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财政的关键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规模：国家需要多大规模的公立高等教育，或者国家愿意投入多少总经费或投入的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大比例？

● 高等教育的效率或生产率：这就是高等教育，特别是公立高等教育的单位成本是多少？无论该单位是指录取的学生数还是学位授予数、奖学金提供数、提供的服务量，或者是这几项的综合。

● 高等教育的收入来源：谁为高等教育成本付费？这些费用如何在家长、学生、政府或纳税人、慈善家之间分担？

1．高等教育的规模

美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庞大，占用了大量的财富和人力。

1993～1994年度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经常性开支数为1 733.51亿美元，其中教育和一般性开支为1 360.24亿美元（即将学校提供食宿的开支、辅助性机构开支、大学附属医院、佩尔助学金以及其他某些支出不计入高等教育机构总开支之内时）。

● 高等教育总开支（含经常性支出加上添置仪器设备的费用在内）大约是2 000亿美元，约占美国GNP的3%。在西方七国集团中，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开支占GDP的比例仅次于加拿大居第二位，但高于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但是，我们的生均开支却低于这些国家。

● 1993年秋季入学注册的全日制或半日制学生总数达到了14 305 658人，其中包括62%的应届高中毕业生。1994年，全国22～24岁年龄组中的31%、18～19岁年龄组中的60%在各类中学后教育机构中读书。1994年，25岁以上人口中的22%完成了至少四年的高等教育。

● 我们有3 688所高等学校，其中公立高等学校1 641所，私立高等学校2 047所，分别有1 118.4万和311.7万名学生。此外，还有约102.8万名学生在6 737所非大学的中学后教育机构（主要是短期职业训练机构）就读，这些机构中有5 000多所是私立的。

从以上的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美国选择了资助一个庞大的、开放入学的、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这种“选择”是千百万家长和学生做出的，他们决定担负高等教育成本，因而表明了他们重视高等教育给自己及子孙后代所带来的价值。这些“选择”也是由更多的选民和当选官员（主要是州一级官员）做出的，他们将税款用于维持公立高等学校，资助私立高等学校，还用于支持世界上最大、最富有成果的学术研究事业。

高等教育扩张的推动力量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有四股力量推动高等教育这一庞大的事业进一步扩张。第一股推动力量是18～24岁大学年龄组人口的增长。1996年至2006年，传统的大学年龄组人口将增加16%左右，而中年组人口将继续下降，因为20世纪60、70年代的低出生率可能导致非传统人口中入学人数的下降。按美国教育统计中心的推算，1996年至2006年，各类高等学校注册学生增长率介于4%～27%之间，平均增长率为14%，或者说这十年估计要增加200万注册大学生。当然，增长是不平衡的，将主要集中在发展较快的西部、西南部和南部。或许没有哪个州会像加利福尼亚州那样要为能够容纳学生注册人数的“爆炸”而担忧，专家预计在将来的十年中，加州会出现大学入学的“第二次浪潮”，高等学校将可能要容纳至少45万名新增学生。按1995～1996年的价格计算，要保持历史上的公立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加州每年所需的新投入要高达52亿美元。

高等教育扩张的第二股推动力量是高等教育参与率和毕业率的提高。因为人们认识到高等教育有很高的个人回报率，认识到要获得报酬和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位必须要接受某种程度的高等教育，这一点前面已经论及。现在美国高等学校中存在着大量学生在校消磨时光的现象，如果美国的高等学校能成功减少这种现象，即使不提高第一学位的入学率，增加招生人数仍是有很大潜力的。

第三股推动力就是学生追求更高的学历教育。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知识在量上的增加和复杂程度的提高，高效率的经济对高程度教育的需求（无论指实际作用还是仅指高等教育的筛选作用），同时大多数职业为提高其职业地位要求本职业的选择者有更好的职前教育，或为保持本职业的现有地位需要员工接受继续教育，都可能是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第四股力量是学术传统不断完善的需要。这一点与其说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不如说是一种判断或推测。梅西和泽姆斯基（Massy and Zemsky）把这种力量比作“棘轮”。这种力量与注册人数的增加关系不大，只是会提高单位成本，也大概会提高质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它表明了教授、职员和管理人员等永不满足，总想做得更多更好，例如，讲授新东西，更有效地指导学生，从事更为复杂（通常都更花钱）的研究，在个人和学校学术声誉的激烈竞争排序中提高地位──而这些，往往都不顾“更多更好”是否有成本效益或是否为付费者们所需要。

2．高等教育的效率或生产率

高等教育财政的第二大问题是用于高等教育事业的所有资源的效率或生产率问题。效率包括两方面：成本或开支，收益或产出。这些概念都涉及到单位成本：或生均成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产出，但具有容易和明确测量的优点）、或研究成果单位成本，或学业单位成本（无论如何测量），或由学校提供的单位学习增量成本等。因为大学的实际产出是多元的、难以测量的（知识的发现、传播和传递），因为公立或私立大学的收入（至少是对教学成本的资助）要由学生注册数来决定，所以生均成本必然成为测量效率的主要依据。但我们不应忘记学生注册数终究不是这种很难测量的实际产出──学生学习的惟一代表，无论这种方法对学习的领域、教育的水平、教学的方法来说是多么精确、多么敏感。

（1）单位成本的变化：高等教育技术的不明确和生产功能的不确定性

在商品生产中，通常有多种方法将生产投入组合起来──主要有劳力、资本、原材料和管理的多种组合──来生产一定单位的产品。最有效率的投入的特定组合是由选择性的管理技术及投入的相对成本决定的。如果给出一套投入成本，并确定将投入组合成一定产出的管理技术，那么最有效的办法也就很清楚了。这就是单位成本最低的方法。那么任何生产者或生产过程的效率就可以由该生产者或生产过程与“最有效的方法”相比较来衡量。

高等教育就不如商品生产企业那么幸运。大学对知识和学术的产出技术不那么清晰明了，它因学校、院系、教授的不同而不同。我们确实知道生均成本差异很大，因此通常研究型大学的生均成本比一般本科院校要高得多，因为研究型大学教师工资高、教学工作量少，还要为学术研究提供大量的支持（如图书资料、计算机及其他仪器等）。然而典型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直接教学成本可能也更低，因为在这样的大学里，低工资助教上课很普遍，并实行大班上课。而在典型的四年制的公立学院中，往往是由普通教师按正常班上课，尽管教师的工作量要大一些。最终应该说研究型大学的生均成本比四年制学校的生均成本要高，但也不要忘记，这种结果至少部分是因为某种假设造成的，而且成本分配问题即使是合理的也值得审视，有时甚至还值得怀疑。

像大学之间存在着差异一样，大多数大学内部生均成本上的差异是由学校向学生提供的休闲娱乐文化环境上的差异造成的（如学术服务和学生工作员工），或者由教师成本的不同造成的。教师成本的差异不仅反映在工资上（在低成本学校从事大量教学工作的兼职教师与在名牌私立学院的专职资深教授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表现在教师其他的主要开支、时间或教学工作量上，富裕学校的教师时间很充裕，而低成本的公、私立学校教师的时间却很紧张。

霍华德·鲍恩（Howard Bowen）在他1980年对高等教育成本的著名研究中，发现很多相同类型的学校成本相差悬殊。在按生均费用从低到高排列研究型大学和博士授予大学研究案例中，处于四分之三分位数中的大学的生均成本是四分之二分位数中大学的生均成本的2倍，案例中花钱最多的大学的生均成本差不多是四分之一分位数中的大学的生均成本的7.5倍。一般学院之间的差异没有那么大，但四分之三分位数学院的生均成本仍然比四分之二分位数学院的生均成本要高出50%。根据最近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经费支出数据，仅看教学成本一栏，就显示大学的生均成本为7 573美元，其他四年制学院为4 788美元，两年制学院为2 727美元。

这么大的成本差异令人困惑，那些最花钱的大学是否是极度浪费呢？鲍恩用他的成本收入理论（revenue theory of costs）来解释这种差异，他认为高等学校尽可能地筹钱，并将所筹来的钱全部有目的地、体面地花掉，而这种花钱不会像货物生产中那样能从看得见的生产过程中得到补偿。

即使我们用以计算哈佛大学生均成本中的“成本”，与相邻的韦洛克学院（Wheelock College）或麻省州立大学系统—波士顿学院（UMass-Boston College）生均成本中的“成本”是一样的，但我们还是不能肯定地说韦洛克学院或麻省州立大学系统—波士顿学院的效率就比哈佛高，也不能说便宜就一定好。说某所学校更有效率就需要测量它的产出，但对产出能否测量，人们还没有达成共识，甚至不可能达成共识。

如果哈佛要为自己的“低效率”、“低产出”的特点进行辩护，它就会指出哈佛的毕业生才智非凡，哈佛能使学生终身受益，哈佛也能靠本科生教育和教师的突出学术成就为社会创造价值。

总之，尽管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产出”没有达成很好的共识，更不用说如何去评价、衡量它，但我们还是将全日制当量生均成本作为“效率”指数，并尽可能去将它测量出来；我们还推测生均成本总该降下来，以满足学生、家长、纳税人要求高等教育成本下降的愿望。

（2）高等教育通货膨胀：生均成本和学费的增长曲线

事实上，高等教育单位成本和效率（或无效率）问题，与其说与单位成本、生均成本有关，不如说与这些成本的无情增长有关，与学费增长率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有关。这就是所谓的“成本病”（cost disease）问题，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首先提出这个概念用以说明作为非生产性经济部门的特征。这些非生产性部门主要指劳动密集型部门，不太可能用资本或新的生产技术去替代人力，如剧院、交响乐团、社会福利机构和教育。这些部门的单位成本随着工资的上涨而上涨。原因是，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的工资一般要与商品生产部门人员的工资同步上涨，而商品生产部门可以通过不断地注入资金和技术带来实际效率，从而使得生产部门的单位成本的上涨幅度低于工资的增长幅度；但非生产部门的单位成本则不可避免地要超过生产部门的单位成本。所以说，高等教育的单位成本的增长速度要高于通货膨胀率。又正如第一章所说的，由于通货膨胀率是用多种价格增长的平均数计算出来的，因此高等教育的单位成本（进而导致学费）通常要高于通货膨胀率。

这种情况在高等教育中很正常，高等教育机构也无须为此承担责任：单位成本增长率要稍高于通货膨胀率，学费增长率要超过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要大大超过通货膨胀率。这是因为：

● 州政府通过大幅度提高公立高等学校的学费将成本负担由纳税人转移给学生和家庭；

● 私立高等学校将更多的边际学费收入用于学生资助，因此需要提高学费以弥补成本的上升；

● 教职工工资增长超过了经济部门职工工资的同期增长；

● 高等教育实际上正成为投入越来越大的部门，以生均技术投入更多、教职员工与学生之比更高、生均硬件投入更大的形式出现。

事实上，上述因素在过去十多年中一直在起作用，结果导致了公立、私立高等学校学费大幅度增长。从1985年到1995年，私立大学学费增长了105%，私立学院学费增长了108%；公立大学学费增长了115%，公立两年制学院学费增长了228%。

上面所列因素在不同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导致最昂贵的私立大学学费增长率高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学校育人环境的改善；第二，教职工与学生之比的降低；第三，大学提供的财政资助的增加（减少了来自于学费的净收入）。这些原因导致了公立高等学校学费猛涨的根本原因是州税收的减少，相关的成本负担由纳税人转给了学生或家长。

（3）即将到来的财政危机：成本曲线与收入曲线的分离

如上所述，高等教育单位成本的增长曲线要自然地高于通货膨胀率曲线。然而，高等教育预期收入的增长率则要低得多。原因是：

● 中上阶层家庭的家长显然不愿意接受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学费增长率，因为这样，子女的学费要占家庭收入的更大比例，他们必然会抵制学费的增长而不愿意向高等学校交更多的学费；

● 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面临越来越重的债务负担，他们反对学费的上涨希望交低的学费；

● 州长和州议员面对其他方面很紧迫的公共需求，面对联邦政府财政资助的减少以及本州纳税人的不满，也会日益抵制增加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投入；

● 联邦研究经费仍然一直在增加，但不能与科研成本的增加速度相匹配。

其结局是令人担忧的，尤其是对那些昂贵的研究型大学，对面临州财政投入下降的公立高等学校也是如此。公立高等学校有时要承受注册人数增加的压力，而又没有大量的捐赠，没有富有的校友和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也没有很多有钱的求学者。有些高等学校通过大力削减开支、重组或明智地缩小市场定位来扭转不利局面。许多观察家认为，对大多数高等学校来说，20世纪90年代末期将是一个变化不定、财政压力持续不断的时期。

3．成本分担：谁来付费，应该由谁付费

高等教育财政中第三个大的问题是成本如何由家长、学生、纳税人和慈善家四方分担。

● 家长：从现期收入、存款或者通过借贷以未来的收入来支付；

● 学生：从存款、暑期打工收入、学期间勤工俭学收入以及通过学生贷款或毕业生税以未来的收入支付；

● 纳税人：以联邦、州和地方三级的税收支付。这些税包括：所得税、销售税、财产税、工商税（通过商品或服务的高价格来计税）等，或者通过公共预算赤字引起通货膨胀的间接征“税”的办法来支付；

● 慈善家：通过捐赠基金或捐现款的办法来支付。

在各方之间转移成本分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游戏。一方负担减轻，必须要由另一方或另几方来承担，或者由降低成本来补偿。因此，如果本州纳税人负担的高等教育成本份额减少，那么减少的部分要么引起学校开支减少，要么由学生和（或）家长交更高的学费来分担。但如果家长无力支付，或者有足够的政治力量通过条例或立法来限制父母承担的份额，那么转移的份额就要全部落在学生身上，他们主要是通过增加贷款来支付。准确地说，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局：较低的纳税人的负担、减少的高等学校财政预算、较高的学费、所预料的家长分担份额，以及大幅增加学生债务负担──这正是过去一二十年间发生的事情。

从“成本分担”的角度看，下列政策问题更加突出。

关于家长分担的份额家长为孩子分担多少高等教育成本才是合理的？分担的份额是用现期收入就足够支付还是要家庭“勒紧裤带”才能支付？是要家长利用多年的存款还是要他们借贷花将来的钱来支付其子女的高等教育费用？家庭固定资产要被计算在经济状况之内吗？父母对子女的经济责任要持续多久，是只供养他们到大学本科毕业还是要到二十四五岁？没有监护权的家长又要担负多少经济责任呢？

关于学生分担的份额“全日制”学生学期中的勤工俭学时间应不应该有限制？学生因求学而举债是否有个限度？这个限度是根据可能的完成学业情况来制定还是根据未来的职业赚钱能力来确定？延迟付款还债最好的方法是传统的抵押贷款，还是按收入比例还款，或是采用毕业生税的形式？假定各种不同的还款方式还款的现值是相同的，至少对某一年龄段的借款人来说是如此。

关于纳税人分担的份额公共财政支持，在多大程度上与政府所有权和最终控制权相联系（就像对公立高等教育的支持那样），还是只用公共财政支持某些费用并与控制权相分离（就像教育券、佩尔奖学金那样），支持私立高等教育就像支持公立高等教育那样容易？纳税人对每个学生的支持力度是不是继续像现在那样，主要根据教育成本和学生的家庭收入来确定？还是政府通过财政资助系统，开始根据学生的学术潜力或学业成绩，或根据学生选择的学术领域或职业意向来确定不同的资助数额？

（1）学生和家长分担的高等教育成本

以上大部分问题都涉及到学生和家长要分担多大份额才合适，尤其是公立高等学校的学生和家长负担的份额能再增加多少，有多少份额可以从纳税人身上转移给他们。

表2-1　1974/1975～1994/1995年间美国大学本科生的平均学费、食宿费及增长率（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1995（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October 1995），Table 306。

如表2-1所示，学生和家长通过交更高的学费来承担的成本份额有了很大增长，尤其是对20世纪80年代的私立学校而言，以及对90年代的公立学校而言。表2-1中美国教育部的数字低估了高等学校成本的增长，实际上高等学校学费增长要更大；也低估了家庭实际承担的总费用，因为忽略了书费、交通费、旅游娱乐费和其他杂费。

然而，在对学生、家长和纳税人各自承担的份额以及高等教育成本上升所造成的影响作出结论之前，我们需要将通货膨胀的影响、家庭收入的增长以及财政资助的效果作出调整，表2-2显示了1979年至1994年度高等学校的实际成本，以及家庭分担的成本占不同收入水平家庭收入的百分比。

表2-2　大学本科生的平均学费^*1和食宿费占家庭收入的比例^*2（%）

资料来源：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1996p.62。

*1按1975年美元的不变价格计算。

*2将全国所有家庭的收入分为100点，最低为底线，最高为顶线，居底线25%收入水平的家庭称作居25%百分位数，居顶线25%收入水平的家庭称作居75%百分位数。

第二项调整是看各类院校的实际预算，包括学费、膳宿费、书本费、旅游费及杂费。各类院校既指公立学校又指私立学校，既包括昂贵的高等学校也包括廉价的高等学校，并且对应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表2-3显示私立高等学校的费用是如何由家庭付费、联邦和州的资助、学生贷款和学校为不同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的慈善性助学金等组成的。表2-4显示的是高成本和低成本公立院校的情况。

表2-3　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上高成本和中等成本私立高等学校的开支预算和经费来源¹（单位：美元）   

①实际上家长负担的费用、政府助学金、高等学校助学金、学生勤工助学的收入、学生贷款等多种来源的组合会因高等学校的资助政策、学生年级的不同，有时甚至是学生的优秀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表2-3、2-4中的数字只是表明了一般的情况。

②低收入家庭是指家庭年收入大约1.2万美元──刚刚低于《联邦计算法》界定的标准。

③1995年中等收入家庭的年平均年收入是38 752美元。

④高收入家庭是指家庭的年平均收入10万美元，家庭财产为30万美元并且还有一个没有上大学的未成年子女。

⑤州政府贫困学生助学金最高占“纽约州学生资助计划”的75%的份额（在美国是最为慷慨的）。

⑥联邦政府助学金和州政府助学金（第3、4行）包括学生贷款4年补贴的现值。

⑦学生暑期打工收入和学生期中打工收入。

表2-4　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上高成本和低成本公立高等学校的开支预算和经费来源^*1 （单位：美元）

*1表2-3的注释适用于表2-4，但有以下不同：（1）父母分担的数额服从于《联邦计算法》；（2）州政府助学金、学生打工所得、学生贷款，可能是学生自助中的一部分；（3）对于公立高等学校来说，一般没有由学校提供的贫困生助学金。

我们来归纳一下分担额。表2-3和表2-4的后半部分都有各方分担经费的总量。来自纳税人的经费包括联邦政府助学金、州政府助学金和学生贷款补贴的现值；来自家长的经费等于家庭预期贡献减去学生的暑期打工收入；来自学生的经费等于学生暑期打工收入、学期中间的打工收入和需要偿还的学生贷款的折现值；来自捐赠人的经费包括高等学校所给的全部助学金。

由表2-3和表2-4，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学生和家长承担的高等教育成本较高，此项分担在高成本的私立大学中就更高了，只有那些相对富裕的家庭才能承担得起。

● 要支付昂贵的私立大学的高额学费，如果没有家长的足够支持，就需要学校或慈善家的很多资助，学生也要承担很重的债务负担。

● 在经济帮助的可获取性上，关键问题不是学费水平的高低，也不是家长的支持，而是学生愿不愿意承担很重的债务。读完四年或更长时间的本科教育，加上五年或更长时间的研究生或高级专业学位的学习，学生的总负债额很容易达到5万～10万美元甚至更多，这么重的债务负担很可能会使学生放弃读研究生或高级专业学位的机会，或者使他们对事业和人生作出错误选择。

● 高费用的公立大学（学费加住宿费）要求学生大量借贷，这就会大大削弱与高费用的私立大学相比较的价格优势。

（2）公费资助高等教育的“高学费高资助”模式

有人建议要大量减少甚至完全取消对州立高等学校的直接财政拨款，至少是取消对教学的资助，并将学费提高到按全成本或接近全成本收费，大大减少或取消对读公立高等学校的学生和家庭的补贴。“高学费高资助”的倡导者认为，要大力扩大贫困助学金计划以替代州政府的直接投入。目前州政府的直接拨款占四年制本科生教学成本的60%～90%，贫困助学金会随着家长和学生收入的增长而减少，直至逐步完全取消，让能够付得起全成本学费加上其他大学费用的家长或经济独立的学生交纳全成本学费。

“高学费高资助”模式是建立在效率和公平基础上的。“效率”起源于公共财政理论信条：在没有补贴或减少补贴的情况下，消费者仍有可能购买该产品或服务，那么对该产品和服务进行财政补贴就是没有效率的。如果提高公立高等学校的学费，那么节省出来的税收资金就可以有目的地投放到更急需的公共项目上，如更多的贫困生资助、公共医疗、公共设施建设，也可以减税或减少财政赤字。如果减少补贴、提高学费能够使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降下来，那么这就是一种更有效地利用公共资源的方法，因为补贴可导致某种产品或服务的过度生产，超过了社会最适宜的水平，提高公立高等教育的价格就有可能打击那些求学目的不明确、准备不足的学生上大学的积极性，按“高学费高资助”的提倡者们的观点，这些学生会挤占公立高等学校中的位置，浪费高等教育的宝贵资源。

强调“效率”的主张的一个推论就是，至少在某些州存在着没有充分利用私立高等学校办学能力的状况，如用相对较低的边际成本就可以填补私立高等学校的空缺。将税收资金资助公立高等学校的方式转向资助贫困学生（包括私立高等学校的贫困生），这可能使注册于公立高等学校的学生转读私立高等学校，也能使在私立高等学校注册的学生得到更多的资助，而纳税人负担的净成本却更低。

认为“高学费高资助”更加公平的理由是基于两点假定：第一，实际上公立高等学校的学生中来自中上收入家庭和富裕家庭的人的比例很大；第二，用于支持公立高等教育的州税收，倾向于按比例税率甚至是按累退税来征收，因此公立高等教育是由许多不可能从中受益的中低收入家庭和贫困家庭来付费的。所以说“高学费高资助”的公立高等教育财政模式，被认为比全面低学费模式更公平，因为它只对那些贫困的人提供财政补助，而对那些家庭富裕、付得起学费的人实行全成本收费。

（3）反对“高学费高资助”模式的理由

反对“高学费高资助”模式的理由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公立高等学校为每学年每一全日制学生公布的“广告价”为1.5万～1.8万美元，这肯定会使许多人不敢申请（甚至不敢想）进大学，即使是那些有希望获得经济资助或少交学费的贫困生也如此。如表2-4所示，在四年制公立高等学校，每学年学生和家长承担的费用对大多数家庭和学生来说都是不轻的经济负担。仅这一事实还不足以否定高等教育全成本收费所显示的“效率”和“公平”的理论观点。但即使有财政资助，理想中的公立大学每学年1.5万～2万美元的学费也可能会吓倒许多学生和家长，毫无疑问最会被吓到的将主要是来自经济不利群体和非白人家庭。

第二，“高学费高资助”会降低公立高等教育的质量。“高学费高资助”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州财政对公立高等学校的投入──虽然一些支持者宣称州财政投入的减少可以由富裕学生家长交更高的学费来弥补。私立高等学校中高学费高资助政策的赞同者毫不掩饰他们的目的，欲将中等及中上收入家庭的学生入学人数和学费收入从公立高等教育转移到私立高等教育中来。因为公立高等学校已没有多少价格优势，而私立高等学校却有许多资源优势：有大量的捐赠基金、有富有的校友、有慈善支持的传统。同时，私立高等学校有高选择性和精英主义的光环，而公立高等学校的经费将更为紧缺。如果私立高等学校向学生收取的学费与公立高等学校的一样，那么，1 600所全国性的公立高等学校中的多数高等学校将要招收私立高等学校不愿接受的学生。公立高等学校的地位和质量受到侵蚀似乎并不符合国家的公共利益。

第三，高学费并不能保证会有高资助。州长、议员和选民因为不断承受利用现有已不足的资源来满足众多公共需求的压力，他们更有可能支持能让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孩子从中受益的公共项目，他们不一定主张财政资助和“学费折扣”，也不一定主张只利于贫困人口的项目而向公立高等学校拨款。“高学费高资助”政策带来的必然结果是高学费、低财政投入、资助不足、入学机会减少、公立高等学校状况恶化，而不会是预想中的提高效率和公平。

第四，“高学费高资助”模式否定了高等教育是公共产品。经一个半世纪建立起来的美国公立高等学校，不仅是为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提供有公费补贴的教育，选民和当选官员更想让公立高等学校吸引并留住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和学者，让公立高等学校服务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并成为本州的文化象征。“高学费高资助”模式基本否定了公立高等教育的公共目的性，只为读不起没补贴、收费很高、基本上私有化了的高等学校的很贫穷的学生提供一些补助。政府要重新考虑上述这些是否仍然是资助公立高等教育的重要理由，是不是还想让贫困生上大学，在这种情况下，“高学费高资助”确实是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正如公共财政理论所正确描述的那样。

总结与结论

1．美国高等教育的成本、效率和财政状况

美国高等学校的财政状况各校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为数不多的私立高等学校，有数额巨大的捐赠基金，校友能经常给予慷慨捐助，有许多富裕的求学者。这些高等学校也将经历持续不断的成本压力，但它们也能相应地增加收入并继续保持繁荣。有些公立高等学校同样也有大批的有钱的求学者，也有慈善家的不断捐助，在公共投资领域（如在生物医学和应用科学领域）有很强的研究力量，它们也将会繁荣发展。一些获得较少捐赠的私立高等学校将会抓住专门的市场领域──或职业性的（如与人的健康有关的职业），或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加上管理良好、教师工资低廉，这类学校也将繁荣。多数私立高等学校将会感受到经费严重短缺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是从人口统计上来讲的：能够并愿意支付高学费的中上阶层的家长的数量，或愿意承担更多负债的学生的数量没有增长。大多数公立高等学校将面临州财政投入不足或下降的局面，将被迫收取更高的学费，取消更多的专业，更多地聘用兼职教师和助教。

2．学习效率

因为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无法通过降低成本的办法来提高效率，所以它们的兴趣就转向通过增加产出或学问来提高效率。换句话说，高等教育在效率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成本过高，而在于学习效率低下，表现为：学习过剩，学术探究漫无目的，课程开设不当，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太少，没有充分利用自主式学习，在高中阶段没有充分认识到大学水平的学习潜力，等等。提高学习效率就意味着要缩短放假的时间，增加学习时间，加强指导和激励以减少课程学习的盲目性，通过现代教学技术增加自主式学习的机会，减少课程学习上的过剩，在高中阶段就充分发掘大学水平的学习潜力。

3．技术

个人计算机、新的教学软件、因特网、教学录像等技术将对教师和研究生的研究方式方法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将使教学更为丰富多彩。除了一些非传统的学生和技术上很在行的学生参与远程教育和“虚拟大学”的学习之外，“技术”将主要是让人们学得更多更好，但成本并不会更低。

4．转移成本负担和提高学费

把家长和纳税人的负担转移到学生身上的情况还将继续下去，学生用更多的时间打工赚钱来付费。或借更多债务来交学费。但是有理由相信，提高学费会面临重重阻力。

5．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的手段更令人眼花缭乱，政府不花纳税人的钱去“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花样迭出：提前支付学费、免税储蓄计划、不必要的价格折扣，按收入比例还款计划，等等。

6．州财政预算

高等教育州财政预算还将会减少，但更具灵活性并且与绩效挂钩，例如，对那些学生巩固率和毕业率有提高的高等学校给予额外补助。

7．大学的使命与“重构”

大多数高等学校近年来形成了自己的使命以适应：第一，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少数民族生、大龄学生、非全日制学生和在职学生的需要；第二，大多数学生对应用科学和职业学科有更高的兴趣；第三，收入更少了，需要调整或取消那些对学校来说不太重要或不太有名气的专业。总之，高等教育的管理顾问、观察家和分析家们所自吹的所谓“重构”，根本就不能解决高等学校的经济困难，理由很简单，改革进行了多年，但并未见效果。大多数规模较小的多科性学院已经重新配置资源、大力调整专业和师资队伍，许多学校还调整了学校的使命。那些没有改革的高等学校要么有钱要么是私立的，或者两者兼备，它们无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至少没有必要将其称作一个公共政策问题）。

一些地区性的、学术声誉不高的高等学校，不懈地追求“研究型”大学模式，但无论从教师声望还是从研究生培养计划来看，它们都难以跻身于由学术声誉评价来排序的顶尖大学的行列。对它们来说，控制成本的压力可能集中在进一步将教学经费与研究经费分离开来，正如英国所做的那样。如果这些措施成功的话，结果可能是减少对教师研究工作的间接公共补贴，扩大教师工作量的差别，减少竞争性研究拨款的管理费用。

8．入学和扩大参与：高等教育是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的根本动力

虽然美国高等教育为那些来自社会经济底层的人提供中学后教育的机会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但是美国社会不仅更加不平等，而且高等教育机会在代际之间的传递更加明显。换句话说，父母受过良好教育的、又有钱的家庭的孩子，通常会有上大学的机会并坚持到大学毕业；而那些贫困家庭的子女，除非很聪明很幸运，通常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而可能持续下去的公立高等学校的学费的大幅度上升，从政治的角度反对开设补习课程、对入学和经济资助不从问题的实质上进行考虑，以及保守派对传递多元文化价值观课程的不断攻击，这一切将可能使以上情况变得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