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小学“减负”，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学生家长，我是十分拥护的，确实，我们的基础教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不改，就难以培养出充满活力、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才。

在“减负”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克服以往工作中常常出现的矫枉过正、以偏纠偏的毛病，不要一提“减负”，就觉得什么都一“减”了之，就觉得无“负”一身轻了。有学者已经提到，我们不能只会做“减法”，而应该学会“加减乘除法”综合运算。对于目前各地在“减负”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程度的偏差，教育部已经有所察觉，所以，基础教育司司长李连宁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明确指出:“减负”不是不要质量办于此，本文不作涉及。我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在对基础教育进行改革的时候，单抓“减负”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现在，一切与基础教育有关的人似乎都把改革的希望和出路比较单一地押在了“减负”上面，总让人有一叶障目、不及其它的感觉。如果我们的改革仅仅停留甚至满足于少做两道题、少考两次试、少上两节课这样的层次上，那么，可以说这种改革其实并没有抓到点子上。

我认为，对基础教育来说，比“减负”更重要的是放活学生的身心。尽管现在确实减了一点“负”，但是，人所共知的是，在中小学课堂里，教学方式方法依旧，教学组织形式依旧，指导教师教学的思想观念更是依旧。课堂里还是“满堂灌”，还是你讲我听，还是众人头脑对一人头脑的依赖。而且，诸如体罚、变相体罚、侮辱人格、居高临下的“师道尊严”等等加给孩子思想精神方面的重负，都没有实质性的改观。

时至今日，走进任何一所学校，步人任何一间教室，看到的几乎都是同样一番情景:课桌椅整齐地里几何图形（也有人称作“秧田型”）排列，学生“两手放身后，小脚并并拢，身体坐端正”，正襟危坐地呆在自己封闭性极强的“私有化小空间”里。除了课间10分钟同学们互相有点接触之外，在课堂里面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他们实际上被教师一个个地“肢解”了。即使把全班学生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充其量只是由一个个孤独的个体所构成的松散的“独联体”而已。难怪有学者经过研究之后得出“小学生在课堂里原来是很孤独的”的结论。将心比心，对于生性好动的孩子来讲，要他“坐禅”似地坐上一天又一天，而且“苦海无边”，能不难受吗？无怪乎学生们自编《歇后语》表明自己的几多无奈:“星朗一──走向深渊!”

更有甚者，有些教师要求学生上课时，除了规定的动作如举手发言、拿书、写字等以外 其余动作都是多余的，都是不被允许的。近读沈晓敏 《课堂应有什么样的纪律》（载上海《教育参考》2000年第Z期）文，内中提到，其亲戚家的皮皮有辛进入了，所令众多家长费尽心机才得如愿以偿的一流学校，这所“一流”学校的教师教给家长和孩子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纪律”。那么，这个“纪律”严格到什么程度呢？严格到孩子“上课时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包”竟“不敢挠，更不敢拍蚊子”。皮皮回家说，如果老师发现你挠痒痒，你就得挨批评。作者就此去学校找班主任老师，在班主任还没有来时，便向皮皮同班的两个同学了解有无此事，结果印证了皮皮没有说谎。据班主任老师说，这样要求是为了防止学生们都借口蚊子咬而乘机乱动。虽出自不得已，但想来总让人感到有几分滑稽，也极易让人联想到“泰勒制”。想不到当年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而除去工人工作时无关动作的方法竟然在我们 今天的课堂里如此盛行!

在课堂里，学生要发言，须先举手且得到教师的“恩准”，否则便视为“非法”，而且举手时一律把肘关节搁在桌子上，不能举得太高。这种“标准化”又让人想到当年蔡元培先生曾批评过的旧式教育──“花匠编松柏为鹤鹿”、 “技者教狗马以舞蹈”。实让人不寒而栗!陶行知先生当年提出，在儿童教育中要做到 “五大解放”（解放儿童的双手、嘴、头脑、时间、空间），在今天的教育现实面前，这些理论似乎显得有几分苍白和无奈!

中国的教师在课堂里有着莫大的权威，他们站在讲台上，像阳光普照万物一样，全班学生的言行举止，都在其监控之下。他们或支使学生做这做那，或自顾自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讲解，“学”在这当中更多地被忽略不计了，展现更多的却是“教”。课堂几乎成了教师唱独角戏的舞台。原来我国教育界只有“教授法”的概念，像夸美纽斯的《大教学沦》在我国最早的中译本就叫作 《大教授沦》，后来陶行知力主改“教授法”为“教学法”，因为无论是“教”还是“授”，都是目上而下单向活动，而教、学则强调师生双向可动。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此举可谓用心良苦，而如今似乎又“否定之否定”了，教学法慢慢地变回到教授法，甚至变成更片面的“教考法”了。

现在，人们经常谈到美国的基础教育，一般说它的教学质量不高。确实，比考试，他们的学生绝不是我们的对手。国外有学者早已给了我们“肯定”的评价“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能考的”！但是，他们的孩子在五六门课、七八本书之外的方面，却是不弱的。他们每个班的规模都不大，克林顿更是提出要把每班学生额数由原来的23人减至18人，这样，师生之间双向交流的频率无疑会大大增加。这还不是主要的，更值得我们借鉴的是，他们的学生在课堂里有跟老师平等的人格和地位，可以随时与老师进行对话、交流、讨论甚至争辩。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从小就养成了人“生而平等”的人格感，能够在活动、游戏、讨论、实验等各个环节中学会独立动手、动脑分析解决问题，学会如何与人相处的团队精神。这一切，都是坐在课堂里单一的口耳相传所难以达到的。

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很少去研究儿童的心理，甚至根本就不懂得儿童的心理。尽管老师都是过来人，都有过儿童时代，但此时非彼时，今天的儿童所呈现出来的心理特点与你那个时候自然会有着许多不一样的地方。而我们的老师往往把成人的自荐成见强加到儿童身上，按照成人世界的一套东西去要求甚至苛求儿童。儿童有“不足”的地方，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儿童的社会化只能是在什么阶段达到什么程度，如果一个儿童超越身心发展阶段 “早熟”，那反而不那么正常了。若此，他还要受教育干啥？你老师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我们的许多老师意识不到这一点，往往对学生 “横挑鼻子竖挑眼”。学生们每天都生活在老师的指责声中，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差生”甚至是“双差生”，他们必须把主要精力用在克服老师所讨厌的“缺点”上，以至于经常产生“负罪感”。这种负罪感，不仅仅是被老师在脸上刺“贼”字的学生才有（1999年10月7日，西安一教师因为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拿了同学的10元钱而在其脸上刺了个“贼”字，其他同学都程度不同地有。有些班主任在家长会上，将所有学生的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写在黑板上，80分以上的，用红色粉笔写，60分以上的用蓝色粉笔写，至于60分以下的就只配用白色粉笔写，以示“触目惊心”，并用手敲打着用白粉笔写的学生的名字，当着众家长的面大声斥责:“这些学生是最差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还有些班主任，将全班学生每门课程的各次测验、考试成绩，依次排队，制成表格，打印出来，在家长会上，人手一份，以便其“众所周知”。这样的班主任老师，不仅仅要让“问题学生”本人有负罪感而且还要把这种感觉扩展到其家长身上。在这里，学生的“隐私权”已经荡然无存！这样，久而久之，一个学生就很可能慢慢地失去了自信，最终被糟踏在这个老师手上。是否可以这样说，在中小学教师学历达标逐渐提高的情况下，现在他们最缺少的不是专业学科知识，而是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教育法律法规知识、学习理论以及素质教育思想。在这方面，必须好好地补补课。要知道，一个没有思想的教师，绝对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教师。你的工作对象如果是无生命的东西，你缺乏思想灵魂也许还无大碍，但教师的工作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么，你就千万不能“如处无机物然”。

基于此，我们认为，在中小学教育中，要采取有效措施，放活学生的身心: 第一，缩小班级规模，增加师生双向沟通和交流的频率。现在，各中小学尤其是重点学校，人满为患，班级规模过大，五六十人甚至七八十人一个班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我到过某县一所小学，该校每个年级有三个班，每个班近百名学生，班主任老师说，夏天还好，学生穿着单衣迸教室，“节省”了许多空间;冬天，学生们穿着棉衣、背着书包进教室都得侧着身子。要带这么大个班，老师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要老师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特长，发展学生的个性，可能吗？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学校教育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浪潮和机器大工业生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因此，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工业化的操作模式，以追求效率和批量化地增养人才而著称。在这种操作模式中，个体之间的差异极容易被忽视。个体的创造热情也极容易被窒息。今天，我们必须改变班级规模过大的情况，尽可能实行小班教学。上海市在对班级小型化试点校进行了科学评估之后，认为它能够极大地提高教育教学工作的效率和人才的培养质量，就有力地说明这项改革的必要性。

我深知，这样做，客观条件上有许多困难，原来一个班现在要分作两个甚至三个班，相应的，教室要增加，师资要增加。尤其是对经济本来就欠发达的地区来说，难度就更大了。而且，学龄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还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不像上海，它的人口早在1993年就实现了“零增长”，现在已经是“负增长”了。但是，我们办事总不能等条件完全具备了以后才去办吧，有时候得有点“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劲头，明知大班教学有诸多弊端却一味强调困难而不去改变，那样，受影响的将是我们的教育质量，所耽误的将是一代代人才。

第二，教学形式要生动活泼。在课堂上，教师要注意放活学生的嘴和大脑，让学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用自己的嘴说出他们想要说的东西，而不要禁锢他们的思想。上海市东格致中学在课堂里允许学生插嘴，允许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本来是平淡无奇、按理说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却引起了央视、《文汇报》、《解放日报》等众多媒体的关注，成为千年之交教育界的一大热门话题。“上课插嘴”问题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不能不说是很耐人寻味的。它正说明了多少年来我们中小学课堂的沉闷、无生机!

本来，学生学习过程中，应该充分调动各种感觉器官，而现在学生只需带着耳朵、眼晴去学校就可以了，其它的都可以“资源闲置”了。前些年，某校一位老师嫌学生上课时话多而用胶布封住他的嘴不就是很好的证明？中国有句话叫“用进废退”，找很担心，久而久之，学生其它感官的功能都会衰退。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之!

目前，中小学教学中，什么都由老师那颗“聪明”的大脑讲得清清楚楚，学生只要把各个知识点背会，然后在考试时把它们完整地“克隆”到试卷上，就可以拿高分，而无需自己过多地去动脑筋分析、归纳、整理、加工、提炼。这种教学方式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了，那就是学生学得很“死”，记述多而创新少，一个个 “述而不作”。相反，如果教学中、课堂上能够“恩准”学生插嘴，一方面可以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积极性，真正做到放活自己的思维。我们在体制改革上有句很熟悉的话，叫“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积极性要好”，教学过程又何尝不是如此？另一方面，它还能够督促教师不断地革新知识，探索未知。因为，要应对学生插嘴，教师就必然不敢懈怠。所以，它无论对老师还是对学生都是有益无害的，真正可以做到教学相长。

第三，要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受传统的“师道尊严”的影响，教师在与学生进行交往时往往会摆出权威的架势，亮出楷模的姿态，带着父兄的口吻，只不过是这种架势的大小、姿态的显隐、口气的强弱因人而异而已。而且，往往越是“半桶子水”的老师越是拿腔拿调，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要人家尊重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教师随意体罚、变相体罚学生，或者侮辱学生的人格。其实，学生承受的这种精神负相远比多做两道题、多考两次试的有形“负担”会带来大得多的身心伤害。

零点调查公司、北汽福田公司在北京、保定、上海、江苏、广州、佛山6省市进行过一次调查，当问及“提到老师时的联想”一题时，北京、保定学生有19.7%想到严厉，14.5%学生想起作业，3.3%的学生想起考试，还有4.47%的学生想到讨厌他、烦他。就说明了师生关系中存在的一些负面问题。

当务之急应该在广大中小学教师中，深入、持久地开展一场教育思想的大讨论，使他们在处理与学生的关系时。切实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学生的朋友而不是教师爷。在英国的许多学校，学生对老师可以直呼其名，在私人实验学校夏山学校，学生更是可以跟老师平起平坐，多加会议、教研等活动。我绝非要以英国的标准为标准，但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平等的、民主的师生关系是教育民主的重要标志若此，则要求教师对学生有爱心，要知道，没有广泛的“教育爱”是不可能真正做到敬业乐业的。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 “热爱孩子是教师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陶行知先生也有一句可谓千古绝唱的经典性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亦非常欣赏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校长张茂目的一句话，他说:“我时刻铭记，我的1850个学生家长的爱子之心像我张茂昌的爱子之心是一样的。”虽然朴实无华，但字字饱含真情。做老师的，爱学生就应该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当然，成绩好的学生是不缺老师的爱的，老师对他们甚至是宠爱有加，而“差生”则往往是“被爱遗忘的角落”，甚至经常遭讥笑讽刺， “无情打击”，真可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两个极端。殊不知，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一旦产生了对抗情绪，则教育就会失败，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教师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把学习困难、表现落后的学生置于自己的关爱之外。陶行知先生早就指出，教师对学生应该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教师要注意“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有人不承认有“差生”，说“只有差的老师而没有差的学生”，对此我是不敢赞同的，但差生在一定条件下确实是可以转化的。那么，这里所说的“一定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老师的爱心!现在，都说学生“减负”对老师要求高了，我想，其重要方面就应该高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