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海外华侨华人所施行的一种民族文化教育，华文教育包含两方面的内容，担负着双重的使命。其中的文化教学，相应地也负有双重的任务。认清文化教学的性质、意义及施行途径，对于促进华文教育的学科建设，更好地发挥其各方面的功能，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　从属于语言教学的“文化因素”与独立的“民族文化”

目前，国内外的华文教育多以语言教学的形式出现，而“文化因素”（1）与语言教学的密切关系早已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对华裔学生进行这种“文化因素”的教学，无疑也是必要的，重要的。此为“文化”在华文教育中语言教学上的意义。

　　不过，虽然同样从属于语言教学，华文教育中“文化因素”的教学明显具有自身特点。

　　首先，绝大多数的华裔学生都有中华文化的背景，无论深层抑或表层。他们往往既能保持所在国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处世原则，同时又能对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文化行为等泰然处之。较之其它外国学生，语用方面发生失误的情况也相对为少。在前者中常见的文化不适、“文化休克”现象在华裔学生中也绝少发生。可以说，华裔学生已预先排除了一部分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因此，在“文化因素”的教学中，“教什么”的问题尤显突出。

　　其次、虽然华文教育的主体是华侨华人及其后裔，但是越来越多的非华裔加入其中也是我们不能否认并且乐于接受的事实。需要指出的是，非华裔与华裔中华文化水平的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汉语对华裔而言是母语，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他们的学习汉语，都是一种自我认同，自我理解的过程，多项调查表明，华裔学生对汉语有本能的好感。况且语言教学本身也是对华裔学生进行民族文化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如何针对学生在上述各方面的种种差异，掌握分寸，灵活处理，使“文化因素”的教学能够同时较好地服务于语言教学和民族文化教育，是我们无可回避的一个课题或曰挑战。

　　华文教育既是语言教学，同时又是民族文化教育。因此，民族文化的教育在华文教育中占有独立而又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语言教学与民族文化教育相结合，一直是华文教育秉承不移的优秀传统。即使在华文教育受到严重冲击的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仍有相当多的华文学校执着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1973年，马来西亚雪兰莪华校董事联合会提出的六项办学方针中，首要者即为：“坚持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传授与发扬优秀的中华文化。”华文教育工作者为在海外保留中华文化的根本和中华文化资源方面所做的努力，仍令今天的许多文化学者感到“非常感动”。（2）现在，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感情仍然浓烈，他们尤其不愿自己的子女成为文化上的“边缘人”，因此称华文教育为海外的“希望工程”。（3）由年轻的大陆新移民于1994年成立的全美中文学校协会，即以“弘扬中华文化，教育华裔青少年记住中国根”为明确宗旨。殷殷之情，历历可见。

　　华文教育这种教书兼以育人，成才与成人并重的办学原则，以及多年来它所取得的成果和所发挥的作用，已经并且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重视与赞扬。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即在公开场合称赞说，华文小学不仅教学认真，训导更成功，华校的学生知书且达礼，并号召其它小学向华小学习。

　　其二，输入中华文化的精华，将之化作海外华裔青少年生存与发展的巨大动力，是华文教育的重要使命。有许许多多的海外华人，尽管他们“不说汉语，也不练什么工夫，却也“总被看成中国人”。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作家，不无自嘲地说，自己在唐人街的身份是“有圈内关系的圈外人士”，而在美国人眼里，又成了“英文说得极好的中国小伙子”，（4）其尴尬、苦恼可想而知。中华文化的深厚坚韧以及由之而致的海外华人的难以同化举世共睹，虽然这样的“难以同化”有时并非华人有意而为，况且，由血缘而致的种族属性无可磨灭。不仅如此，民族歧视也始终是笼罩在海外华裔头顶上的一块挥之不去的阴霾。且不言某些有意压制、排斥华人国家的情况，即使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一些明确倡导种族多元、文化多元的国家，民族歧视的现象也在不同程度上普遍地存在着，“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的观念在西方社会中根深蒂固。

　　如何越出两种文化的夹缝，明确自己的社会定位，保持心理健康，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来自主流社会的挑战，关乎华裔青少年一生的发展。通过民族文化教育使华裔青少年明确自己的民族属性，树立民族自尊与自信，无疑是最佳也是唯一的途径。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宣称：“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中华文明曾经辉耀全世界，作为华夏民族的一员，民族自尊与自豪足以由此而生。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充满了内忧外患，但中华民族不仅没有衰亡，反而不断走向兴盛。生长于斯的中华文化中必然蕴含着深刻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动力。身处异族文化包围，面临种种压力与挑战的海外华裔，尤其需要从中华文化中汲取这种精神动力。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长杨荣光在主持一项华语运动的仪式中强调，掌握中华文化有助于提高全民族的自我意识，而这种意识化作内在力量后，可使人们经得起灾难、政治动荡与战乱的考验。并且，中华文化对于现代工商社会的诸多意义正在日益凸现。使华裔青少年掌握本民族的这种文化优势，更可以加强他们在社会上的竞争力。

　　其实，许多青年华裔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从而表现出对中华文化的莫大兴趣与热烈追求。因此，有人说，对于第一代华人，中华文化是个不能也不愿卸去的包袱，第二代华人想把这个包袱扔出去，而第三代华人又想把这个包袱捡回来。（5）

　　其三，倡导多元文化是开明开放的国家文化政策的重要体现，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华人作为住在国的公民，有权利有义务将本民族的优秀思想和品质，将精粹的中华文化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的多元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对此，华文教育责无旁贷。原菲律宾中正学院院长邵建寅先生便提出菲华人应“在文化上认同祖国，保留中华文化传统，并将勤劳俭朴、勇敢进取之美德融入菲律宾文化，使之成为建国的动力”，因此，“华文学校的任务更加重大。”（6）

　　其四，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发展使得海外华文学校中文化活动的功能日趋扩大，其在传播中华文化、帮助当地民众了解中国、增进民族友好、增强华人凝聚力，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欧美等地，随着大陆新移民尤其是技术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当地华人新生代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提高而迁出老华埠，越来越多的中文学校开始出现在老华埠以外的地区。较之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华文学校，他们更加接近当地民众，逐渐成为后者了解华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化的窗口。这些立足于社区的新型华文学校面向全社会，学生族裔复杂，往往一间教室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为配合教学而举行的各类中华文化活动，吸引了很多不同种族不同年龄的社区居民。

　　这类中文学校也往往是学生家长及其它当地华人聚会和联谊的场所，学校组织学生进行的歌唱、书法比赛以及文艺演出等文化活动，往往能得到家长及华人社团的热烈响应与积极参与，而后者亦乐于为学校的文化活动提供种种便利。文化活动无形中成为联系海外华人尤其是学生家长的纽带，有人因此认为，这样的华文教育是将“大人社交与子女求学”，将“根在祖国”与“身在美国”进行了绝好的结合。（7）

　　作为开放式的民族文化教育与传播的形式，新型中文学校热心于承办中外文化教育交流项目，如全美中文学校协会曾组织邀请南京小红花艺术团、上海东方小伙伴艺术团等访美演出，使美国观众上万人观看了充满东方艺术特色的演出；它也曾与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联合发起“彩虹计划”，使24所美国中文学校与国内贫困地区学校结成友谊学校，并发动学生为中方友谊学校贫困学生捐款达万余元，等等，为中外友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五，关于华文教育，有一点必须提及，即，它是中国侨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还担负着争取侨心，凝聚侨心，维系侨心的任务。我国一向视海外华侨华人为国家、民族的宝贵资源，江泽民总书记在1999年召开的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对此表述得更为具体。他说，侨务工作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要通过3000万华侨华人，特别是他们中的科教工作者，促进我们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侨务部门要加强对海外同胞的工作，努力增进同他们的交流与情谊，争取他们为祖国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8）争取侨心的基础在于培养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及对祖籍国的亲和力，民族文化的教育为最根本的途径。成功的华文教育培养出来的华人后裔，不仅将是未来海外华人社会的栋梁，同时也将是致力于中外亲善的桥梁式人物，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着力于民族文化教育，是从根本上涵养侨力资源之圩谟大计。

　　综之，华文教育中的民族文化教育，与语言教学是并列而非从属的关系，且其所发挥的作用正日趋广泛，日趋重要。曾有学者从世界性的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以及不少海外华校以当地语言为媒介语讲授汉语课程等方面着眼，认为华文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已无明显差别，提出华文教育应转向“华语教育”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出于哪方面的原因，削减了华文教育中民族文化教育的特色，无异于自弃“吾宝”。

　　二　关于民族文化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在海外进行民族文化教育，无疑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它要受所在国的文化政策、社会文化环境、学生族裔背景及心理倾向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至于施教方，华文学校也并非惟一，华人社团、华文媒体乃至国内的的侨务工作部门，均于其中担当重要角色。华文教育界需要与相关各方通力合作，多角度多层次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以下仅就此谈几点个人的初步设想，望能对此项工作的开展有所助益。

　　其一，课堂教学。大略有三种方式。一是使文化教育以无声并行的方式贯穿于语言教学，在语言教学中着意体现语言的文化载蓄功能。好处是这样的文化输入不会有强加于人之嫌，在文化政策尚不够宽松的国家也更具可行性。二是在有条件的学校将中国历史、地理、思想文化、艺术、民俗等分门别类地开列出来，以之为学校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另外，以书法绘画班、音乐舞蹈班等形式出现的文化课，也因具实践性和趣味性而广受学校师生喜爱。

　　至于具体的教法，尚有待广泛的实践与探讨，不过有一点似堪引起注意，即华裔学生由于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熏染，一般都对中华文化有一点感性认识和本能的好奇，在涉及中外关系的问题上，有一点类似中国人的感情倾向，等等。教师应对学生的这些情况有所了解，并注意攫取他们已有的知识点、兴奋点，以之为教学的契入点，使学生能够在纵横交错的历史文化这张大网中，为自己已有的知识找到合适的坐标，这样可使学生的兴趣和既定的教学目标达到较好的统一。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提出一个颇耐玩味的问题：可否用英文来讲解中华文化？学者No和Yes的回答泾渭分明。前者的理由是儒学原理与汉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用英文讲则原汁原味全没有了。后者的申辩也很理直气壮：用非汉语的任何语言都可以讲授儒学原理，原汁原味固然流失了不少，但新的色香味又发生了。（9）

　　这里涉及到文化教育应采用何种语言的问题。以汉语讲授中华文化当然最为切当，在以汉语（包括汉语方言）为教学媒介语的华文学校，如马来西亚、蒙古及欧美的老式华文学校中，此尤具现实的可行性。而对其它学校则应提倡以当地语讲授文化课，因为语文与文化并进的要求势必加大文化教学的难度甚至使其无法进行。况且，以当地语言阐述中华文化，也未尝不可视作为中华文化加色加香加味之举。

　　其二，与华人社团的合作。海外华人社团为数众多，他们一向是华文教育的积极创办者和有力支持者。华人社团所举办的各类活动中，关乎民族文化者占绝大多数，节日庆典、民艺展出、文化讲座，等等，对于中华文化的学习者无疑是一个生动可感的大课堂。一方面，华文学校应主动联系华人社团，根据学校需要，使之有目的地举办一些适合华裔学生的民族文化活动；另一方面，针对华裔青年在渐渐游离出华人社团的趋势，学校要号召、组织学生积极走近华社生活。

　　今之华人社团已非简单地以血缘、地缘关系结成，以学术、文体、宗教、政治为纽带者日益增多，其所举办之活动各具特色，水平档次亦相差很大，华文学校应有所选择。要注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以下几类华人社团的活动。1. 有关早期华人移民历史的展览，如2000年在渥太华举办的“华人移民文物展”等。参加这一类的活动可以使学生比较清楚地了解祖先对所在国家的贡献，从而有助于他们树立民族自豪感。2. 有不少华人社团明确以争取民族平等权益为奋斗目标，他们也有意吸收青少年参与其中，学校更要教导学生加以配合，使之从小就培养起民族平等的观念。3. 相对于老式华人社团的封闭和保守，一些新兴华社的活动宗旨显得开放而现实，如荷兰鹿特丹的华人福利促进会即致力于与荷兰政府及社会组织合作，以之推动华人融入荷兰社会。鼓励、引导学生参加此类社团的活动，可帮助他们认清本族群的社会定位和发展方向。

　　其三，与华文文学、华文媒体的协作。文学涉及人类感情和心灵，往往能充分地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本质，虽然今天的华人文学已不再是充满家国之思的华人移民文学，但华裔作家对民族血缘的认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好奇、向往以及深刻的思索仍时时流诸笔端。指导学生阅读这一类文学作品，无异于一种春风化雨式的感情与心灵的陶冶。华文学校对此应加以引导，同时亦可建议华文报刊辟出一定的篇幅用以登载华校学生的优秀文章。对于学生，这样的写作，既是文字的锻炼，也是文化的熏陶，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鼓励。

　　关于华文教育与华文媒体的密切关系，马来西亚教总主席王超群用“唇齿”一词来形容，指出：“华文教育与华文媒体应紧密配合，携手合作，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屹立不倒。”（10）华文媒体在拉近世界华人间的距离，在他们中间建立共同的认知，汇集力量发挥影响方面，具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有效利用华文媒体，对于文化教育的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四，充分利用侨务部门的支持。华文教育在中国侨务工作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1999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更明确提出以拓展华文教育为今后一段时期侨务工作的重点，并为此调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应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教育。如国务院侨办会同有关部门已成功地举办了多届“华人少年作文比赛”，吸引了海外近万名华裔中小学生参加。对此类活动，华文学校要积极响应，广泛动员学生投稿参赛，引导他们通过这种生动活泼的形式体会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结合华裔学生的实际情况献计献策，如提出作文比赛的主题，以使学生有意识地关注文化某一方面等，促使其收到更好的教育与宣传效果。又如夏令营，它是海外华裔青少年为寻根访祖、旅游探亲、学习中华文化等目的的假期学习形式，一般由海外华人社团和国内侨务部门协办。2000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举办了“2000年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参加者逾2000人，活动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与会并讲话，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2001年，国务院侨办将继续举办新世纪寻根之旅夏令营联欢节，海外报名亦十分踊跃。通过参加诸如此类的夏令营活动，学生们都能不同程度地加深对祖籍国的了解，增进对祖籍国的感情，增强自己的民族意识。不过，夏令营作为文化教育的一种形式，目前尚不够成熟。虽然国内华文教育界对夏令营活动相当重视，从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到活动安排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不过似仍停留在感性认识上，以经验谈者为多，夏令营的活动安排也常现随机性。海外华文教育界尤其是营员所在的华文学校，应重视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因较之国内华教界，他们显然更加了解学生的特点和需要。

　　三　民族文化教育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绝大多数都已成为所在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有学者称之为“华族”），华人本身对此亦确认不移。相应地，海外华人的文化也是华人所在国多元民族文化的一元及主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涵是以华夏民族文化为基础，吸收、融合了当地及西方文化的一种所谓的“华族文化”。在华文教育中提倡并着力施行民族文化教育，其出发点在于促使海外华裔青少年能够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以利其更好地生存于当地，造福于当地。

　　澄清这样一些问题，是进行成功的民族文化教育的前提。有鉴于此，我们在施行民族文化教育时，应注意把握以下几条原则。

　　其一，融合性原则。文化教育中，不仅要着力于“直的传承”，也要注意“横的交流”。任何一种民族的文化都需要汲取其它民族的文化以丰富自己，尤其是离开了本土要在异域生存与发展的民族文化，更离不开对当地文化的吸收与融合。融合性原则既要在认识上加以明确，也要在具体操作上有所体现。例如，在开展文化活动时，华文学校应尽可能地邀请其它族裔的人群参加，以之为双方的相互了解及文化交流创造条件；对于华人社会某些表层文化的当地化，如以鲜花祭祖等，则应引导学生以“入乡随俗”的眼光看待之，等等，诸如此类，毋需赘言。

　　其二，灵活性原则。应该承认，华人的汉语言、中华文化水平、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程度等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有很大的不同；各国政府的文化政策及对待国内民族教育的态度也相距悬殊。所以讲求技巧，因地制宜，也是文化教育的特色之一。

　　其三，避免国家观念、民族感情诸因素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一些文化政策仍较严厉，对华人尚存戒意并有所抑制的国家，尤应避免带有政治色彩的超文化现象，如以“中华文化圈”指代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的民族活动，以“血浓于水”、“爱国爱乡”之类的传统说法来加强所谓的“情意结”等，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使当地华人的处境更加困难，使本很脆弱的华文教育再受到不必要的冲击。

　　其四，避免文化活动中的橱窗化和舞台化。华文学校及华人社团所举办的有关民族文化的比赛、展演，时有场面热烈而内涵单薄的情况出现，唐衫、功夫、龙舟赛等反复亮相于各类文化活动，并成为一种应时应景的点缀。长此以往，极易使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也停留于此，从而失去最初的好奇与新鲜感，进而对民族文化的意义产生怀疑甚至持不屑的态度。如何利用表层文化的展示，对学生进行思想文化、观念文化等深层文化的灌输，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思考。

　　华文教育是一项社会的事业，民族文化教育关系到中华文化在海外的承传与发展，它涉及历史、社会、民族乃至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这里，不揣于学力与识见的不足，谨将个人的一些粗浅想法胪列如上，阙陋在所难免，尤望同道予以匡正赐教。

　　注 释：

　　（1）这里的“文化因素“，据1994年对外汉语教学定性、定位、定量座谈会之《纪要》的表述，为“指那些跟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

　　（2）新加坡《联合早报》编《第四座桥----跨世纪的文化对话》，第211页。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10月。

　　（3）喃喃：《华裔青少年华文扫盲与海外希望工程》，美国《侨报》1995年11月9日。

　　（4）（美）布鲁斯 爱德华 何著，闵锐武译《茶壶烈酒》，珠海出版社，1999。

　　（5）阮次山：《美国华人何去何从》，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年12月20日。

　　（6）邵建寅：《中正五年》，菲律宾中正学院1994年出版。

　　（7）苏祥新：《美国又现中文热》，《广东侨报》1998年1月1日。

　　（8）《完成这一个艰巨工作》，《侨务工作研究》，1999年第5期。

　　（9）同（2），第215页。

　　（10）《南洋商报》2000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