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大学进行预算与决算或者为一所大学计算出合理的收费标准之前，让我们先介绍与高等教育经济学相关的五个基本概念：成本、效益、利润、时间（或现值）和经济行为。

1．成本

在经济活动中，我们始终会涉及到各种商品、服务、活动和产出的成本问题。但成本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成本也并不总是可以用我们熟悉的“货币”单位来测量。成本并不总是很清楚，它也不同于价格。

某一产品的成本由生产该产品所消耗的资源来衡量。但是“资源消耗”不仅意味着劳动时间的花费、机器寿命的缩短、厂房或器件的磨损，还包括其他的如“苹果和橘子”等具体可见的物品。所有被消耗的资源都很难衡量，很难比较，很难加总计算。当然，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些资源都统一转换成某种公认的交换中介物，如美元。这样就能反映出某种商品或服务的总成本。

即便如此，我们仍不是十分清楚究竟消耗了什么，因为货物或服务的产出本来就有争议。而且，对于什么是美元？什么是金钱？答案也许很简单：金钱只不过是一张纸，一块珍贵的金属或一张有效的“信用卡”罢了──金钱可以用来购买商品或服务。例如，某种定价为10美元的商品的成本可能就是10美元。不过该商品的成本也可以用因为购买这种10美元商品所放弃的其他商品来衡量。在很多情况下，衡量商品X成本的最好的方法是，用购买或生产商品X所花费的金钱或所消耗的资源来计算所能购买到的或生产出的X的最佳替代商品Y、Z或W。即用失去的效益来衡量商品X的成本，因为这些效益被商品X的成本所替代。换句话说，商品X的成本（机会成本），是指把生产资源分配于生产商品X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所放弃的最好可替代物而失去的相应效益。

例如，高等教育的成本之一就是学生在校接受高等教育所放弃的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学生在校学习所放弃的收益包括：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行政人员的劳动以及学校的物质设备用于生产其他产品所能产出的产品和服务，一切被消耗于生产书籍和教育物质的资源，还有学生潜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往往可以用学生所放弃的收入来测量）。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高等教育中的机会成本。新生研讨计划（freshman seminar program）的成本可以用购买必需的书籍以及为参与该计划的助教、教师和教学辅助人员支付工资所用的货币数量来计量。计量该计划成本的另外一种方法，也许是更有用的方法是，计量新计划的机会成本，即用同样的人力与物力所能获得的、由最佳可供替代的计划所带来的收益。这项计划的实施是否值得放弃最佳替代方案所可能带来的收益呢？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即说明这项计划的收益小于成本，也就是说，这项计划的收益小于最佳可替代方案的收益。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即说明这项计划的收益至少与可替代方案的收益相同。

即使是对高等教育成本进行最粗略的计算，若不提到总成本，即不提到一个计划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之和，计算就是不完全的。例如，新生讲座计划的直接成本较为容易计量，它一般包括教职员工的工资、一定的物质投入和可能的一名管理协调人为此而付出的兼职服务等。然而，事实上还存在着一种与直接成本并存的难以测量、看不见摸不着的成本，这些成本有学校建筑物所耗费的电和热，学校不断累积的财务赤字或学校设备方面的债务，校园和其他服务设施的维护费，等等。进一步分析，这些成本还包括大学保险费用，校长、院长、财务主管、人事主管等行政人员的办公费用。这些间接成本，再加上其他许多未提到的间接成本，很难清晰地分摊到某些特定的课程计划中，因此也就无法将其限定于某些特定活动之上。然而，它们最终总是要分摊到类似新生讲座计划这样的教育计划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能够将这些维持高等学校正常运行的间接成本分摊到它真正的“最终用途”上。（读者将很快认识到并不是每一个新项目都需要增加新的间接成本──这正是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利润”中所要论述的问题）。

最后我们还必须特别指出：成本与价格不一样。成本是指在生产某种产品过程中被消耗了的投入品。价格则是指消费者必须支付的货币数量。通常厂商为他们的产品或服务定价，要抵消其所耗费的总成本（包括利润，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将其看做成本的一部分）。但价格常常会围绕着成本上下波动。例如，当生产者生产公共产品时，他们产品成本的一部分由纳税人支付，因而总成本中仅有一部分需要消费者通过价格来支付（这里价格低于成本）；又如像空气和水污染治理这类特殊的产品成本，由于不可能由生产者分担，从而不可能用价格反映出来（这里价格为零）；再如，有时价格定得很高，目的是为了支付特殊税收或获取“超额利润”，这时的价格与生产这种产品的成本没有多大关系。资源配置并不是按照价格等于成本的方式，而是以一种扭曲的价格进行配置。这样配置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取决于判断上的优先权。到此为止，我们的讨论开始进入了公共财政的核心，让我们再回到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上。

2．收益

收益是指人们进行资源配置时所希望获得的东西，也就是人们为什么要进行生产。事实上，没有收益就没有成本。因为一个企业的成本就意味着企业在进行产品选择时所放弃的因而无法获取的那部分收益。

收益的概念可以按照读者喜欢的形式来定义。它们可以是具体的确实的收益，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意识到。通常可以用货币来表示，即表现为硬币、现金或支票。也可以是非货币的形式，如幸福、满足、骄傲或荣誉等有价值的特性。不要被那些坚持说荣誉没有价格的人所误导，荣誉几乎总是有价格的，而且价格往往还很高。当我们从事能不断地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满足、骄傲或荣誉的活动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其他许多货币形式或非货币形式的收益。我们这样做的原因至少是由于额外的骄傲、满足或荣誉。我们之中，至少是我们之中的那批最优秀的人，会觉得骄傲或荣誉是无价的，是其他任何东西无论数目多大都无法交换的。更确定无疑的是，这些美德不仅能盈利，能不断地延续和增值，而且更明确地说，当将其与其他收益进行交易时，我们的美德并不会由于交换而消失或减少。无论这些收益是用金钱直接来衡量，还是用不易测量的满足等形式来衡量。

收益可以是即时的，也可以是预期的。不过，长期收益一般总是比即时收益差。正所谓“现在拥有的就是一切”。在下一部分论述的“时间”中，我们将会发现：较之即时收益而言，长期收益要打折扣。但有时长期收益也会不断升值。

即时收益与长期收益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投资与消耗的问题。对经济学家来说，投资不是将资源投入满足即时收益的生产或服务，而是将其投入到新的资源生产中，或另外一种生产性资源的生产中。整个经济就是在生产与消费的权衡中循环往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但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放弃即时的消费，将资源投入到机器、公路、水坝、水利工程，或者是教育与培训，能够提高生产力，在未来获得比现在即时消费多得多的回报。只不过这时人们要延缓一些效用的满足，要冒无法获得回报的风险。

收益可以是私人的，也可能是公众的。一般来说，当消费者购买并明确地占有或享受了某种产品或服务时，这种收益就是私人收益或称私人效应。当很难识别某种收益的所有权，很难判断获取这种收益的付款对象时，那么这种收益就是共有的。大多数食物、衣服和住房的收益易于为消费者完全占有，是私人收益。公共安全设施、天气预报、国防和城市街道等的收益则是共有的或称社会效应，是公众收益。这种收益被一个群体享用，不能确切地分辨出谁是它们的使用者与拥有者，因此，不可能将它们直接出售给消费者。私人收益通常与市场上的产品与服务相联系，一般以反映生产成本的一定价格直接出售给消费者。除非该商品的收益与另一种最佳可替代的商品的收益差不多，人们只需稍加留心就可发现哪些商品值得买，哪些商品不值得买。

与私人收益相比，明确地判断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公众效益或称之为社会收益非常困难，因为它们不能明确地被诸如消费者等来购买，也不能与所有其他的可替代商品或服务进行直接比较。公共产品一般由人们选举产生的并代表人们利益的政府来购买。然而，政府能确定公共产品的准确收益吗？能将公共产品与可替代产品的收益进行比较吗？能合理地使用减税政策吗？

将上述分析扩展到高等教育，问题就变得复杂了。高等教育是一种具有许多私人收益的消费，也是一种对使用者与购买者具有许多长远收益的投资。当今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公共产品。这就是说，不但学生本人能获得这种产品的收益，而且非学生群体（指“一般纳税人”）也能从中获得收益，所以他们应该纳税资助高等教育，尽管这时学生获得了直接的收益（当然只是部分的）。

3．边际利润

经济学家最为重视的是利润，但经济学家所关注的利润与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所关注的利润不同，普通人日常生活关注的利润是他们所购买的房屋、教育、衣服等商品的全部的成本与效益，而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是新增一个单位的成本与效益，或者我们正在享用的单位成本与效益。当我们讨论新增的一个或最后一个单位的利润时，我们所讨论的就是边际问题。边际分析的意义在于一个给定单位的商品或服务，无论这种商品是由个体消费还是由集体消费，随着单位数量的增加或减少，这种给定单位的商品或服务的成本与效益也在增加或减少。因此，最后一个单位或边际商品的成本与效益可能不同于该种商品的平均成本与收益。

一个特定单位的产出，比如一个学分的教学成本，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可变成本，它大致随着生产数量而增加或减少（比如教学人员经费）；另一部分是固定成本，它相对而言并不随着生产数量的变化而变化（比如间接的管理费用）。固定成本所占比重越大，这些成本就会分摊到更大数量的产品之上，边际成本也就越小于平均成本。这就是很简单的规模收益递增的现象。相反，当成本中可变成本占较大比例时，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的差别就不会很大，规模对收益的影响也就相对较小。

4．时间

成本的投入与收益的获得通常会跨越不同的时间段，为了权衡成本与收益，我们必须使不同时间段中的成本与收益具有可比性。例如，一台40 000美元的机器，它头一年只能带来8 000美元的收入，因此，从第一年来看，购买这台机器是不合算的。然而，如果第二年，在不花费一分钱的情况下，又可以带来8 000美元的收入，而且这样的情况能够持续许多年，直到机器报废，那么购买这台机器就是一项利润很高的决策。显然，评价这台机器的成本与收益的关键在于将成本分摊于能够获得收益的不同年份。例如，如果我们贷款购买这台机器，我们就要将本金与利息按照机器的使用年限进行分摊。如果这台机器能够在10年中每年收入8 000美元，我们就可以将40 000美元以某一利率分摊到各年份中去，显然，这台机器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另一种方法是，积蓄许多年，存下了一笔钱，用这笔钱去买这台机器。那么这项决策是否有利可图？与上述分析有所不同的是，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偿还债务。因为如果我们足够勤俭的话，可以在这台机器报废之前获得相当于存款的收益。这笔钱我们称之为折旧资金。要知道，累计提取的机器折旧费等于分期偿还贷款之和。不同的是，前者是借债而后者是用自己的钱，而且在第二种方法中，我们简单地借自己的钱。

然而，我们无法总是保持成本与收入的完全匹配。例如，一年的来自于学费和其他资源的收入假定等于一年的运行成本，但成本的投入在一年中并不规则，收入也是大笔大笔地获得的，如学费的收取、政府的拨款以及各种捐赠。即使在一年中，时间也能产生较大的差别。我们可能在七月或八月必须到银行去借款，而在九月与一月，由于收取了学费，我们又会有大笔的银行结余。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需要一种方便的方法来测量成本流与收入流，从而能相应地建立一些方法来控制成本流与收入流由于时间差异所造成的不匹配。

经济学家使用的工具是现值的概念。对我来说，100美元在一年中的现值就是该年中我手头上拥有的这100美元而具有的价值，过了这一年，我将不再拥有这一价值。换言之，我可能愿意用100美元的现值与一年中的一个承诺交换。但我也许不愿意进行这笔交易，因为至少我这100美元可以放到银行去收取利息，一年后将得到大于100美元的价值。不过也可能存在一个交易，我愿意用100美元去交换少于100美元价值的一年承诺。这两种情况中的货币数量就是100美元的现值。

显然，同样一笔数量的钱，现值大于未来价值，其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风险。风险越大，人们越不愿意放弃现值，即风险越大，未来价值对现值的贴现率就越大。第二个原因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越大，人们就越不愿意将现钱投资于未来的回报。也就是，贴现率越高，未来美元的现值越低。第三个原因，也是最为根本的原因是，钱是有价值的，即使没有风险与通货膨胀，只要钱用于能够产生更大回报的生产，它就有价值。因此，在没有风险与通货膨胀的前提下，钱具有价值，能产生大于零的利息率。如果考虑风险与通货膨胀，这样一种利息率减去风险与通货膨胀的数额，就等于实际的经济增长率。

事实上，风险、通货膨胀、资本的实际回报率，所有这些因素都反映在通行的利率中。因此，通行的利率就是贴现率，为了比较几个不同的未来价值，就可以用这一利率将它们贴现为现值进行比较。

5．行为

经济学是一种行为科学，它是关于人们通过个体的或集体的行为影响资源使用效率的科学。

尽管这种说法可能会有些琐碎，但确实反映出经济学中充满了行为化的解释。我们经常听到诸如价格上升、成本下降、生产下降与需求上升之类的话，我们也知道单纯的价格、生产成本或需求并不能对我们产生任何作用。相反，人们提高或降低价格，收取更高或更低的成本，决定生产多少或决定在某一价格下购买更多的某一产品，意味着需求的上升。所有这些从经济概念角度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假定在人们身上存在着某些特定的行为。例如，每个学过经济学原理（或许多没有学过的）人都知道，当需求超过供给时，价格上升。但事实是价格根本没有上升。一些人抬高价格，而另一些人还会继续购买。现在我们一定要问什么样的行为假定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其实很简单，按照严格定义，“需求上升”是指更多的人愿意以更高的价格购买某一产品。从厂商角度看，按照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假设，当其提高价格后人们仍然愿意购买其生产的产品，它就会继续提高价格。产品价格的提高将在某一点上停止，在这一点上，再也没有由于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拿着钱等在商店外面的人。

多么简单的一个模型!但在这一个看似简单的模型中蕴含着极其复杂的假定，即消费者让生产者知道自己的需求；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良好的愿望、稳定与市场份额，或者对推销员来说是合理的各种手段；生产者知道在某一价格水平上消费者能够购买的数量；以及面对新的增长的需求，新的生产是否受到有限供给、成本高昂的技术、前期资本需求等因素的制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并不完全按照简单的利润最大化均衡模型进行决策的组织内的决策行为。资源配置的决策在医院、政府机构、军队以及大学中是怎样进行的？谁是资源配置的决策者？他们必须对谁负责？他们的回报是什么？

例如在医院中，决策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使“医疗风险”最小化，即避免对病人生命的损害，避免承担法律诉讼责任。按照这样的准则决策，就会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多重检验、购置先进设备和全天24小时护理中去，尽管这些投入很昂贵。也就是说，在其他机构中都会觉得这样投入所得的效益很低。而医院则不同，医院的费用主要由保险公司或其他的第三方来支付，因此，没有提高效率或降低成本的动力。

公共机构中的行为另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案例是人力资源培训中心，对培训中心管理者的奖励主要是根据参加培训人员的就业率。在这样的激励下，管理培训中心的人最有可能招收的是“优胜者”──即动机强烈、富有智慧的受训者，目的是使受训者的就业率达到最大，而这往往会导致最需要受训者得不到受训机会。这样的激励机制显然与这个机构的真正职能不相称。

军队中存在着大量的激励行为的典型案例，由于目标不同，导致不同的行为选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地司令受奖归根结底有赖于战争的胜利，并且把军队的运送看作是扩大前线数量的一种方式，支撑这些人征服欧洲大陆。海军也同样是在最终赢得战争的激励下受到奖励，但主要是依据其他人员与船只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而联合指挥官与政治领导人则是力争将伤亡与灾难降到最低。很显然，将大量的士兵穿过敌方潜水艇侵扰的水域，运送到欧洲大陆的多种方式均不相同，取决于哪一种激励机制最有影响。

现在让我们来看高等教育，什么是现实中影响教师、系主任、大学教务长的激励机制呢？他们需要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更多的人员；

●更多更好的空间；

●减少常规工作量，这通常意味着每个教师负担更少的学生与课程；

●增加能被同事认可的产出，这通常是指出版研究成果，一些好学生继续攻读本专业的研究生，优秀的博士生乐于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并且毕业后继续努力为其导师争取荣誉。

下列方面取得成绩通常不会受到奖励，至少在院系这个层次上：

●减少人员；

●减少可使用空间；

●增加对社会和学校有价值、但不一定对系有用的产出，如教育少数民族学生或难教的学生；

●增加创收活动。

虽然，我们不能说后者是美德，而前者是挥霍，但显然，一套忽视成本或导致成本增加的激励系统，只会与有限的资源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在高等学校中尤为突出，因为在这里，许多决策权都掌握在教师手中，而教师往往对整个机构的财政问题不承担什么责任。

摆脱这种困境的一种方法是责任的分离：学术方面的责任给予教师，财政方面的责任给予管理部门。另一种方法是为分散化的决策者提供激励机制，使他们有动力去降低成本，从而达到学校、系和个人的目的。例如，可以给予学院或系一个固定的预算，以供其生存，使其实现内部收益最大化。还有一种方法是可以建立全校目标的预算激励，像学生保持率、接受转学率等。例如分校或院、系的预算可以以招生数为主要依据，当然，这里所说的招生可以考虑以不同方式来增强吸引力，以吸引和留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