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前面的情况一样，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考虑每门教育学科与我们学科的关系。我想，上一节足以为比较工作者展示了大量的关系。例如，存在于比较教育与教学法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是经常性的也是有益的。为了优化某个特定国家的教育方法，人们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教学法应把发现一些国家的经验和方法改进归功于比较教育，但这又不能不归功于教育科学整体的发展。从比较教育方面来说，它又应当把用以确定研究对象国的学校教学方法具体

质量如何的基本标准归功于教学法。比较教育与学校指导学的关系，也有点类似。

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方法学科之间，这种关系更加密切。一个清楚的例子就是学校组织学的情况。只要看一看我们学科的任何一次专业会议都有大量的领导和管理者参加，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这些人大部分是想利用这种会议获得一些领导和管理公、私立教育机构的有效方法和手段，不过他们也提交报告，让人知道他们单位所取得的经验，这些经验有不少是大胆的尝试。

了解外国经验和运用比较方法，对学校组织学专家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于莫雷诺具体地引用施奈德、金、贝雷迪和罗塞约的论点来浓墨重彩地论述我们的学科（莫雷诺，1978年，第29～33页）。对于与学校管理有关的课题，如学校建筑、学校管理中学生父母的协助、艺术活动的组织、教师的提高和完善等，国际经验是取之不尽的资料源泉。

不过，本书所面向的是对比较教育感兴趣的人，因此，本书更加着重探讨的问题是，熟悉学校组织学学科，可以为比较工作者带来什么好处。考察所研究的那些国家的教育机构，对比较工作者而言是常用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只有熟知学校典型的组织问题的人，才真正能够从考察中受益，尤其是在考察时间相当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常常发生）是如此。一次短暂的访问，应该足以使访问者弄清楚：该校的领导类型如何？教师之间、教师与领导之间关系如何？该校的物质设备（建筑、教室、实验室、体育运动场地、图书馆、学校器材……）是否适当或是否豪华？教师和学生的成绩如何评价？等等。如果访问者对上述各种问题既无经验又无科学认识，那么他的访问可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而且可能没有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