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松华   

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历史性的跨越，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体制结构也从中央高度集权，转向中央、省、地(市)三级办学、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体制。高等学校的布局逐步向下(主要是地、市)延伸，以地、市为主的中心城市举办高等学校成为高教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正在成为高教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这种发展格局既丰富了高教发展的新经验，也提出了许多亟待回答的新问题。由王保华教授主持的“地级城市发展高等教育研究”课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高等教育地方化──地级城市发展高等教育研究》正是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是我国高教研究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新成果。

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管理体制的变化、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等，都会影响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在相当长时间内，我国高等学校集中在省会以上的大城市，20世纪直到80年代前期，六大行政区党政机构所在城市(北京、沈阳、上海、武汉、成都、西安)的高等学校占全国40％以上，这同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密切的关系。80年代以后，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省级政府管理权限的扩大，省会城市的高等学校迅速增加，在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地级中心城市的高等学校也逐渐增多。这一发展进程说明，随着区域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学校的布局将会逐步下移，地级城市兴办高等学校将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

本书对于地级城市发展高等教育的趋势和动力的研究，着力于多因素的供求关系分析，尤其是对于城市现代化的多种内涵与教育发展的关系、城市化以及城乡关系新变化与教育发展的关系、学习型城市建设与教育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分析，为研究地级城市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提供了广阔的视角，也为我国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我以为，高等教育向地级城市延伸，不仅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客观要求，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和必要前提，不仅值得教育界着力关注，也应该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和吸引全社会的广泛参与。

地级城市发展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地方化的重要标志，也必将促进高等教育地方化的进一步发展。本书从多个侧而研究高等教育地方化的相关问题，可以说是国内研究高等教育地方化问题的难得的专著。从这项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高等教育地方化涉及诸多因素，而其中体制和模式是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中央宏观管理下的地方分权的管理体制，可以说是发展地级城市高等教育的体制前提。这种地方分权的体制，需要在现有的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市)级政府的管理权限和责任，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地级中心城市经济规模和财政实力雄厚，高等教育的需求旺和供给能力强，完全有能力发展地区性的高等教育，应该让这些地区在国家的宏观指导下，自主地发展适应地区需要的高等教育。这种体制应该是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要改变下级政府出资、由上级政府管理的体制性错位，实现权、责、利的统一，为地方高等教育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结合提供体制保证。

在逐步完善适应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的基础上，地方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就成为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在本书所讨论的不同地区地方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中，较多的提到社区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广播电视大学、“虚拟大学”等，我认为不管采取何种模式，最根本的是要找到高等教育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结合点，也就是地方高等学校的办学目标、专业设置、培养途径和组织管理等都应该以服务地方为宗旨，不仅成为培养地区建设需要的适用人才的基地，也应该成为地区科技、文化知识的辐射源，还要成为地区的学习中心，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升居民素质和城市品位，带动当地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也为教育研究提出了大量新的课题。王保华、张婕主编的《高等教育地方化──地级城市发展高等教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框架，对这一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有价值的探讨。但是，地级城市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涉及高等学校的空间布局(学校所在地)，同时又涉及教育体制，例如中国海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厦门大学等均为教育部所属学校，把其归入地级城市高等教育并不属于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范畴；而有些中央部门所属学校与地方政府合作举办的学校，主要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这部分学校更具有地方高等学校的特色。因此，如何把地级城市高等教育摆到全国高等教育体系和体制框架中进行更系统深入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王保华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我们从中不仪可以吸取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也可以借鉴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2004年5月30日   

(本序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教育发展研宄中心研究员、原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