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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分类
二、成本问题
三、单位成本和质量：效率与吝啬
四、一定时期成本上涨速度：高等教育的通货膨胀发动机
五、高等教育成本中的政治
六、影响高等教育成本的新因素和政府补贴成本的意愿或能力
七、控制成本与提高高等教育产出的趋势
八、增加收入的趋势
九、总结：成本控制和扩大资金来源的趋势
世界各国都把高等教育作为个人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对个人来说，中等后教育被认为是实现个人对社会地位的追求、获得良好待遇的工作、拥有较多人生选择机会和激励才智发展的途径，并且对上述目标的追求过程也常常能给人以愉悦。对社会来说，高等教育被认为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实现经济增长所需的技术、生产力以及其他组成部分的关键，它能形成、保存文化的价值，它还被认为是社会公正、机会均等和民主的发动机。
高等教育虽然如此重要，然而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却不断地被居高不下的成本所困扰，而且成本还在快速地上升，似乎正在超过现有财政的支撑能力。政府正削减给高等学校的拨款，其结果导致高等学校教职工流失、设施设备老化、待遇降低和满足学生要求的扩张能力下降。因而，成本向学生和家长转移。这种转移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控制，那么学生和家长的负债水平会不断地上升，学生的入学也要受到威胁。对高等教育效率和成本效益低下的指责，加剧了成本与财政相互挤压所产生的政治紧张。Dijon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琼克劳德·艾彻（Jean Claude Eicher）和蒂里·谢维莱厄（Thierry Chevaillier）1992年认为：“结论是明确的，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财政危机。这种危机比宏观统计结果所表明的危机要严重得多。如果没有新的解决办法，危机不会很快结束，特别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本章考察了高等教育成本的性质和动力，概括了高等学校和政府对付不断增高的成本和摇摆不定的财政支持中的一些全球性的发展趋势和模式。
一、成本分类
可把高等教育成本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教学基本成本，美国会计标准中列为“教育与一般成本”。包括教职工工资、设备、图书、行政管理和基本学术计算等开支，以及其他资金如地租等，这些成本是高等学校完成其教学和基础研究或学术任务的支出，其中不包括特别拨款或合同经费。
第二类成本包括用自有资金或拨款开展的联合研究或特别活动开支，这笔资金特别重要，是上述活动开展的基础。尽管某一大学的联合研究和其他特别活动所产生的成本可能较高，但对于高等学校基本的教学和学术使命来说，这些成本原则上可能较低或为零。这是由学校收入的不可转移性确定的。换一种说法，对高等学校来说，某一项联合研究活动应该没有成本，因为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成本都由资助者承担。同样地，如果允许有其他选择，停止联合行动并不会使高等学校受益，因为此项资金会随其他开支而流失。
第三类是学生生活成本。包括伙食、住宿、衣物、娱乐及其他不管是不是一名学生都应支出的开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项成本并不严格地与高等教育相联系。然而，对于学生及其家庭来说，这与学费或书费一样，由支付教学成本的学生、家长、纳税人或高等学校来支付。
学生生活成本随学生的具体情况而变化。学生与父母或配偶住在家里和住在学生公寓或宿舍，其开销是不同的。同样地，此成本也会随学生生活的现行标准的变化而变化，其变化范围是从传统上贫困生的开支数目到同龄人中非学生人群的生活开支数目。最后，此项成本直接由学生或其家长支付时，可能一目了然，也容易计算；但当此项成本以就餐补贴、住房补贴或家长获得的纳税优惠等形式发生时，也可能十分模糊，有时就变得不易计算。
第四类是作为学生而耽误的赢利（实际上是耽误的实际生产）。因为作为学生，劳动力队伍中就少了相应的人手。对于大学年龄组人员来说，他们是劳动力队伍中的有生力量，但因决定成为学生后，此预期目标就不能实现。从理论上讲，由此产生的成本是十分值得的。对于劳动力短缺的社会，学生从劳动力队伍中流失，会导致生产力的流失，产生相应的成本确实是很明显的。对于边际生产力低、无技能年轻劳动力的就业选择性小的社会，这项成本就不那么明显了。
二、成本问题
实际上，高等教育成本在任何国家中都存在三大问题（Johnstone,1991）。
第一，国家总资源中有多少应该或能够用于高等教育？实质上，此问题可以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任何年龄组中有多大比例的人口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相对于劳动力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劳动力而言）和这些人能接受多长时间的高等教育，或者是这些人能获多高的学位。
第二，高等教育应该花多少钱，每名学生或每一学位，或每一学习单位（如一学分），或高等教育产出中任何一个合理的单位成本应是多少。这涉及到高等学校的效率和生产力，而上述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国家用于高等教育的总资源。因为高等教育产出的多样性和难以计算性，高等教育的单位成本常难以明晰。以最简单的每名学生成本为例（忽略实际学习产出或教师学术产出），每名学生成本是下列变量的函数：
●教师负荷（班级大小、课程负荷等）；
●辅助性职员与师生之比例；
●平均教职工工资；
●图书资料、实验室和设施设备等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学术性。
效率或生产力问题是指一定的高等教育产出或产品能否占用更少或更便宜的投入；或者是否能用一定的投入获得更大量或更大值的产出。为获得更大效率，就要有更好的管理、更有效的激励、更佳的规模和规模经济性、更多的技术运用。
第三，高等教育成本在普通公民/纳税人、家长、学生、工商业和慈善家或捐赠者之间如何分担？不管成本多少，也不管在哪个国家，成本必须由下列人员共同分担：
●所有公民──通过纳税或通过通货膨胀使购买力下降的方式分担；
●家长──通过直接支付学费或通过直接或间接承担学生的生活成本的方式分担；
●学生──通过支付学费或生活费的方式分担（来自学生打工所得、自有存款、贷款或毕业生税收等）；
●工商业──通过返还所雇用学生的部分或全部的学生贷款，或通过承担与其职员数或雇用毕业生数成一定比例的特别税赋的方式分担；
●慈善家──通过当前捐赠或过去捐赠的投资回报的方式分担。
实际上，上述三大问题之间是相互关联的。高等教育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私人开支项目主要由学费支撑运转。可能有的人认为高等教育过分昂贵，但这绝对不像那种富裕家庭自由购买高价奢侈品所引发的那类社会问题。对单位成本或甚至对总成本的关心主要源于公共开支，即一般公众/纳税人承担高等教育成本的程度。
更进一步说，只有当高等教育成本在数量上和比例上主要由普通公众/纳税人承担时，社会福利的公平分配才会引发社会问题。正如加雷思·威廉斯（Gareth Williams）在经合组织国家财政模式的总结报告（1990）中所说的那样：“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越多，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受的相对剥削就越多。对公共资金要求有其他用途的人认为，高等教育是公共资源永不知足的竞争对手，而不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业。”
“谁付钱”可能对单位成本有影响，也对拓展机会与平等这类社会目标有影响。就以效率和平等为例，使用者或受益者（指学生和一定意义上的家长）就应该承担高等教育成本的大部分，就像在美国、日本、菲律宾、韩国和南美洲大多数国家中的私立高等教育部分那样；或者像在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公立大学那样，学费占到了单位成本的较大部分（一般为20%～40%）。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和尽人皆知的。用学费补偿近乎全部成本的做法可以减少浪费，激励把资源投向最具生产力的用途。把学费作为主要财政来源也使高等教育受益者（也是更可能变得更富有的人）分担成本压力，而不是由并不十分直接受益于高等教育的一般纳税人来分担，也不是由那些可能来自不利经济背景的人来分担成本压力。与此同时，向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提供更多机会、向所有公民提供社会和经济福利，都要求向某些纳税人提供高等教育补贴和根据经济状况向无力支付学费的家庭提供补贴，这种做法是适宜的和必要的。因而，入学目的、效率和平等都与总开支、单位成本和分担比例等问题是相关的。
三、单位成本和质量：效率与吝啬
效率以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来衡量。尽管生均成本是高等教育效率常用的表示方法，但很明显，“学生”（指全日制单位学生，或非全日制换算的当量全日制学生，或所有教学课程单位换算的当量全日制学生）并不是高等教育的产出，而仅仅是一个便于计算产出的代表而已。
只有当我们找到每花一美元为学生增加额外学识或新知识的量的方法时，才能算出真正的效率。有时，投入更多的资金我们可能会更具有效率，例如使用更好的教学设备，或聘用高待遇、有奉献精神的教授，或使用更多的教学辅助人员，都可能增加额外学识和研究的实际产出。然而，当没有可靠的实际产出测量方式时，效率就变成了过度的节省，即不顾对实际效果或产出的影响而一味地削减成本，例如，削减设备和图书预算，用兼职教师代替专职教师，或者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教师的待遇很低，致使教师实际上只把部分精力放在教学和学术上，使本该具有的好的教学质量和学识不可避免地下降。
四、一定时期成本上涨速度：高等教育的通货膨胀发动机
高等教育的成本问题与其说是某一时点上的总支出或单位成本问题，不如说是一段时期成本普遍上涨的速度问题。例如，单位成本的增速通常会随教职工工资的增速而上升，这反映出高等教育（正如经济领域中的绝大多数服务行业一样）在大多数国家没有经济生活中商品生产领域的那种生产力持续增加的特性。高等教育特有的非劳动力成本，如图书和科学设备，也会比通常的平均成本增加的速率要高。
假设教学工作量、生师比、学术设备利用率一定，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单位成本的增加将总是比成本的平均增长要快，即，高等教育单位成本的增长率高于通货膨胀率。如果学生数量、学位课程或研究项目也增加的话，那么总开支的增速，或至少是要求增加开支的压力，常常会普遍而无情地增大。显然，这意味着主要依靠税收和（或）学费的经费投入的增速必须与成本的增速一样高，否则高等教育就必须裁减教职工人数，或减缓工资的增长，或减少资金和设备的投入。
五、高等教育成本中的政治
由于高等教育在大多数国家要么是政府举办、管理，要么至少是公共资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其成本结构通常会受到政治和公共领域管理方式的压力和左右。当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很多国家内部不同的学校也不一样。在绝大多数国家，有四种通行的方式或政治现象构成了严格检验高等教育的效率和生产力的背景：公务员雇用形式、公共领域预算和控制形式、公共补贴和学费中的政治、把大学作为地区政治奖励的形式。
1．公务员雇用形式
在多数国家中，教职员就像其他政府雇员一样是国家的公务员，而不是高等学校自身的雇员。政府或公务员雇用形式意味着工作有保障和与地位相对应的工资（尽管有时较低）。第一个结果就是，大学往往不能像热门的私人领域（如工程或计算机科学）那样提供很高的工资，迫使采取大班教学，或雇用兼职教师，或者采取其他的工资成本与效益不相匹配的方式。另外一个结果是，大学通常会碰到难以把那些贡献很小的教职工裁减掉的麻烦，因此难以将资源重新从需求较少的系分配到需求较多的系。
2．公共领域预算和控制形式
绝大多数政府试图最大程度地对其主要部门（包括对大学）进行财政控制，最小程度地减少财政部或预算办公室官员们常认为是“他们的钱”的支出。因此，这就限制了这些部门或大学把实际资源用于最重点领域的自行决定权。要在一个方面或者一个财政年度提高经济性或增加节余，以便用于另外一个方面或者另一个财政年度，而不导致全部节余资金总量的流失，这是困难的，或者至少是非常危险的。所增加的非政府财政，如学费或私人赠与，可能同时与源于纳税人资金的减少相抵消。简言之，传统的公共预算或多或少并不太鼓励节余、资源的再分配、用私人资金去补充公共资源的不足、下放决策权，而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些是提高生产力和效率的重要因素。
3．公共补贴和学费中的政治
凡是在传统上是免费的、或大量由纳税人或一般公众补贴的商品或服务领域，如果要减少补贴，或即使有时仅仅是略增加那么一点点实际转移负担的成本，并且与此同时还保持相对恒定的补贴，也会引发一场政治风暴。所以，在很多国家，高等教育成本仅仅由普通纳税人承担。试图收取学费会受到政治力量强大的学生联合会，以及支持高补贴和权利、价格控制和高税收的其他左翼政党的反对。举个很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1992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试图提高学费占成本的比例。1948年确定的学费额占教学成本的25%，后来学费额一直没有增加，但到1992年学费额实际只相当于6美分。然而学生领袖反对增加学费，并威胁要关闭这所大学。
4．把大学作为地区政治奖励的形式：地理上分散和小规模的结果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和高等教育世界范围的大幅增长，对一个地区的政治领导人而言，实际奖励的形式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在他或她的城市或地区组建一所高等院校（最好是大学）。一所新的大学就意味着在其建设过程中和后来的运行过程中有很多的就业机会。对于地区选民而言，这也意味着机会，还意味着地区的声誉。其次，还有一定的招生规模、教师、学科覆盖面以及所需的运转预算，这些也很重要，以便达到高质量和合理的规模经济性。最后，高等学校一旦建立起来就拥有巨大的政治性的稳定力量，即使不再有所需的学生、项目和资源来保持这种力量。
六、影响高等教育成本的新因素和政府补贴成本的意愿或能力
在近些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经历了高等教育“财政危机”：教职工的流失，工资待遇下降，设施老化，学费上涨超出了传统“顾客”的承担能力，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情况。其背后原因就是，成本增加超出了实际经费支持能力。在大多数国家中，20世纪90年代影响公立高等教育财政紧张的趋势和事件有以下一些：
●技术成本上涨的压力和高等教育为杰出而竞争；
●北美、欧洲、拉美和非洲大多数国家中的经济滞胀；
●中、东欧政府、大学和经济的崩溃；
●新的社会优先投入领域的出现。
1．技术成本上涨的压力和高等教育为杰出而竞争
与常识相反，大学并不自满，也不保守，更不会抵制变化。大学常常会试图运用新技术，探求新学术，承担新使命（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大学很难丢掉旧的东西）。只有在产出、质量和能力都不变的情况下，才可称计算机节约了成本。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计算机能使管理更加有效、写作更为高产、计算与分析更加高速和复杂，所以其结果是成本更加高昂。同样的现象存在于科学设备的更新、教学法的改进、评估更科学和对学生课外生活更关注等方面。高等学校是一种勇于竞争并由知识精英组成的机构。教师、管理领导者、学生和一般控制团体或部门都想做得更好：能跟上其他学者和大学的进步，能掌握现有技术和方法，能获得更大的学位授予权力或更多的同行认可。与此同时，尽管“更好”是正确的和有效率的，但通常也意味着“更加昂贵”，最终成为高等教育通货膨胀的发动机。
2．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亚洲环太平洋国家除外）的经济滞胀，以及20世纪90年代前期大多数西欧和北美国家经济增速的减缓
经济增速减缓意味着财政税收减少，意味着对各种社会经济“安全网”的成本压力增加（“安全网”包括失业保险和公共资助等），也意味着学生和其家庭分担学生生活成本和教学成本的能力下降。不幸的是，要求个人和社会对高等教育投资更多的时期也是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这迫使管理部门和大学削减和取消对人力资本所需的新投资。
3．苏联和中、东欧国家政府、经济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崩溃
这一突发事件给由这些地区的大学传统上购买的工资、其他商品和服务带来了新的成本压力，还有师资培养和课程更新所带来的巨大新成本。经济的崩溃和征税能力的近乎丧失（但愿这些只是暂时的），加之政局动荡，前途未卜，使得满足这些新成本增加的挑战更加令人生畏。
4．新的社会优先投资领域的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二十多年里，高等教育几乎是所有国家的最优先的领域，这反映了国家对社会、政治和经济进步的热望。过去的十年，在一些国家，高等教育一度引以为傲的优先权出现相对的滑落。发展中国家已将优先领域更多地转移至初、中等教育，职业性、短期教育和其他非大学形式的第三级教育形式。工业化国家相对加强了环境保护、卫生和公共基础设施等公众需要的领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私人支付高等教育的昂贵费用的投资并未减少，这可能是一些政府不愿把稀缺的纳税人的钱投入到高等教育的原因之一。
七、控制成本与提高高等教育产出的趋势
为缓解上述压力，全世界出现了一些趋势。本节总结控制成本和提高产出的四种趋势，并叙述这些趋势如何使经费来源多样化、扩大私人或非纳税人承担的财政投入。
1．调整部门平衡：扩大高等教育中非大学部门的比例
“非大学”高等教育，尽管不幸地是一个不好听的词，是指进行短期和更加职业化倾向课程教学的机构，教师以教学为主，研究居于次要地位，因此时间耗费较少、成本较低。这种教育机构包括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美国的社区学院和一定程度上的综合学院、法国的高等技术学院、荷兰的高级职业学校、墨西哥的技术学院、日本的特殊训练学校，等等。还有另一类学院利用电信和信函的方式进行远程教学，如英国的开放大学、泰国的开放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的州立帝国学院。
这些机构一般由于下列原因使其生均成本比较低：
●高生师比，使教师可能花更多时间于教学、较少时间于学术；
●（有时）用于购买设备、图书或计算机等学术性的支出更小、价格更便宜；
●与研究型大学相比，教授工资通常要低一些；
●经常聘用非全日制非终身制和更便宜的、住在校园周围的教学人员；
●采用短学时学位计划（与典型的大学学位相比较而言），因此，更进一步降低了单位学位的成本。
特别是为满足学生入学要求和快捷地反映工商业对培训、再培训的要求，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更多地转向发展非大学教育机构。像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国家，非大学教育机构极少；像前中、东欧相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以及拉美、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会不断地把拓展非大学教育机构作为重点。
同时，像西班牙、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大学中每名学生成本如此之低是缘于巨大的班级规模和生师比。如果转向举办具有投资合理性的非大学教育形式，可能会较多地增加生均成本，尽管可能会降低每一个所授予学位的成本。
2．摆脱非核心任务
很多大学和其他中等后教育机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长期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中的高等学校，广泛从事一些与大学核心功能无关的其他活动，这些活动可能与学生、教职工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宿舍、餐厅、书店、公寓和野营地；一些大学自己设立的机构（如医务所）等，这些活动可能对教学和科研是有益的或者是必要的，但并非一定要自己所有、自己经营或给与补贴。其他与教师企业性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活动（都是有成本的），可以仅仅被看做最终的净财源（“生财之道”）。然而，成本压力和现代管理思想可能认为要更多地把这些活动“甩掉”，以私人或准私人的形式来进行，迫使其财政上“自食其力”。即使这些活动必须不断给与补贴，但在建立独立的、自给的实体的过程本身能注入规范、激励机制和企业性精神，并能清楚地知道它们在有选择性用途的收入中占多少成本。
3．公共领域预算和管理的改革实践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英国激进地改变了对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的管理和财政预算方法。这些改变极大地降低了生均成本和纳税人的负担，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可能的实际的损失。这些改革也产生了更加有效的计划，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使管理权由国家和地方管理部门下放给了多科技术学院，极大地促进了高等学校的企业性行为。整个欧洲和北美洲正在引入计划和“结果评定”或质量指标等管理方式。类似的改革可能将继续下去，这不仅因为改革是合理的和令人向往的，而且因为侵入性的和无效能的管理正在成为一种政治上的负债。决策越难做，管理官员和当选的政治家们就越明智：让学校自己去决策。这是因为这样的决策会成为一项好决策的可能性更高，而且由别人决策自己的事更可能会引起不愉快。
4．技术的应用
将技术应用于研究，应用于更加有效率和有效益的管理，应用于对学生更有效的评价和指导，并且通过远程教学和自学将技术应用于学习过程本身。
技术已经改变了财政控制和学生注册的方式。在整个90年代期间，数字化信息储存和检索技术将开始提高图书利用效率，改进存货管理和能源控制。重要的是，新的学习技术会更有效地利用学生的时间：减少重复和摩擦，更多真正的“掌握学习”，更短时间获得学位。在少数国家，如中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正在通过远程教育满足大学生们新的要求，尽管运用的技术水平还较低。
现在，除前面提及的几个国家的开放大学之外，极有争议的是，技术所增加的成本（带来了增加的收益）与它所节减的成本相等。然而，通过下面的办法运用技术可以较大幅度地降低单位成本：
●大幅提升单个教师的教学能力，即用电子储存技术和远程传输技术，广泛传播讲课和演示内容，有效增加生师比；
●大幅降低每名学生的图书成本和信息储存与检索成本；
●降低每名学生的资金成本，以及学生生活成本（可在家中或工作场所接受远程教学）；
●降低机会成本（因为学生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缩短获得学位的实际时间。
八、增加收入的趋势
削减成本或提高生产率的趋势是通过增加收入来形成的。在现有的财政和政治形势下，来自政府或纳税人的投入在某一时点上可以被认为已最大化了。因此，“增加收入”一般意味着把大部分成本向非纳税人转移，主要向学生和家长转移，及一定程度上从企业、慈善家和高等学校的企业化活动中获得财源。本节总结出增加非政府收入的七大趋势或方法。
1．降低纳税人承担的学生生活成本补贴
学生生活成本包括食宿、交通之类开支。在经合组织国家高等教育成本中，1980年，有约14%的政府投入用于学生生活成本，但1988年，即使在最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也高达47%。很显然，如果这种补贴可以减少，即家长和学生在财力允许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学生生活成本，那么大量的公共资金就能节省下来用于支持教学成本。事实上，因为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这种成本的转移可能会通过收取学费或较大幅度地提高学费的方式进行。谁享用和谁没有享用学生食宿补贴是很清楚的，尽管不收学费或高额补贴性学费政策至少拥有知识阶层的拥护者和大量的先例（包括大部分欧洲国家），但很少有人拥护对学生食宿作高额补贴的做法，相反，倒是不少人支持对贫困家庭学生生活成本的资助──通过基于家庭经济状况发放贷款和助学金的方式实施，可争论的是，如何处理得更有效和更公平。在减轻政府预算压力之外（或把公共资金更慷慨地用于支持教学成本），要使像餐馆和学生公寓之类的企业置于“不赚不赔”的境地，就要求引入所有的市场规则和激励机制，否则，这样的企业就容易在政府补贴的掩护下，变得既无效率也不能对市场需要及时作出反应。
2．至少收取适量学费，并随基础成本的提高而逐年增加
在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的公立高等学校中，收取学费弥补很大一部分教学成本的做法已由来已久。最近澳大利亚已经采用收取毕业生税的办法。艾彻（Eicher）1992年报告说，欧洲（如比利时、西班牙、瑞士）的学费水平已从传统上为零或微不足道，提高到“非象征性”（200～800美元）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如韩国、印尼、菲律宾和非洲英语国家的公立高等学校学费是较高的；在孟加拉、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学费很低，但已经提高了学费或认真考虑更大幅度地提高学费。
然而，另一方面，学生和家长以交学费方式更大比例地分担教学成本的能力受制于三个明显的因素。第一，如上所述，仅就学生生活成本而言在所有国家都是很高的，可能要占学生及家长承担成本的第一位。实际上，所有国家的大学都愿意招收来自中高阶层家庭的学生，但能够负担得起所有学生生活成本、也能随学费提高分担较大部分教学成本的家庭的比例，在一些国家中是很小的。第二，任何学生和家长分担成本的方式都是建立在复杂而费钱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贷款和助学金计划的行政运作之上。第三，学费在政治上仍然不受欢迎，特别是在欧洲和一些既缺乏交学费就读公立高等学校的传统、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立高等学校来显示收取学费可行性的一些国家。然而，对高等教育收入渠道拓宽和多样化（即非政府财源）的要求是如此地流行，因此更大程度地依赖于学费，也就是依赖学生和家长交费的趋势无疑将会继续下去。
3．鼓励依赖于学费的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
从家长和学生身上获得更多财源的另一途径，就是鼓励依靠学费的私立高等学校的发展。这当然是可能的，因为在英国、荷兰、芬兰、印度，私立高等学校几乎全由公共资金资助，因而实际上已变成了公立高等学校系统的一部分。但是，私立高等学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自力更生，如美国、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尼、巴西、哥伦比亚、阿根廷、墨西哥就是这样，这些私立高等学校从学生和家长那里获取财源，为地方政府分担了不小的负担。有争议的是，私立高等学校能提高高等教育效用，而且比公立高等学校的成本更低、管理灵活性更大，且不实行公务员雇用制度及其工作惯例。除欧洲之外的大部分国家，私立高等教育是受到政府鼓励的。政府提供资金和运行费，为学生提供基于家庭经济状况的生活费资助，为捐赠者提供税收优惠，为高等学校获得更宽松的许可运营和管理政策。
4．保持入学率，建立贷款计划
保持入学率，同时增加家长和学生承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比例，建立基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助学金和政府支持的学生贷款。如果想通过家长来增加投入的话，那么经济状况调查是必需的，或者按美国的说法要定一个公正的“家长预期贡献值”，以便使那些无能力付费的家庭能够获得基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州政府（即纳税人）资助或补贴。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这种经济状况调查是通过收入和财产税收系统来完成的，这一系统覆盖面广、受到广泛认可、相关制度配套。没有建立起这种系统的国家，要很自信地完成经济状况调查是困难的。一些东欧国家仍然采取由学生组织来分配基于家庭经济状况的补助。很明显，从理论上讲，学生最清楚谁是或谁不是真正的穷学生。但由于学生有自己的切身利益，在资助金额稀缺的情况下，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系统是困难的。
只有通过借款，学生才能承担成本的较大比例，因此全世界通行学生贷款的做法。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美国、加拿大、荷兰和日本，学生贷款一直是其高等教育财政的主要特点。德国的学生资助计划是一种无息贷款，要求部分返还。英格兰和威尔士经过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工党联盟多年的强烈反对（认为学生贷款对学生造成较大负担，因而反对）之后，已经实行了一种渐增的学生贷款计划，试图把学生生活成本的一部分从家长和纳税人身上转移到学生身上。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贡献计划实质上是一种毕业生税，而不是一种贷款。尽管如此，大多数学生正在接受这种高等教育返还义务的学习方式。这种返还义务可以通过交纳收入附加税的形式完成。土耳其已经设立起了学生贷款机构，称作“YURT—KUR”。哥伦比亚的学生贷款计划可以追溯到1953年。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和牙买加的贷款比较普遍。在亚洲，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都建立了良好的学生贷款计划，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正考虑设立或改进学生贷款计划。在非洲，加纳、肯尼亚、莱索托、马拉维、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都建立起了学生贷款计划。总之，即使存在不平衡以及充满行政的和政治的陷阱，这种世界性趋势是必然的，即把教学成本和生活成本的较大部分转移给家长和学生，同时建立起基于家庭经济状况的资助和政府发起和补贴的贷款计划。
5．从工商界获取更多资金
由于工商业与高等教育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也由于高等学校对非税收的经费需求不断增加，高等学校正在用不同的办法更加直接地开发来自工商业的财源。
●英国的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受到鼓励，有更大的自由度去主动从工商界寻找资金，包括捐赠和联合研究。
●法国的学徒税（Tax d'Apprentisage）是一种来自公司的5%的工资税，主要用于工人在高等学校接受的培训。世界其他大学也希望制定同样的政策，但来自工商业界的反对是很强烈的。
●就在苏联解体前的1988年有报道说，曾计划按工商企业中雇用毕业生专家的数量征收附加税。
●韩国拥有世界上最高比例的私立高等学校在校生，由学生及其家长支付大部分成本。大型的Pohang钢铁公司出资建立起了一所完全私立的研究型大学──Pohang科技学院。虽然世界范围内工商企业建立大学的数量很小，但是由于在环太平洋亚洲国家以及其他具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中出现了大型高赢利公司，这种模式将被模仿。
然而，工商业除了缴纳一般的税收资金库的贡献之外，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是不平衡的，且在大多数国家中这种贡献并不大。
6．从校友和慈善家处增加收入
美国从校友、基金会、友人和公司处获取财源的做法已经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很久了。其他国家目前正在用筹款的方式作为不断增加财源的措施。然而，筹款的成功取决于慈善传统、良好的校友记录、筹款技术、校友或友人中有一位带头人物具备大额赠与（如50万美元以上）的经济实力，以及专门制定以鼓励慈善捐赠的收入、资金收益、地产等税收政策。如果缺少这些条件，要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建立起这些条件既不容易，也需要时间。提高资金，就像我们所知的大多数美国高等学校那样筹款，成本仍然会很高，虽然它们是如此重要。
7．大学自身从事企业性、营利性的活动
高等学校所拥有的很多功能是具有潜在市场价值的。如果有良好的管理和优惠的政策待遇，那么一般说来这些功能会为某些项目或高等学校带来财源。例如，为私人企业开展资助研究就具有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效益的潜力，至少可以通过积极地转让专利、版权和争取许可经营来实现。医学院开办附属医院，其医疗收入至少在美国已变成了工资来源和部门运行费的可观的经济来源。某些专门开设的项目，例如“高级训练讲习班”和各类短期进修班、证书班等，学校从中赚取的收入可以用于支持其他项目。一流运动员对美国不少大学来说也是财源。中国、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大学常常拥有自己的工厂和农场，如果管理得好的话，总有一天可能把其利润用于高等学校的发展。
把企业性活动作为生财之道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这类活动会与大学的学术任务及办校原则不一致，有时甚至相冲突。第二，这类活动经认真的收支核算后可能会有利可图，但也可能变为高等学校的财政负担。一条基本原则就是认真核算，而且尽量从事诸如短期课程证书班和应用型研究等与大学基本活动紧密相关的活动。
九、总结：成本控制和扩大资金来源的趋势
高等教育对经费的需求真是欲壑难填，加上经济的下滑和由此引起的税收减少、优先发展领域的重新确定等，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利，把高等学校和资助高等学校的政府置于愈演愈烈的经济压力之中。缓解这一压力的部分对策，就是要更加积极地从家长、学生、工商界和捐赠者身上获得非政府投入。同时，多数国家增加非政府财源的能力十分有限，因此需要大声疾呼：高等教育将继续需要稳定而又慷慨的政府投入，同时高等学校将不得不通过自身成本控制和效益评估来主动赢得政府投入。
解决成本与投入相背离的办法应尽可能地把重点放在成本一方。高等教育必须更具效率，特色更加明显，更加注重规模经济，实行严格的成本控制，以抑制高等教育总想以更高的成本做得更多、更好的固有趋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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