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跨入21世纪之际，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一些特殊的挑战。中国正在起步发展大众高等教育，与此同时，经济与科学的全球化使得中国大学必须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怎样才能同时提供入学机会与质量呢？大众高等教育怎样资助？谁来支付费用？中央和省级政府如何处理新世纪的高等教育需求？中国大学能够获得必要的自主权以便自己找到解决这类问题及其他问题的途径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中国大学在对世纪的世界竞争中能否取得成功。

根据青年人口进入中学后教育机构的比例，中国一直保持着精英高等教育系统。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维持在10％水平。许多其他亚洲国家的适龄青年人口入学率都是中国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美国超过50％的适龄青年接受中学后教育，许多欧洲国家为其三分之一以上的适龄人口提供中学后教育。两个原因导致了高等教育扩充的必然产生。数量不断增长的人口对作为改进生活和经济机会的一个途径的高等教育入学提出了需求。中国日渐复杂和技术含量不断提高的经济也要求给更多的人提供教育机会──并且还需要高质量的教育。

在中国面临着高等教育扩充的同时，她还必须确保至少有一些大学能与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竞争。如果中国要拥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她就必须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她的最杰出大学必须成为世界科学与学术系统的一部分。这些院校必须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思潮、科学信息和知识保持开放。在竞争性世界中建立与维持顶尖大学所需费用高昂，并且这些大学需要相当程度的自由与开放。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科学与学术系统的一部分。在1997年度，4.6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更多的留学生到了其他国家。另外有1万名中国博士后学者到了美国。在过去10年中，美国大学毕业的65％的亚洲籍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生留在美国。对中国来说，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回国、与仍在国外的留学生建设性地进行工作，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通过国际互联网和其他途径，中国科学家和学者已经置身于国际科学圈中。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中国的学术系统必须与国际科学共同体建设性地进行合作。

建设一流大学并非易事。它不仅费用高昂，而且要求大学获得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全球最杰出大学都有这样一些特征：给予学者们开展其研究的很大权利，学术自由的氛围，一定程度上的院校自主权。大学应对各自社会负责，对资金提供者负责，因而大多数国家在大学的自主权与责任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论争。中国大学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就必须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尽管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和不断发展的经济，而在科学与学术方面她仍然亟待进一步自主发展。由于世界知识系统的不平衡，这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差不多全部重要的科学杂志和出版公司都在少数西方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主导着国际互联网，掌握了全世界大部分研究与发展经费。进一步说，科学正以日益增长的高速率发展，并且大多数增长发生在主要西方国家。这意味着中国的科学与学术必须在一种科学技术不平衡的背景下发展。

中国的学术扩充也将在其学术系统内部产生更大的不平衡。这也是必然的。并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能成为高声望的研究机构。任何一个学术系统都是一座金字塔，在这一金字塔中有少数顶尖大学，为数众多的是服务于各种需要的其他院校。在声望等级普遍出现在不同学术系统中时，多样性确实是必需的，不以研究为中心但为更多人提供高等教育的院校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有价值的。

二

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着这样一些挑战。当然，这些问题也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它们是那些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现代化的国家中的普遍现象。中国能够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中学到什么？实际情况是，大学是国际性机构，拥有来自欧洲的共同历史渊源，并且又受到世界科学系统的影响。同样作为事实的是，大学具有深厚的民族传统，同时成为国情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大多数国家，在国家需要与国际潮流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张力。中国的大学和中学后院校多源于西方模式，并且在过去的一些年中受到了国外的影响。与此同时，它们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现代历史，并且切实成为当代中国的组成部分之一。

比较,能够提供其他国家和其他经验的思想，但照搬外来经验差不多一直是一种错误。比较视角是一种批判性视角──它意味着审慎地对经验、模式和实践进行评价。外来经验在提供负面范例作用方面差不多与提供正面范例一样经常出现。这是因为，来自一个发达国家享有盛誉的大学的经验移植到另一国并不一定有效。这样，在来源国有效的经验到了中国可能一无所用。因此，比较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但它是一种需要运用审慎思考与分析来使用的工具。

许多人向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寻求思想和模式。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美国是最早发展大众高等教育系统的国家，并且有着应对大量学生和学术机构的差不多一个世纪的经验。美国还有许多世界领先大学，她无疑是重要的科研生产者。毋庸置疑，美国学术系统有许多令人感兴趣的、有价值的成分──研究组织设在大学而不是独立的科研机构中、跨学科科研与教学中心、本科生通识教育、社区学院，等等。与此同时，许多美国专家对美国学术系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例如，现在有一种趋向，即给予资深教授较高评价，对终身任期制提出了某些批评。社会各界要求大学与学院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并且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

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特定地产生于美国经验，不能轻易移植到国外。毕竟，美国高等教育系统自身也吸取了德国和英国的经验。国外专家也许能在思考本国问题的解决途径方面发现某些美国经验有价值，但他们极少有可能直接移植美国院校和思想。事实上，中国审视本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的经验以寻找直接相关经验也许更有意义。

《比较高等教育》一书的写作是为了提供观点和视角。我希望中国读者对这些观点感兴趣，并提出批评性的、建设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