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的结尾部分，我将冒昧地对处于全球大学变革背景下的中国大学的未来提出我个人的思考。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六大特别的挑战：这六大挑战有的主要针对中国教育部，有的针对省级政府和部门，有的针对共产党，有的针对大学领导和教职员工。我没有按什么特别的顺序，它们是这样一些挑战。

（一）继续进行以及“深化或完成”大学合并

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本来就借鉴了苏联的模式，所以一直以来就和苏联的高等教育一样，是为国家服务的──也就是为国有的、由中央集中控制的经济和军队服务的。很多大学和其他层次的高等学校不是归属教育部，而是归属中央的其他部委，主要为它们的一些特殊岗位培养人才，学生也必须服从分配。这些高等学校中虽然不乏学术声誉良好的大学，但大部分都规模很小，高度专门化，主要为国有的和集中控制的经济服务。自中国经济建设实现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学毕业生渴望寻求的不再是一份国营单位的工作，而是更多的机会，因此，原来那些专业覆盖面狭窄、高度专门化的大学就显得越来越低效、也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了。针对这些情况，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将两所或更多的大学合并起来，以求得更大的规模效益，也使学校提供的课程更为多样化，更有吸引力。

然而，要实现真正的合并是很有难度的，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结果，合并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只是合并前的各院校换了新的校长或一些高层管理人员，合并起来的院校换了一个共同的校名，但是他们中大部分都还各自保留着原来的教职员工队伍、设备设施、专业项目和课程等。中国也根据实际情况合并了很多高等学校，初衷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实现由规模扩大和学科专业覆盖面增大而带来的其他优势。但是，合并也还需要“消化和深化”的过程──最终使合并不仅仅是两所学校并到一起，而是一所新的、面向未来的学校的产生，这所新学校只是将原来各校的精华部分保留下来。

（二）协调好教育部所属高等学校和地方政府所属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

很显然，教育部所属的高等学校在获取资源、获得政府关注等方面有着更多的优势。但是，是不是教育部所属的这71所高等学校就一定会有更好的财政状况、更高的学术选择性和更好的声望呢？事实上，地方高等学校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富裕省份的高等学校中，有一些已经凭借当地的资源优势实现了繁荣和发展，它们的生源很有选择性，它们在为当地乃至其他地区的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必要鼓励它们去争取成为教育部所属高等学校吗？它们有希望成为教育部管理和资助的高等学校吗？让所有的高等学校在同样一个水平上去竞争资源的做法合适吗？是不是这种竞争最终会导致不恰当的“大学漂移”，使高等学校都竭力朝着研究型大学的方向发展，使那些本来可以在教学、应用研究和地方服务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的学校失去其优势呢？

社会一直面临着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压力，一个相关的问题就因此而出现了。机会均等的主要目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补偿，因为有的人出生在贫困的家庭或是偏僻的地区，他们的母语是少数民族的语言，因此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就不可避免地要受一些影响和限制。那么，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这种社会责任应该是单纯地由地方高等学校来承担，还是应该让教育部所属的高等学校一起来承担呢？

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也未能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当然，保持高等学校之间的差距和多样性是很重要的，实施“211工程”，使一定数量的高等学校获得资源向世界知名大学的学术水准迈进也是重要的。但是有些问题依然存在：是不是这些大学就应该一直享有这样的优待呢？其他大学是否还有机会跻身这一行列呢？因为凭借地方的资源优势、自身的刻苦努力以及好的发展机遇，有些大学的发展势头是现在所无法预知的。另外，学校的学术选择性是否要与教育部的隶属关系相匹配，换句话说，是不是隶属教育部的学校就一定具有高的学术选择性呢？

（三）更加坦率地承认这样一种自然趋势：任何地方的大学都会保持甚至扩大出生背景引起的不平等

出生背景主要包括性别、种族、母语、教育背景、职业、父母的收入状况等因素。实现真正的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就必须更加关注中学尤其是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中学的质量。寻取的标准应该更注重学生的学习潜力，而不是单纯凭借一次考试的结果，不管考试是如何进行的，也不管考试多么科学，都不足以作为惟一的凭据。中国高等教育中，成本分担的比例越来越大，高等教育的参与面也越来越广，这就要求基于经济状况调查的资助项目更加有效，学生贷款项目更加可行。在评价大学为此所做的努力是否成功时，人们所使用的标准也发生了改变，人们所关注的不再是少数贫困但是聪明的农村孩子对自己的学业成绩的满意程度，而是许多同样贫困但学习能力平平的农村孩子对自己的学业成绩的满意程度。

（四）剥离“大学城”里的非学术部分

中国大学的一个明显的发展方向就是在逐步卸掉以前的一些经营和管理责任。过去，大学就是一个完备的小社区，要对学生以及教职员工的生活的各个方面负责──比如住房、医疗、子女就学，等等。显然，大学在提供生活服务方面的能力很难超越其他的政府机构或私营企业。现在，中国大学的教职员工也已经开始像工商企业的职工一样，到校园外面寻找住所。而且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外面的机构，不管是公立还是私营，在提供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务时，往往做得比大学更有效、更出色。我猜想，中国的大学校长一定会欢迎这样一天的到来，到那时，他们所要考虑的“所有事情”，就是学生、教职员工、教学项目、学生住宿设施以及研究机构。

（五）接受并且加速教授和学生们越来越快的流动性

过去，近亲繁殖（inbreeding）是中国很多大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既不利于大学，也不利于学生，更不利于教授的成长和发展。但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人才流动性似乎突然加大了。流动性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不稳定性，但是稳定本身就是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意义的。事实上，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大学而言，在寻找更为适合自己的东西时，不妨好好地利用一下这种不稳定性，比如大学可以利用不稳定性找到更好的生源、更好的师资，设立更好的院系；而学生也可以利用不稳定性找到更好的学校。中国大学已经开始为他们最好的学生能到别处去进一步学习和就职于学术岗位而感到自豪。

（六）对于很有学术潜力的中学毕业生来说，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不再是他们的唯一去处，而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选择

过去，那些最有学术潜力的中学毕业生往往就注定要终身从事学术研究，而其他的大多数学生也许就要注定去从事一些公共服务活动、技术工作或经商。对于杰出的本科生的经历而言，这些职业生涯体验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只与一流研究型大学的顶尖学者在一起才能体会得到的。所有的现代化国家包括中国，都需要有研究型大学，以便优秀的学者们能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学术研究活动能获得必要的时间和资源的支持。然而，真正的学术研究很稀少而且成本高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充足的财力来为所有具有学术潜力的优秀中学毕业生在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中提供一席之地。因此，需要有也能给学生提供很好的教学和职前准备的其他替代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学生可以转学到他们期望去的并且值得去的、只有研究型大学才能提供的高级训练的学校去。

有一条好消息，中国有大量的高中毕业生都有很强的能力。也有一条坏消息，中国那些有望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还不能为这些学生提供足够的空间。然而，还有另外一条好消息，如果高等教育系统内有足够的流动性，能允许真正具有学术潜力的学生在获得学士学位以后再到那些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继续学习，那么上述的坏消息中谈及的问题将不再是个问题了。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总共只思考了这六个问题。它们与整个世界的大学变革是相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好像也是中国大学正在前进的方向。虽然前进之路不一定平坦，但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