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讨论显示，港澳在语言与教育领域存在着某些类同及差异以及一些悖论。本节将会因对这些悖论作出阐述和分析。

在回归前的不同发展阶段，英国政府相当着重香港的英文发展情况，而葡国政府也同样强调葡文的重要性。在港澳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语言成为一种社会分层和控制的工具。然而，英国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与葡国的不尽相同。英式教育政策较具干预性，而葡国政府直至19世纪末一直将教育置于教会和民间办学，甚至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仍然在教育方面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英葡两国曾经推动中文教学和应用英文或葡语学习的教育政策，但在这方面香港地区比澳门地区较为主动和进取。

在回归前期，其中一个悖论是香港政府欲求加强学校（特别是中学）的中文而非英语教育的比重，但有感于政府的合法性和能力所限，未能影响家长改变意念。香港政府强制上述的改变，但遭到强烈的反对。相对来说，在过渡期的最后时刻澳门政府却要强化葡语在教育中的地位，而不顾数世纪以来葡国政府在过去对澳门教育长期缺乏关顾以及葡语在华人地区的局限性和国际间的普及性。这些对照有助于我们了解港澳的经济文化虽然十分相似，两地政府其实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府的不同抉择对过渡的性质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部分看似矛盾但却是事实的，是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葡语成为官方语言和保持50年不变地位。以上模式所得的结果是，虽然澳门较香港更早进入管治时期，但在回归后其转化过程较香港晚而且仿效香港模式，让葡语提升至特区官方语言的地位。

再者，另一个矛盾中的事实是，澳门的市场力量带动了英语的（香港教育的官方语言）发展需求有甚于葡语。在19世纪开始，土生葡人家庭已经开始寻求学习英语以增加到香港谋生的机会。因此，在这段历史时期，澳门虽然曾受到香港发展的影响很大，而在20世纪初逐渐减退，但在回归之前的一段时期它的影响再度显现。

然而，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澳门一方面塑造了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也融入全球化经济的巨流。近年来，澳门对英语的需求并不反映像香港般的心态──把英语视为官方语言，它反映澳门视英语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因此，澳门学生学习英语并不一定要与香港联系，他们仍可透过印刷品、互联网、电影和其他媒体从世界各国或各地区中去获取信息。再者，一个相关的议论也适用于香港特区，虽然它与英国的联系并不如前，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正日渐扩展。这些联系不仅包括英语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也有其他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地区和国际商业活动的范畴。另外，港澳有许多学生前往地区之外升学。直至20世纪90年代一些寻求以中文为学习媒介的学生多选择中国台湾地区，其后前往内地留学的学生也不断增加。至于那些追随英语教学的一群则主要前往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等。

以上讨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英语作为国际语言是否成为一个新的影响力量，Phillipson（1992）和Pennycook（1998）曾讨论这一问题。在某程度上，当新的社会分层和控制形式出现，我们可以推断新的模式将取代旧有的模式。正如Tikly（1999，pp．616-617）指出的，一些新的概念文献需要与全球化理论互相融合，才能全面了解各种不同力量的作用和对教育过程的影响。在香港，大学使用英语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需求有密切关系。这些压力也见诸于澳门，而有趣的是它们与国家框架的内部力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澳门科技大学在许多校务活动中使用普通话，是因为校内大部分行政人员、教学人员以至学生来自内地。澳门科技大学已经在地区、国家和世界的汇流下寻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处。香港的高等院校同样吸引了内地的学生和教学人员（但行政人员很少），不同之处是其运作方式是高价的市场回报给予受聘者，以及校内较强调英语而非普通话。

在另一层面上，普通话的降临被某些人视为一种塑造社会分层的势力。母语教学的拥护者面对广东话与普通话的竞争愈来愈激烈以及特区政府对两文三语的政策目标等这些都成为香港社会的重大挑战。正如Lai和Byran（2003，p．236）所观察到的：“将普通话加入到颇具争议性的母语教学中，使得社会的语文情境变得相当难于应付和复杂。”

如果说香港的语文情境复杂和不易应付，澳门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澳门除拥有香港因素也有葡国的因素。为保留葡语，澳门政府所付出的代价不少，但基本的考虑是要符合《澳门基本法》的要求。葡语对澳门的身份象征有其独特作用，亦可促进与葡语国家的联系。因此，尽管先前论述有关葡语在国际地位的局限性，澳门特区与葡语地区的联系仍然有保持的必要，而且也被北京视为澳门的一项优势。我们可以这样分析，回归祖国后澳门察觉到自己处于一个自由广阔和多元层面的体制框架下运作，澳门特区执政者致力于把历史遗留下来的包袱变成为一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模式。

另一项看似矛盾但却是事实的情况是，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强调中文的重要性，但也同时十分重视英文。在特区政府所实施的各方案中，“以英语为母语的英文教师”（NET）计划是其中的一项，它类似回归前的香港政府于1987年所举办的一项“外籍英语教师计划”（EETS）。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香港特区政府支持NET计划也许显示了一些我们所未料到的有关历史延续性方面的事实。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虽然香港特区政府要求大部分学校以中文教学，但是特区政府对香港学生入读英语国际学校同样支持。以上行动可能被视为一种实事求是的政策。国际学校给精英阶层提供了一个安全阀和多元化选择，降低了对主流教育制度的不满。舆论认为，上述对主流学校的安排是个幕后机制，使特区政府能维持社会分层，纵使相反的情况却在发生。总的来说，本章分析语言在教育上的应用方式。显示背后有其复杂性和各种近乎矛盾而可能正确的悖论；回归前，香港和澳门政府各有其不同的政策，并且高级阶段的教育系统与低级阶段的教育系统并不总是能互相协调一致。在回归之后，两地在某方面都加强了中文（特别是普通话）的重要性。更确切地说，港澳两地根据其特殊情境和因素而各自有其独特的发展模式。两地必须抓住机遇加强广东话和普通话，同时也要给英语寻找适当的位置，其中澳门特区面对的还有葡语的复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