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农村教育的呼吁、探索和改革许多年了。从实际现实中我们产生一个疑惑：农村教育受到了足够的重视，为什么还如此落后呢？我们认为没有解答好以下几个根本性问题是造成农村教育落后的主要原因。

我们办农村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为广大农民群众服务似乎成为必然答案。但是怎样才算为农民群众服务？农村教育定位在何种层次、何种方面？却不太清楚和准确。虽然我国一再强调农村教育要为农村的建设服务，但由于对农村建设方向的认识和把握有所不同，即有工业立国或农业立国的争论，也就有了农村教育发展目的的摇摆。再者，农村教育过于强调对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适应，而没有注意到农村的经济社会模式仍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从而对通过农村教育改善农村面貌的认识不足。在小农经济观念中，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拥有财富的人，大抵是不仁不义之流，这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简单农业思维的反面证明。许多城里人，尤其是领导阶层，是从乡间来的，他们也对城市生态产生怀疑，有一种强烈的“客居”感，思想方式还植根于农业文明中。最显著的例子是让城市居民和工厂成批地下放到农村，把乡村一点点剥蚀。直到60年代末期，这种非城市化运动达到高潮。紧接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就否定了城市在知识层面上有延续和继承的必要性。这一切无疑都是一种把直接的农业生产看成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的小农观念在作祟。当时把农村教育定位在为农村服务，固然不错，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以封闭落后的农村现实为依据。于是，就出现了在整个中国，无论城市或者农村，教育科目都以农业文明为旨归的现象。虽然我们也曾宣布要建设以“现代化”为标志的工业文明，但很快就转向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思想改造运动。定位出现了偏差，才使我们的农村教育走过了许多曲折和弯路。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教育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金榜题名，成为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通过高考跳出农门更成为许多农家子弟的现实追求。演绎出许多人间悲喜剧，升学率便成为衡量教育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农村教育为自身服务的功能一度被忽视了。80年代后期，人们开始注意到农村教育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升学的毕竟是少数，而由多数人陪读是不公平的，于是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最著名的是“燎原计划”的实施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毫无疑问，这对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挫折，其中最根本的是农村教育的定位问题。根据我国国情我们应当把农村教育定位在城乡一体化上，离农不离乡，建设农村小城镇。

培养什么样的人为农村服务？

这是事关教育方针的问题，是指导教育工作的总方针和总方向，它决定着教育性质、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的规格。同时，教育方针是办学育人的政策依据。新中国各个时期的教育方针都与特定历史背景密切联系。1949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内容。以后历次教育方针的制定都以“为人民服务”或“培养接班人”作为内容。其实，“人民”“接班人”都是政治化的术语，每一历史时期都有特殊的界定。具体说来，建国以来我们一直把人的政治思想、道德水平，尤其是政治素质放在首位，作为教育的核心，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出在对政治的理解过于狭隘，尤其是受封建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往往把上级指令作为政治的代名词，一味迎合上级的意图，不顾农村的现实，甚至出现不管百姓死活的错误。农村教育中的这种政治化的做法不仅违背了办教育的初衷，而且极大挫伤了农民群众办教育的积极性。我们还一度把专业教育与政治教育对立起来，以为代表政治思想的“红”与代表专业的“专”是对立的，从而有了“又红又专”的提法。目前这种二元论思维模式对农村教育方针的影响日渐势微了，但在农村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方面，没有新的突破，而是陷入了另一误区：似乎只要涉及农村教育改革，就是应当在种植或养殖方面作文章。这固然不错，但毕竟只是农村教育的一个方面。我们认为以农产品的深加工作为切入点，把现代化工厂农业或称车间农业作为农村教育的引擎，把服务行业作为引领农民向非农业转移的支柱产业才是解决农村问题、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也就是说，农村教育培养的人才不应只是专业技术人员，更应当全面发展，成为现代农村社会的创业者。目前通常的做法是把基础教育与成人教育分开：基础教育有全国统一的内容、方式；成人则以短训为主，以技术为主。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办学的重点，其投入和管理也比较完善；成人教育既无严格规程，又无充分投入，忽视甚至被蔑视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实践证明，把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起来，把培养人才与促进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把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结合起来，才是农村教育发展的方向。以什么方式培养人为农村服务？

建国以来我们对农村教育的方式进行了多种探索。例如，建国初期的冬学、大跃进时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文革前的“两条腿走路”、“社来社去”的“朝农经验”，直至最近的“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总结这份遗产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须明确的是：第一，中国是地域广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农村教育不必要也不可能整齐划一。有些人可以花费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元上贵族学校，而有的人则因交不起几十元的学费而辍学；有的学校已实施寄宿制和24小时供应热水，而有的学校连教师用的粉笔也买不起。我们不能一味地抱怨社会的不公，或以鸵鸟政策、消极的心态对待这一社会现实，而应从教育入手，以科技发展带动农村人口脱贫致富。第二，必须从传统的种种做法，尤其是所谓的“勤工俭学”──不应从事劳动的少年学生去从事劳动，而应当从事劳动的青年大学生却未必参加劳动中解脱出来。我们以往对农村教育方式的探索多从农业立国的角度，以为让学生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就能热爱农业，发展了农业就能圆千百年来的强国之梦，实则大谬。发达国家皆是工业化国家就是有力的证明。在劳动成为惩戒人的一种手段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参加劳动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兴趣，更是可笑。知识经济的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如果还以陈腐不堪的小农经济的眼光看待农村教育，以陈沿数千年的做法对待农村教育，那么我们面对的将不是能否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而是差距愈来愈大，最终被淘汰出世界的格局。第三，农村教育不应是贫乏的教育。有人认为农村教育不需要太多的投入，不应与城市教育相比，只能因陋就简地发展。他们无视农村职业学校中比比皆是的书本上养猪、黑板上种庄稼的无奈现实，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就是这一现实的始作俑者。以落后的教学方式培养先进的生产力，无异于痴人说梦。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农村教育和经济发展的“瓶颈”，增加农村教育的投入仍将是一项现实需求。第四，必须给农民看得见的实惠。农民是最讲实惠的，在他们看来，有高深的知识固然可以成为人才，没有多少知识也不一定成不了人才。只要头脑灵活，点子多，懂技术，善经营，能发家致富，也是了不起的人才。农民目前基本上接受了小学教育，小学教育也成为儿童自身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更多农民认为，普通教育并不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农村教育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不在于农村教育本身，而是社会结构的变革!

建国以来我们实施了城乡对立的二元模式，并且以户籍制度、用工制度把人死死地束缚于所在之地，对农民更是如此。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走出农村“围城”的人，都体会到了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巨大差异，也普遍缺乏对农村文化的认同。尤其是文革中的上山下乡，使得众多“知青”不仅体察了农村的封闭、保守、落后，也参与了种种失败的农村改革。这已造成社会上对农村、农民普遍的“解读”。在这种状况下，虽然我们竭力提倡知识下乡，而且提供了种种便利，但至多是蜻蜓点水，无功而返。80年代初期，在高校毕业生分配方面我们提倡大学生到农村去，但应者寥寥。我们也曾提倡在农业中学中招收大学生，但必须是毕业后回到其所在地，开始应者如云，但毕业时绝大多数想改变去向而且多数已经成功。目前这一试验还在探索中，不过仍是步履维艰。在城乡二元分离的境况下，某些人往往以救世主的施舍心态，以领袖角色俯瞰农民，在他们眼中，农民往往是愚昧无知、自私自利的，只有强迫命令，甚至是威逼利诱才能奏效。农村教育也是如此，但结果适得其反。显而易见，即使有些人对于保留以城乡两种户籍制度为特征的城乡分离的体制有千般理由，然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大潮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城乡一体化是世界和中国改革发展的大势所趋。在二元论思维模式下，城乡对立只能愈演愈烈，贫富差距只能越来越大。只有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才是改革和发展农村教育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