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成本分担是不可避免的──这通常是收取学费或快速增加学费的一种委婉说法。当部长们和高等教育高层领导人常常问起的“什么是恰当的学费水平”时，他们往往是指学费数额或指所交费用占教学成本的合理比例，是否“合适”，或至少是否符合国际高等教育的主流标准。

但对“适当的学费水平”问题的回答只有在一些政策和环境背景下才能作出。主要背景如下。

1．除学费外还存在其他非自行处理的杂费

这些学费以外的费用可称之为非正式费用、一次性费用或其他必缴的费用，如申请费、注册费、学生活动费、文体娱乐费、技术费等。加利福尼亚州曾因为虽然维持低学费但收取昂贵的杂费而名声不好。日本的大学收取高达350美元的申请费，这可为一些著名的私立大学带来超过1 500万美元的收入，而这方面几乎不需什么开支。印度的大学以名目繁多的小块收费而让人知晓。

2．特定的高等教育机构或专业的“生均费用”

生均费用在不同的大学、不同的地区，尤其是在不同的专业之间差异甚大。如果“成本分担”通常是指收取学费──由政策规定的每个学生教学成本的一定比例，那么在如何计算生均成本或教学费上进行国际比较，意义甚大。但这些费用却以假设和计算习惯为前提，如所谓间接成本或全校开支是如何分摊在第一学位或本科教育中去的，如退休金、健康保险费和资产开支又是如何把握的。另外，生均费用在不同的专业之间的差别很大，由于不同的专业对师生比匹配、设施需求以及其他特殊项目开支要求不同，如在理科、历史、本科师范专业之间就是这样。

3．个人受益状况与就读的学校与专业有关

尽管不同专业之间的教学费用有很大的差别，但一般认为给个人带来最大收益的专业要缴较高比例的费用是合适的（或仅仅是有益的和可行的）。个人收益回报包括将来的赚钱能力、声望、工作保障或其他的能给其职业生涯带来好处的东西。因此在私立高等学校和允许收费的公立大学，医学和其他的与健康保健相关的研究生专业学位的学费和相关费用是较高的。这不仅反映了这些学科或层次教育的教育成本较高，而且反映了这类学位有较高的市场价值，这反映了这些职业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在过去实行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现在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和企业私营化的国家，对经济、管理、法律、计算机和信息科学、英语等大学专业的需求量大增，这些专业的学费也增长很快。

“合理学费”的确定问题，因为受两大因素的相互影响及其所讨论国家的背景不同而变得更为复杂。这两大因素是：第一，教学成本；第二，社会受益和个人受益的交织。例如，习惯上认为研究型大学或著名大学的生均成本比以职业为取向而不以研究为取向的短期学院的生均成本要高，因此，尽管向学生和家长收取的学费占所在学校生均成本的相同比例，其结果仍然导致著名或研究型大学的学费一般会更高。对著名大学的医学专业来说，生均成本可能要更高，但对法律、工商管理等专业来说却未必真如此，这些专业也通常收取更高的学费，但其办学费用并不很高，至少在第一学位阶段如此。

著名大学要收取更高的学费也因一种观念而强化，即获得著名大学的学位通常会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会给个人更大的收益和更好的预期收入（法国的大学校显然是个例外）。另外，著名大学的学生来自富有家庭的较多，因而既愿意又能够付更高的学费。即使学生的家境不太好，在注重经济效益的社会里，更好的出路和更高的预期收入也足以让学生以贷款方式去支付高学费。

然而，除以上谈到的著名大学的医学及相关学位之外，世界大多数国家急需的大多数专业，如经济、管理、计算机和信息科学、法律、英语等都可以很容易在非大学的环境中传授和学习。事实上，大学生比非大学的短期培训生更能给社会而不仅是给个人带来足够的利益的看法受到质疑。在这种解释下，著名大学比非大学机构需要或应当得到更多的公共补助的做法，易于主要地给个人带来益处。

所以，在许多这类传统的收取高学费的专业上，高学费并不完全是因为教学成本高，可能更多地是因为市场对这些专业的需求，这与预期的个人经济收入有很高的相关性，也与学生偿还贷款能力相关。

4．学生生活费用（尤其是指膳宿费）

学生生活费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可否住在家中的影响。一是看大学或学院离家的远近，以及是否有便捷的交通；二是在某程度上也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即二十多岁仍与父母住在一起在文化上是否被认同。例如，美国各州政府的政策的大体目标是，在几乎每个家庭的车程范围内至少要设立一所社区学院（美国的家庭通常是有汽车的）。但很显然，在大多数国家的农村地区，这是不可能的。传统上讲，在这些国家，上大学就意味着要住校。即使学生能够与父母住在一起，但各国文化对此的认同程度也有不同，例如，相对于英国和德国来说，法国就对学生与父母住在一起更为认同。

如果学生不能住在家里，那么学生的生活费的高低就受到膳宿受公费补贴程度的影响，或者是能否以很低的费用就享用膳宿。大学提供住宿的传统是英国学院模式的保留，在一些国家中，任何学生上大学都免费，无论是免除学生的缴费还是家庭提供的学费。但是其大学宿舍是简陋的、拥挤的，如中国的情况，仅收取低廉的、只占实际费用很少一部分的住宿费。而美国，许多大学的宿舍就很漂亮，有空调，有个人卧室，还有宽敞的“公共空间”，但这都是没有政府补贴的，这使得住在城区大学宿舍的费用通常要高于住在大学周边的出租屋。表16-2列举了一些国家学生和家庭负担的费用。

表16-2 　1997～1998学年不同国家由学生和家长分担的高等教育总费用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高等教育财政与大学入学项目”数据库。

5．父母的付费意愿

父母是否愿意出钱（甚至作出牺牲）供孩子念大学，一是受生活水平的影响，二是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这里并不打算特别说明父母愿意为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而作出牺牲的文化是多么的高尚。在瑞典，父母就习惯于交纳很重的税赋，然后让孩子接受完全“免费”的高等教育，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具有学生用政府资助的贷款来付生活费的传统，在瑞典，强迫收取学费会受到抵制，即使那些最有能力付学费的父母也会如此。与此相对照，中国的父母（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后的家庭的子或女已开始进入高等教育阶段）总是对子女的教育抱有很高的期望（否则孩子不敢奢望接受高等教育──对某些家庭来说），他们显然愿意为子女上大学作出经济上的牺牲。

在私立教育很发达的国家，父母一般更愿意付学费，人们也习惯了出钱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有时是中等教育）。在这方面，美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美国私立大学每年的学费可能要超过2万美元，总费用可能会超过3万美元。而较好的公立大学本州生源的本科生每年大概交4 000～5 000美元，每年的总费用约为1.5万美元。最近，公立大学学费的增速要快于私立大学。然而，预料中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在学费问题上的对应关系在国际比较分析中往往并不如此，日本、巴西、印度、韩国、菲律宾和其他私立教育较发达的国家，著名公立大学仍然收取很低的学费或者不收学费。另外，要增加公立大学的学费──即使增幅不大，并根据大多数学生的家庭收入状况来确定──仍然会遭到来自政治上的强烈的反对。例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因为政府提议提高学费，将每学期的学费由几美分增加到至多不超过70美元，就导致该大学在1999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关门大吉。

在美国，家长总是要面对相当精确的“家庭预期贡献”（EFC）的计算，但是，真正的家庭预期贡献并不能仅仅从不同收入水平的家长应该为子女付多少学费的前置性规定中计算出来，还要考虑家长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某一时段的付费意愿。近些年，美国的“家庭预期贡献”实际上降低了。有人说这种趋势反映了享乐主义在美国中产阶级中抬头；也有人说，是因为美国国会为了缓解中上阶层对学费的担忧而立法来取消大部分的“家庭预期贡献”的结果，这里定义的“家庭预期贡献”的主要部分指父母的资产，且主要指家庭资产净值。在美国，由于单亲家庭中“父母的经济责任”难以确定和实施，而大量来自单亲家庭学生的存在，使“家庭预期贡献”问题更加复杂化。在美国，也有许多学生经济上很贫困、学业成绩不佳或对高等教育的认识还不清，但是由于美国实行的高等教育“敞开门”的入学政策使他们仍然有书可读。当学费大幅上升时，这类学生也许会暂停注册或辍学。他们或许会把辍学归咎于经济上的原因，但社会上普遍认为其辍学的原因却是：学业跟不上、厌学、没有学习兴趣，或者是家长不愿意付学费，而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家长则愿意付费。总之，家长的付费意愿就像学生的负债意愿一样，可能主要是由文化决定的，不同社会阶层或不同家庭收入的差别很大。然而，与成本分担相联系的、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因素的真正影响，还取决于其他因素，而要精确判别它是困难的。

6．学生暑期和学习期间打工的可能性

靠打工念完大学是美国神话的一部分，并且事实上仍然的确如此。需要“学生资助”的美国大学生可望在暑期赚到或节省1 500美元。他们也有望在学习期间每周通常兼职约10个小时，一年最多可赚2 000美元。可是许多美国学生每周干的兼职工作要求20～40个小时──这恐怕也就是“全职”了。这样就有了美国学生经常要用不止四个标准学年来修完本科学位的事实。对成本分担有很大作用的学生暑期或学期中打工兼职的能力至少受到四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美国特别盛行。第一，对学生打工的文化认同、甚至是期待，即使是家境富裕、不需要打工的家庭也是如此。第二，存在着在总体上充满活力的经济，存在着大量的、不需熟练工的、廉价而又容易找到的兼职工作岗位。第三，具有“联邦工读计划”的鼓励和学生资助，这种计划对贫穷学生担任的大学及社区工作进行某种补助。第四，学院标准（与大多数国家不具有可比性）和教学安排（包括夜间上课）能允许甚至鼓励部分时间制学习和“休学”。这些经济的、文化的、制度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学生利用兼职打工和暑期的全职工作来分担成本成为可能。可是这些要素在许多国家大体上是不存在的，对极需增补政府收入的国家尤为如此。但没有学生兼职的机会就会给助学金和贷款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一点下面将述及。

7．“以需求为基础”或以“经济状况调查”为条件的助学金和财政补贴贷款“大体能够得到”而且“充分”

从理论上讲，以需求为基础的助学金加上贷款，能够弥补低收入家庭父母在子女教育支出上的不足，“大体能够得到”的意思是，只要学生有兴趣且被高等或中学后教育机构录取，那么他或她就有权利因为其家庭收入低而获得助学金或有补助的贷款，换言之，也就不能因为没有家庭抵押品或父母信用不够而不能借款。助学金和贷款不能“大体能够得到”，是指限量配给，通常只与学术成绩或学术准备有关而与家庭经济状况无关。美国的佩尔助学金、英国以前的义务助学金、法国的社会助学金、德国的联邦教学助学金，都是政府为学生提供资助的典型例子，只要学生被某大学录取，来自低收入家庭，又能达到所要求的最低学术标准或学业有进步，通常都能获得这类助学金。因为，至少按传统的评估方式得到的学生学业成绩或学术准备状况，与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在发放助学金或给予财政补贴贷款时，考虑的“成绩”分量越重，低收入家庭学生获得助学金或给予财政补贴贷款的机会就越小，收取学费就越有可能阻碍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而助学金和贷款对来自中上阶层家庭的学生的入学决策的影响并不大。

“充分”是指贫困生助学金和贷款补贴能够真正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补偿。其具体含义，指助学金和贷款补贴最大限额（即最低收入家庭学生能够获得的助学金和贷款补贴数额之和）所起的作用，以及该限额所能真正弥补父母对子女教育所不能负担的费用。从最高限额来看，助学金加学生贷款足以让最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最好的高等教育；从最低要求看，助学金加学生贷款至少应该能满足在费用最低的高等教育机构（如短期学院、非大学形式）中的走读生或半工半读学生的需要。

“充分”也取决于助学金（或助学金与学生贷款组合）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由最高助学金开始下降的“点”（在此点上，低收入家庭开始能够贡献某些费用）和有效增加“家庭预期贡献”所对应的家庭收入增值与贫困生助学金负增值之比例所决定的。显然，助学金（只按家庭经济情况确定，不考虑学业成绩）越容易得到，而且越“充分”（即助学金或助学金与学生贷款的组合能使学生上得起最贵的大学），“家庭预期贡献”越接近实际，面对贫困生的助学金—贷款体系就越能减少学费对学生入学的限制。

总之，要回答学费应该是多少，或学生和家长应该承担多少教育费用的问题，需要考虑上述各种因素。人们会发现非常高的费用负担──高质量的私立大学，基本教学成本没有或很少得到公共资助，没有“价格优惠”或助学金，学费很高，一年在2万到3万美元之间，学生寄宿，其住宿条件与已参加工作的非学生年龄的人相差无几。人们也可以找到学生和家长成本负担很轻的例子，在学费很低或者为零、学生可以住在家里的情况下。在如表16-3所示的一些国家中，在没有获得助学金或学生贷款等形式的学生资助之前，学生和家长负担的总成本的差别很大。

表16-3　1997～1998学年某些国家大学第一级学位由学生和家长承担的费用范围（单位：美元） 

*师范、军事、农业院校校校

**短期技术学院

资料来源：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高等教育财政与大学入学项目”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