的大多数朋友们而言，这可能是愚笨的辩护。但坦白地说，我对两类朋友感到不满：那些缺乏思考也不了解高等教育事业就对其大加批评的朋友们，那些应该更了解高等教育却把高等教育政治化的人。即使没有这些“圈内人”去告诉大家我们是多么的浪费、胆怯或管理上的无效率，我们的高等教育也有许多政治上的麻烦。

我这种强烈的感受无疑受到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经历的影响。虽然我在高等教育经济学和财政学方面的研究、写作以及教授研究生课程已有二十多年了，但是我在高等教育财政方面最生动的课程来自于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中最大的一所综合类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学院担任九年校长、又在这个系统做了六年的总校校长的经历。当时在这个系统中，我们的学生超过40万，每年的运行收入和支出高达50亿美元。在那15年中的几乎每一年（每个财政年度常常不止一次），我和我的管理班子不得不裁减教师、员工，压缩运行费用（不止一次地解聘我们的终身教授），我们总共裁去了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中的2亿美元以上的费用和大约20%的全日制教工。

但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我，许多学院和大学的教师和管理者都经常感到生活在永久性的财政挑战之中，经常要削减经费、重新分配经费、缩小规模和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许多大学已经极大地削减成本以至于失去了许多，有些甚至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全日制教师，并且也很可能失去了往日的质量。许多学校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革，例如，有一所学校，从一所住校的专为年轻妇女而设的、天主教会的文理学院，变成了一所为非全日制成人学生提供商业或医疗专业教育而设的长期的、男女同校的学院。整个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仅仅是它们中的一员）不仅大大裁减了它们的全日制教职工，而且也已经影响到图书和设备的购买，甚至影响到他们在新领域和新技术上的投资。在部分相对较小但影响很大的私立高等学校，成本和价格确实上升很快，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还是蜂拥而至。这就是这些学院或大学对于家长和学生的价值的主要信号。尽管学费增加了，但仍然可以说，任何学生（至少是包括了那些在传统意义上的入学年龄的人们，那些具备学术能力的人们，和那些愿意为此借钱或兼职打工者）都能够上大学深造，而不管他们家庭的经济状况如何。

于是，我们会问为什么国会、许多新闻媒体、政府官员和许多可靠的、有智慧的和通常是对高等教育很关心的朋友们不断地抱怨高等教育“成本过高”，并且不断地寻找我们在浪费和管理上不称职的证据。而大多数的教师（虽然不是全部）和许多管理者认为，至少他们的部分事业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影响到了学术价值的安危，他们自己也比以往工作更努力。本章主要考察引起高等教育成本上升的原因和与“成本猛涨”相关的问题。

一、高等教育成本的推动力量

有许多方法可以用来描绘推动高等教育成本上升的力量。这里我将提到七点，并将一些详尽的细节留给我和其他许多人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

1．高等教育是劳动密集型的非生产性部门

这就是所谓的“成本弊病”，它是由威廉·鲍默和威廉·伯温首次予以描述的。这个命题简单地陈述了，如果每单位的劳动产出在本质上是静态的话（也就是说，很少让资本来取代劳动），如果每单位的劳动量（为便于分析，这里主要是指教师的工作）实际增加的平均工资与其他部门（这样的部门更容易提高生产率）的这一数字相等，那么，高等教育的单位成本就必然要高于其他部门的单位成本，也高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平均单位成本。由于价格的提高一般反映出了成本的提高，我们可以方便地根据平均的成本与价格之比（这个指标我们通常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测量）来评估任何成本升高的合理性。于是，高等教育（也包括其他类似的劳动密集型事业）的单位成本和学费的增长，不可避免地比所有必须增长的成本或价格的平均增长水平高出50%，事实上也高于通货膨胀率。

2．技术

从理论上讲，技术可以提高高等教育事业的生产力，正如它被应用到几乎每一个生产部门中那样。但事实上在高等教育中应用技术几乎从未降低过成本。它宁愿通过提高产量、产品性质或是产品的质量来提高生产力，这种产品包括学生的学习、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的质量。如果将这种质量上的提高考虑在内来调整我们的“单位成本”的计算（正如我们在计算汽车成本和成本变化时所做的那样），然后相应地调整我们的学费，我们也许发现，即使技术增加了每学分单位的学生学习成本，学生平均学到的东西多了，从而单位成本和“质量调整的学费”都能够保持相同或者甚至减少。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测量学生学习量的增长，即使有，我们也不是根据学习的数量来收取学费，而是根据在学的时间来收学费。因此，技术，即使确实提高了产量也提高了生产力，但实际上它既不能使我们计算的单位成本减少，也不能使我们制定的价格降低。至少在现在，技术仍然使成本上升，因此使学费上涨。

3．专业增多

与许多常规的（但通常是错误的）认识相反，高等教育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主要是通过改变课程计划，甚至是全面改变高等学校的使命实现的。再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比高度竞争的、较少选择性的、职业导向的、地方性私立、公立两年制学院和私立学院更能体现出它的真实性。但是，就是在这些学校，劳动投入是“粘性的”，意思是（在这种工业结构下）那些技能陈旧的教师的辞退和再教育不可能发生在一瞬间。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确实发生了：课程、专业和大多数市场化学院中的教师与他们10年或20年前看上去完全不同。同时，主要劳动投入（教师）的“粘性”，尤其是在改革力度最大的高等教育事业的某些部分，增加了单位成本，因而也增加了价格或者说学费。

4．规则和其他职责要求

虽然越来越多的规则和政府对提高成本的其他要求的作用得到了过分的强调，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规则和越来越多的所谓的职责要求，大大地增加了单位成本，尤其在公共高等教育中。在他们近乎狂热地寻求如何更多地降低成本和减少浪费的过程中，州管理者和立法机关经常设计和利用新的预算和财务报告体系。所有这些耗去了全体员工大量的时间，并且将管理者的注意力从真正学术管理的紧要任务转移到一种很合理但很昂贵的“寻找借口”和“与系统对弈”的当务之急中。

5．教师和管理者追求卓越

再次，与常规的但是通常是错误的认识不同，大多数学院和大学的教师和学术管理者远远没有感到自满。实际上，他们对课程、学院的任务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提高和改善，一直进行着毫不懈怠的探索。毫无疑问，许多这样的活动从工业标准的角度无疑被看成是没有效率的。它总是循环性的，往往会被争论和优柔寡断所阻碍，偶尔也会被自我服务和执行中的自私和缺乏足够训练和估计所阻碍。但这类活动也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就我个人的意见，我希望学术界能永远追求卓越，但这确实增加了产品的成本。

6．市场：满足需要

最后，许多使成本增加的因素，尤其是在高成本、高学费的私立学校里，被描述成令人愉快的事物。这些包括：新的和扩建的体育馆、剧院和其他休闲娱乐设施，新的和更好的居住环境以及一些为学生提供服务的机构，更不用说技术上的不断创新了。以某些挑剔的观察者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设施就是多余的。这些场所和设施不必要地增加了成本和学费。但是，它们恰恰是迎合了感知能力很强的学生和家长的要求。市场经济对价值的另一项测试是消费者的需求。那么，学生和家长是否已经作好准备来支付价格呢？在这一点上是有争议的。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对收费的私立学校提高学费的做法提出批评的人，在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是大声疾呼要保护解放的市场。

7．转移成本负担

政治上对所谓的高等教育成本的关注似乎少于对高等教育潜在成本的关注（这种潜在成本上升了，却非常地不均衡），但却超过了对高等教育价格的关注。私立高等教育价格在80年代增长迅速，但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公立学校的学费却增长更快。同时，公立学校学费上的这种增长与学校的管理无关，但是却与政府官员和立法机关决定以学费收入替代税收收入相关，于是就有目的地将公立高等教育的成本从普通纳税人的身上转移到了家长和学生的身上。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公共政策决定。但是，一些政治家们倾向于用批评公立学校的浪费和不善管理来掩盖他们的决策。这样只是增加了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和校长或其他领导者的政治上的压力。

二、对成本失控的各种指控

只要我们关注的是高等教育的成本而不仅仅是价格和学费，那么至少有五项不同的关于成本的指控是瞄准高等教育的领导者的。

1．挥霍与浪费

指控大学和学院的浪费：可以用较少的成本（通常是用同样的方法和技术）办到同样的事。对挥霍的指控使人们想起对教师和员工不必要的和过度的支付，不必要的资金支出，不充分的成本控制以及诸如如类的事情。

2．轻重不分

指控大学和学院正在做的事情，当成本上升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正当的或者至少是可以解释的时候，对大学和学院正在做的事情，关键是它们正在做着过多的、并不重要的低优先权的事情。

3．胆怯或者是不愿进行根本的改革

采用新方法（最终低成本）需要对生产过程本身进行根本上的改变（“重构”），指控大学和学院在管理上不够大胆，缺乏想象力，没有用强制力来影响这些根本性的改革，并认为，如果做到这些，大学和学院是能够获得更高效率的。

4．对学生消费者不敏感

当成本（尤其是成本增加时）被认为是合理的或可以进行解释时，一些学生（特别是那些很可能会因为学费的增长而受到阻碍的学生）会攻击自己的学院和大学，说它们并没有作出那种所提倡的不寻常的牺牲，在经济和社会公平上也没有作出努力。这当然成为一种指控。

5．过度销售或过度地招收学生

指控我们已经过度地销售了我们的产品：我们正在接受并且教授过多的“边缘”学生──由公众支付并且预期只有较少的成功机会。

三、为高等院校成本和价格所做的辩护

像任何多方面的指控一样，在所有这些指控中，只有少量是真实的。但是，总的来说，对高等教育成本失去控制或学费并不反映真正得到的价值的控告是过激的而且大体上是错误的。对上面列出的每一项指控都能够而且应该能够进行辩护，虽然不能使每个人满意，但是在为高等院校的辩护中应该说明，人们对成本的攻击多于高等教育机构所应该得到的。

1．我们挥霍和浪费吗？

最常见的指控就是对肆意挥霍或者是浪费的指控。对于这项指控最通常的辩护就是解释为什么高等教育中的费用如此昂贵，或者解释高等教育的“低产出率”和“成本病”为什么会使节约如此困难。但是，一个更好的答辩也许仅仅是反驳最初的批评。实际上，潜在的生均成本或其增长速度，既没有过分，也没有以过度的速度增长。这些成本在立法上属于公共政策事务。在公立的社区大学、公立的综合性学院和大学以及地方上的私立学院和大学，工资已经普遍地落后于一般经济的经济领域，许多州的专职教师和员工与学生的比率已经下降了，这是一个清楚的生产力提高的实证。

在公立的研究型和博士授予大学，毫无疑问，有一部分生产能力较差的教师和管理人员，他们的努力工作仅仅在于组织机构的维持和解决非常小的问题。这种批评产生不了多少可以确实提高生产力并节约公共资源的特殊的管理行为。在这些公立的研究型或博士授予大学校园中，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任何降低公立研究型和博士学位授予大学较高的生均成本的做法，都可能会遭到激烈反对，反对者不仅仅是学生、教师和校友，还有地方长官和议员，这些人大都强调大学的学术性。

●成本的实际降低是通过广泛地用便宜的兼职教师替代专职教授实现的。

●在许多公立学校，来自于学费、研究经费和积极募捐资金的增长的可选择性的收入，已经取代了过去靠税收的支持。

●公立大学几十年来一直在追求规范的产业运作方式，例如，提前退休、合同承包、分散预算、电子交易和记录、大家共享的网上图书馆，以及积极主动充满创新精神的市场营销，这些方式还将持续下去。

事实上，关于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培养本科生很昂贵的地方的假定，也许不如通常人们相信的那样真实。研究型大学已经想出了降低培养本科生成本的办法。简而言之，这些方法适度地提高了生产率。但这恰恰是经常被公众强烈反对的方法。例如，由研究生担任助教进行大班教学或由助教讲授导言性的课程。至于对这些大学基础成本的合理的批评，对用本科生的学费来资助研究生教学或开展科研工作的做法提出批评或许有道理，批评研究型大学不恰当地录取本科生也是正当的，因为这些本科生在其他高等学校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服务。

一种与众不同的辩护，非常适合针对所谓的“高目标”的提供者即那些私立大学和学院具有这样的特征：高成本、高学费、充足的学校财政资助、大量的申请者和相当大的选择自由度。这种辩护只是一个简单的市场标准──我们的经济中最突出的价值信号。是的，这种高价（甚至更高成本的）的大学和学院拥有较多的教师，却教较少的学生，并且拥有较大规模的支撑系统和较舒适的休闲娱乐场所。这看上去似乎超过了对应同样数量的学生所需要的程度。虽然，它们通过巨大的社会捐赠可以获得对每个学生的隐性补助，但它们仍然会收取超过部分学生家庭愿意支付的学费（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成本，正如早先提到的，是用于住房、膳食费用、书籍、娱乐和其他生活上的花费。无论如何大部分学生都享受了，并且一部分或大部分是由父母支付的）。但是，主要的理由是，虽然有价格更低、质量不错的高等学校可供这些家庭选择，但他们仍然排队付费去上高价学校，还包括大量的学生负债的情况，因为他们相信物有所值。又因为在这种选择中没有公共资金的介入（除了据学生家庭状况需求决定的财政资助，在公立的大学和学院的学生都有权利选择这些财政资助），所以，似乎没有理由认定基础单位成本或学费（虽然可能是价格性的）是一个有根据的公共政策问题。

2．我们的钱花错了地方吗？

一项轻微的却从实质上与浪费不同的指控是我们花钱不当，或者是没有把钱花在刀刃上。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对资源的分配中（或是所谓的错误分配），也可能发生在大学正当合理的多产品的成果中，例如，学术研究、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教学（确切的说是学习）、服务（对学科的服务和对社团的服务，甚至对私人目的的服务）。当然，对大学来说，产品多样化并不是独特的，跨线补贴以及上述产品的附带产品同时带来的产品也不是独特的。什么是独特的呢？独特的东西就是引起别人对我们放错重点的指控的东西，即缺乏一个普遍的、无争议的、容易测量的和明确的度量方法，例如，对利润的贡献。一家商业机构必须运用单一的度量方法去测量它的每一个产品的利润。但大学做不到。并不是因为不想或是不知道如何去做，而是这样的做法不可能办到。但是，随着商业会计新方法的发展，对历史上的学术进步的价值进行比较还是有可能的，虽然是困难的也会有争议。例如，可以用本科毕业生的产出进行比较，可以用将基础科学的进步对应科学的运用来比较，可以用传授给有就业风险的年轻人的学习的增量来比较。但这仅仅在叫做“学术标准”的评判下才有可能，而不是由像美元这种清晰、明了的常见标准所能说明的。

对“轻重不分”的更严肃的批评，并不是说一种公认的产品（如研究）优先于另一种（如教学），无论这些重点是多么地有争议。而是说，资源和注意力被用在了根本不是最终的产品上，显然只仅仅用在了一些中间产品上，例如，组织的维护和稳定，解决一些无关紧要问题，或仅仅是组织本身的扩张（个别案例中也许更糟）而非产品的提高。这也许是对大学和学院管理和成本过高最中肯的批评。

3．我们害怕对资源进行根本上的重新配置吗？

在对胆怯的指控之下有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大学在管理上过分追求了教师和管理者的舒适和利益，不像商业上的那种做法。工商企业至少在理论上是为了股东的利益进行管理，它们（如果真正成功的话）会毫不犹豫地解雇老工人，关闭一个工厂，把工厂搬到墨西哥去，丢弃或添置一整条生产流水线，以此来增加收入和降低成本。

对胆怯的批评也有一些合理的地方。许多（但决不是全部）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系主任对教师的敏感和关怀所采取的方式是商业中或其他公共机构中所没有的。这种敏感性与教师的具有影响力的角色有关联，却不是所有大学和学院的典型的做法。事实上，有一种“权利分享”的连续变化，是从一端向另一端的延伸。一端是独裁，在这一端教师委员会根本就不存在或至少是不起作用（虽然有强大的教师工会存在），而校长控制所有的决策并指导所有的组织行为。另一端是学院派的甚至有点“顺从”的一端，在这一端，教师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甚至是决定权，不仅仅是在课程和与教师职位提升有关的事务上，而且还包括对教师工作本身的确定和指导。但是，并不是管理上对教师的顺从导致了较高的成本或学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事实上，也许是充足的财政收入（从社会捐赠中得到的、当前赠与、研究经费等）使一些大学能够继续实行奢华的教授治校，而不太考虑（或者拒绝）进行根本的变革。与此相反，对一些学院来说，若接受的捐款不足、依赖兼职教师、招收学生没有选择的余地、更多地面向变化不定的市场，这一切就会使学院耗不起共同决策的时间，也承担不起共同决策中经常发生的决策失误的代价。在这种解释下，作为董事、政治家、商人，就会认为管理上的胆怯也许是对管理风格的有目的的选择，这种管理风格与大多数有威望的、成功的大学和学院相联系。很明显，一种管理风格不会导致大学目的的根本变革，也不会迫使教师的生产性行为发生改变。但是大多数的大学和学院并不需要突然改变其使命。在让他们提高产出的名义下，优秀的教师也不会容忍让校长、院长、董事们直接管理专业问题的行为。

4．我们对最贫穷的学生（或潜在的未来的学生）所面临的财政困难无动于衷吗？

显然，高等教育是一项昂贵的事业，至少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认为，不论是从它本身（也就是成本）还是从价格、学费上来看都是如此。无论人们是否希望其收费，它都太昂贵了。当然，大多数的高等教育机构有可能以较少的生均成本和较少的学费提供教育机会（暂时不考虑学术和其他一些合理的重要产品）。至少从直觉上我们知道有一些学生（也许是许多学生）将从高等教育中获益，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社会也将受益。一些学生因为花费太大（高收费低资助）而上不了大学，即使是其他原因，如较差的学术准备和无兴趣等，也能够造成他们不能接受高等教育。我们也知道这些上不了大学的学生不成比例地来自于低收入家庭、非洲裔美国人、拉丁美洲裔美国人和美国印第安人，他们年龄较大，甚至在高中阶段就辍学了。最后，我们知道，没有经过高等教育阶段，成为中产阶级的机会将会大大地减少。

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不均衡是如此的巨大和不公平，以至于它的减少，即居于不利地位的人口中大学参与率的提高，是否一定会从实质上取代所有其他的在高等教育中对财政收入分配的标准，包括一些常见的像教师的学术水平、对常规进入的学生的偏好之类的标准。在这种结构下，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就是一个被误放优先权的最极端的例子，一些人会说所花的大多数的费用（至少是在由公众支持的高等教育）都被浪费了，只有等到非常不平等的入学比率变得较公平时为止，至少达到通过改善资源配置从对制度的支持到对学生的帮助。在这种要求之下，这样的重新配置既不能使削减预算者满足，也不能达到暂时的“效率”和“生产力”的标准，但是却获得了一种新的优先权，在社会经济阶层看来更接近均等的入学机会，这种均等至少可以通过内部的资源调整、财政资助来达到极限。

但是，作为最终结果的“高学费、高资助”的政策具有严肃的实践和政治责任。尤其是当统治者和立法者喜欢“高学费”部分但不太喜欢“高资助”部分的时候。同时，我们对这种“边缘学生”的入学行为也缺乏了解。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上大学的决定、上哪所大学、是否坚持完成学业都还未作出决定，他们的决定很容易受到学费和财政资助变化的影响。显然需要增加对贫困生的财政资助，而大多数批评家在对高等教育的“浪费”和“成本失控”做演讲或写文章时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显然，最聪明的和有强烈动机的学生，尤其是，如果他们来自富裕家庭，将继续进入最具有选择性的大学深造。如果公立大学仅仅是为了将最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对贫困生和犹豫不决的学生的财政资助中，断然丢弃了所有其他的传统投资的优先次序，确实不会实现更大的平等。那么，针对“无动于衷”的指控的一项尝试性的答复就是：这项事物，无论它有多么的重要，决不可能是一件可以用改变高等教育支出的优先顺序来解决的事情。

5．我们过度销售了我们的产品吗？

过度销售作为一个过度成本或浪费的概念显示了许多惯例，所有的这些提醒批评家们，并不是在每个学生身上花费了过多，而是招收了过多的学生。例如，一些美国的大学和学院招收的进行大学本科课程、包括那些两年的转学项目学习的学生中，有一些学生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可以被称为“大学学习”的地方都被认为学术上是不能接受的。尽管他们还没有掌握从学术性中学毕业所应有的知识，他们在美国仍被接受进行学士学位的学习。部分所谓的“浪费”是美国的大学和学院需要进行补习教育。这种“回炉”教育被批评人士看成是“为相同的教育两次付费”。

另一部分所谓的“浪费”（主要对非选择性的学校来说是真实的）是高辍学率或毕业率低。2英国用“损耗”来表达“辍学”的意思，暗示着获得低于高等教育的第一级学位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不仅对学生而且也是对纳税人而言的。对那些最终从高等教育中获得利益的人来说，获学位时间的延长常常伴随着获得该学位的学分的过度，被批评家们认为是对时间和资源的浪费。

这个对“浪费”的批评大部分被简单地夸张了。例如，某些公立高等教育系统为了对某些核心学科进行补救而拒绝某些学生进入与之相关的高级学院。董事们或州长们对此提出的批评，是因为他们对在社区学院或在当地的学校系统中进行的、对准备不足者给予的补救性教育感到满意，而大部分的钱是由纳税人支付的。但是，在大学中进行补充教学的真正的生产成本──一个主要的作用是学生与教师之比，教授或教师的平均补贴没有必要再高于社区学院或高中。实际上，在高等学校阶段，补充教育总是由助教或研究生或非终身教师来完成的。而在高中或是社区学院，则由付给较高津贴的正规教师进行。

另外，我们不知道社区学院或“夜校”，是否会比学士学位授予大学给学术准备不充分的学生传授更多的知识。这些被接受的“边缘学生”也许准备得不够的部分原因，是他（或她）完全没有被高中的教育气氛所感染。如果是这样，那么很可能夜间大学会有相同的“感觉”，附近的社区学院也是这样。显然，我们有必要更多地研究什么样的学校环境能够针对不同的“边缘学生”或“缺乏准备的学生”，以便更好地传递知识。但是，如果可给这个学生第二次机会，这“第二次机会”可在大学或学院的适当专业更加成本有效地进行，我看大多数人还是会赞成的。

最后，关于高等教育挥霍浪费、过度销售的指控（实际上，过度招收学生），能从美国高等教育所提供的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入学率和“第二次机会”来找到答案。我们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当在美国的“大学准备”被家庭、学校和邻居的社会经济环境所深深影响时。实质上，“敞开大门型”的高等教育给人第二次或第三次机会以获得高等教育的成功，确实是昂贵的。这些特征也许有助于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高等教育对人提供的经济和社会的机会越来越重要；

●传统的为进入大学所作的准备与社会经济阶层和种族继续相关。

四、结论

所有的高等教育都是昂贵的，像其他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一样，它的单位成本将继续增加，稍微超出生活成本的增长速度。如果财政收入也以相当的速度增长，高等教育成本将以快得多的速度增长。所以当财政收入不足时，高等教育能够寻找节约措施，削减成本。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成本失控”，尤其是在公立高等教育方面，它们的成本—效率比是合理的。

大学和学院自然尤其应该警惕成本上升（无可否认，应该比过去更警惕），由于这项事业以劳动密集为特征，以合理的、多项的、却难以测量的成果为特征，以它主要的生产者（教师）的职业本质、以教师花费自己大量时间但却效率极低地参与各项决策为特征。公众对生产力和成本与效率的新关注所带来的压力大体上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大量充分的证据证明，许多或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的高等教育既管理得很好，又有特色，尤其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一个对大学和学院领导者的较中肯的辩护将受到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