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必须承认，教育众学科渗透到以前专门由教育学支配的天地，在当代教育学工作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认同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只要存在，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加以克服，因为正是由于目前的学科复杂性，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教育学。另一个助长这种危机的因素，是对传统上支撑教育学的哲学基础失去了信赖。教育目的的相对化，以及对教育理论或实践不愿深入思考，使得本已受困扰的教育学阵地更加摇摇欲坠。教育学缺乏坚实的哲学基础特别是道德哲学基础，增加了教育学家们的原已非常强烈的紧迫感，迫使他们急于寻找新的基础。

在那些可能的新基础中，有人想到了比较教育。相对主义的环境，有助于传播这条途径完全有效的观点。既然统计学能证明年轻人和成年人的道德行为，既然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可以成为行为规范，教育为什么就不可以有规范呢？根据这种思维方式，为大多数不同的教育制度所采纳的教育实践，就应该被视为科学有效的实践，就值得各个国家采用。同样道理，关于各国教育制度及其实践、经验和改革的研究，就应成为一切教育学研究首先考虑的目标。有一些比较教育工作者，已经为他们的工作集中于研究这个问题而感到自豪。

令教育学感到力不从心的规范化任务，显然要落到比较教育的肩上；教育学主要应该从事伦理学研究，这是自赫尔巴特以来教育学学问赖以建立的基础。

当我们承认规范性无论如何不应在我们学科中受到怀疑的时候，我们已在为捍卫这一观点而战斗。这样的话，我们虽然应该承认，比较教育不可能也不应该把自己视为是服务于其他教育学科的基础学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比较教育不能以其他方式为教育学服务。

比较教育研究能为纯粹的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学研究提供的益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1）指出世界上这种或那种教育实践推广程度的大小；

（2）揭示在不同的教育制度中采用同一种教育实践时所表现出来的深刻差异或细微区别；

（3）具体阐述是哪些因素致使某些国家采用某种实践或措施取得胜利而另一些国家却走向失败；

（4）对不同意识形态或政治环境下同一种教育实践或教育活动进行对照和检验；

（5）调查某种具体的措施或方法在国际范围或国际组织中被认可的程度；

（6）证明某种预定的教育革新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革新，真正的新事物。

除这些益处外，无疑还可以列出其他一些用处。比较教育对教育学的贡献，其最好证明是如下每天都可见到的事实：几乎所有教育学研究（博士论文，研究报告等），都包括了比较的章节。另一方面，比较的方法由于以综合性为特点，现也经常被教育学研究者不时地采用。

这里所说的情况既适合于专门教育学的研究（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其数量最多），也适合于试图涉及通盘考虑的教育过程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包含比较章节的研究都属于组织教育学（中等教育层次、大学层次等）研究，但在其他专门教育学领域（成人教育学、特殊教育学等），我们比较研究学科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可以预见，随着比较教育不断拓展目前所研究的领域，这种贡献还会更加广泛。

我认为，看到自己的工作有益于教育学，比较教育家应该感到高兴。但是，看到教育学的健康发展能使自己获益，比较教育家同样会感到高兴。

任何其他学科，都不可能像健康发展的教育学那样给我们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