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中世纪大学肯定是国际化的，其教师和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在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大学变得更加民族化。教与学都使用民族语言而不是国际语言──拉丁语。但是，一些共同的因素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并且存在着一定的跨国学习。到外国学习在很多时候都是很重要的。像日本和中国这样一些国家，19世纪的时候派出了学生代表团到国外学习西方的知识，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实现本国的现代化。美国学生被送往欧洲──尤其是德国──从事大学毕业后的学习，回国时则带着有关科研的重要性、学术自由、大学组织的新模式等思想。这些回国人员创办了新的大学，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并最终形成了美国高等教育。20世纪，来自亚洲和非洲殖民地国家的学生到宗主国学习。来自印度、尼日利亚和其他英国殖民地国家的学生纷纷到伦敦、牛津或其他英国大学学习，回国时，他们不仅携带着学位，而且充满着立志推翻殖民统治政权的民族主义思想。同样，越南和塞内加尔学生则到法国学习，荷兰的东印度群岛学生则到荷兰学习。

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留学现象猛增。目前，全球已有一百多万学生在国外学习。留学加速了思想的国际流动，形成了国际化的研究网络，并使得来自不具备高深学习和研究所需设施的国家的学生能够获得必需的专业技术。学者之间也出现了跨国流动，这将有助于保持高级科学家和研究员之间的联系。

从中世纪开始，一直存在着人才流动现象。由于种种原因，学者们到国外工作。国内机会少，条件差，加之种族的和宗教的歧视，所有这些都是促使学者们到国外工作的“推动”因素；而较高的薪水、设备良好的实验室和图书馆、更令人满意的教学职责、学术自由，以及处于“中心”位置的感觉，所有这些则是促使学者们到国外工作的“拉动”因素。现在所谓的人才外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因为在国外工作的学者们时常回国工作，或同国内的学术界保持着联系。

知识当然是国际化的。它一贯如此。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智慧被保存在伊斯兰图书馆里，被阿拉伯学者使用；后来，这些智慧又重返欧洲。当德国的科学力量在世界上是最强大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学者和科学家们便阅读德国刊物。二次大战以后，学术实力的天平转向了讲英语的国家，尤其是美国。现在，全世界都在阅读英语刊物。新的通信技术──如国际互联网──已对科学信息交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获取知识的途径因图书、杂志、国际互联网等的可用性而受到限制。

这些就是国际知识体系的一些构成因素，正如它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所演变的那样，也如同它今日所依然存在的那样。毫无疑问，大学在21世纪将变得更加国际化，国际互联网和其他新技术将继续对科学信息交流产生深刻影响。作为科学信息交流主要语言的英语，越来越广泛地被使用，这将有助于国际化的实现。世界各地的大学都认识到需要树立国际化观点。日本把到2000年时接受10万名外国学生作为一项国家目标。欧盟已经采取种种计划，鼓励学生在欧盟各国之间学习。许多美国大学正在致力于课程的国际化。

国际高等教育已经成了一门重要的“产业”。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在学习英语，“英语为第二种语言”项目已经铺开。大学与其他机构提供这种项目，这种项目也为它们带来了一笔可观收入。在一些国家，留学生本身也成了大学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并且在积极补充生源。在英国、澳大利亚，某种程度上也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留学生为它们提供了收入，填补了一些生源短缺的系或大学的位置，提供科研以及教学的廉价劳动力。工业化国家在国外开设了许多分校，以此作为赚取收入和自身国际化的一个手段。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对于在国外设分校和与国外大学“结对子”一直很积极。有时，一些大学项目是“特别授权”在国外开展的，学生尽管没有在提供这种资助的大学校园里学习过，但可以获得提供资助的某所美国大学或西方大学的学位。

所有这些创新都是极富想像力的，有时也是有利可图的。一般来说，工业化国家的大学在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展这种资助项目，这些国家对中等后教育的需求很高，而当地的大学又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核心”国家的学位比这些“外围”国家的更值钱。这些例子既说明了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国际主义的悠久历史传统，又说明了对世纪末国际主动性的重要作用。全球化经济及那些如同产品和服务一样流行全球的观念的实现，正对高等教育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市场的力量也在推动着全球大学向更加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大学里的各阶层

大学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机构，而是一个由拥有一定自治权的各种团体组成的社会。几十年前，社会学家Pierre van den Berghe写过一本关于非洲高等教育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探讨了大学的几个“阶层”。他提到了高级教师（教授职位）、学生、中级教师、低级教师（无大学薪俸的人员）。我们这里所谈的是前两种人员，他们是任何一所大学的核心。教授处于大学的核心地位。他们的向心力（centrality）不仅因某一个事实得到加强，即中世纪巴黎大学是“大师的大学”，而与此相反，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则是以学生为主的大学。巴黎模式证明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模式。 19世纪，德国研究型大学──洪堡大学（Hambordtian UniVersity）也是教授占主导地位。

人们在谈论大学性质时，极少提到教授职位，这是令人惊讶的。人们假设，政府的行动和行政管理力量会获得成功，在大学内工作的人会遵循新的法令和指示。实际上，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教授们并不怎么担任领导职位，也没有挡住其他职位的诱惑。迄今为止，大学教职并没有受到这些变化的巨大影响。兼职教师和非终身聘用的教师的人数已经增长，而专职教师则被解雇。许多国家的薪水已经停止增长或下降，只有极少的国家（如俄罗斯）不是这样。教授仍然控制着课程和学位构成，并继续保留着他们的大部分权力。然而，事实上，教授的权力因管理干部的增加和大学职责的减少正在受到削弱。教授不可能继续保持平静。他们可以成立工会，可以寻求利用大学的管理体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目前大学劳动力市场不景气的局面有可能被改变，教授在劳资双方谈判中的力量会增强。他们可以作出一些努力来使大众及学生相信，现行的政策并不是为了学生的利益。教授似乎不大可能成为一支富有战斗性的力量，但教授激进主义也没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校园工作条件的持续退化，教师职业道德水平的日趋下降，全日制教职被缩减，教师薪水持续下降的趋势等，很可能导致教师对自己的工作更不负责，在长期的任职过程中，成果也更少。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工作──许多人称之为职业，而且是承担着教学、科研职责，被别致地称作“智力的生活”。教授所领取的报酬历来少于他们在其他地方所能得到的。

在许多国家，大学教学职业都在被改变。除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以外，教授的核心部分历来是被终身聘用的专职教师。这一核心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专职教师正在被兼职的、非终身聘用的教师所取代。是否专职教师一旦在教师中成为少数，大学就将被控制？这一点现在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管理人员的权力将进一步削弱。专职教师──特别是那些高级教师──从事着大学里的众多科研项目，并且已经获得了来自校外的大部分资助。实际上，大部分美国大学都只接受部分专职的教师。大学教师职业正在变成省钱的职业，它准许教师在想进修时和制定了特殊学习计划的时期内采取弹性工作制。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也不得不面对其行动带来的后果。

未来的大学教授在很多方面都将不同于传统的大学教师模式。

·拥有专职的终身聘用职位的教师将更少。

·更多的教师将是兼职的，负责教授的课程数量很有限，很少到校或不到校，与学生的联系很少。

·更多的教师担任专职的、非终身聘用的教学职位。这些教师将形成一种大学流浪无产阶级，从一项工作到另一项工作，不怎么指望定期任命。

·教学职业将因性别、种族而更加多种多样。在美国和另外一些国家，低级教师和非终身聘用的教师的背景更加多样化。

·教师将更少面向科研。在可能开展科研活动的地方，教师将更少。

·总的来说，教师在学术上的才干将更少，因为“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人”更少被吸引到大学教学职位上来。

学生是大学的另一个“阶层”。学生毕竟是大学存在的理由。二次大战后学生人数的扩张一直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支主要力量。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减慢，这给当时许多正拼命适应扩充时代结束这一形势的大学带来了很多麻烦。20世纪90年代，学生需求再次抬头，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财政来源却因政府改变了优先发展战略而受到限制。当教学职业和大学不得不应付越来越大的升学需求和被削减了的财政资助等各种压力时，最终是学生要面对拥挤的教室和日趋恶化的教学条件。

世界各地的学习条件相差悬殊，就像学生对他们学校的期望一样千差万别。即使在各国内部，这些条件也各不相同。在美国，一所名牌私立大学与一所资金匮乏的公立学院之间在校园设施、学生期望及学校名望等方面的差距是巨大的。美国的学院和大学提供给学生的服务历来多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学生及其家庭所付的学习费用也更多，课程被控制的程度也比欧洲国家大。美国式的连续资产评估对学习征税。与此相反的是欧洲的“自由”学习思想，德国人称其为“教学自由”，这种思想使学生拥有很大的自由来决定学习什么，对学习方式也有一定的控制权，并且完成学习的时间也较少限制。其他国家都处于这两极之间，但趋向于美国的规范学习模式，以便保证及时完成学位，以此作为省钱和批准更好的教学计划的手段。即使在西欧，大学也在对放任自流的传统进行种种限制。

世界各地的学生对高等教育在劳动力雇佣市场的用处越来越关心，他们需要更多的实用性职业课程。为减少公共资金对高等教育的资助，许多国家的学费等费用已经上涨，新的贷款计划和其他补充财源方法被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开支尤其令人烦恼。同时，学生很可能就学费上涨和对学习自由的较多限制进行示威和游行。法国等几个国家例外，学生没有采取行动或进行政治抗议活动。一般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群众抗议运动不是20世纪末大学环境的一部分。学生抗议活动更多的是一个孤立的和短暂的现象，而不是高等教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学生的行动少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平静的和非武装的。相反，学生常常要求进行课程和学习方式的改革，以满足他们的就业和相关需要。他们通过入学和参加能够提供给他们所需的东西的学习项目表明了自己的选择。在美国得到广泛讨论的“学生至上主义”正在成为一种国际现象。

学生人口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与几十年前不同，学生更多地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背景。学生中女生的比例引人注目地增长，在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女生已经占多数。

老年人也迫切要求上大学，或重返校园完成多年前开始的学业。世界各地的入学途径均得到扩展，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适龄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中等后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即使在印度和中国这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较少的国家，大学入学人数也在增加。世界各地的大学都成了一个大众机构，不再是精英汇集的禁区。人口统计学上的这种变化对学生人数和高等教育的本质具有深刻的含义。

Van den Berghe在书中将非教学人员也视为一个“阶层”。在过去的20年里，大学的非教学人员在规模和重要性两方面都增加了。大学管理人员的作用也引人注目地得到了提高，在许多国家，高级管理人员在教学事务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大学的扩充使得它更加复杂，更加官僚化，管理人员的势力也越来越大。此外，由于对责任和义务的要求提高，管理人员被授权提供评价教学效果所需的信息。传统上分散的、笨拙的，通常也是相当缓慢的教学人员管理模式，不再为现代高等教育提供所需的有效管理。

在美国，行政当局的作用历来最大，学院和大学校长不由教师选举，他们也不直接对教师负责，而是由董事会任命。同样，高级管理人员也由董事会和校长任命，他们基本上是对这些人负责。管理人员越来越了解他们在大学行政部门的工作，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教授，他们也极少重返教学岗位。近年来，中级专职大学管理人员结构已经出现，这些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管理的训练，并且不一定来自教学人员。这同传统的欧洲管理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欧洲，大学管理人员是由高级教学人员选举的，并对他们负责。任职一定时间后，这些人又重返教学和科研岗位。然而，即使在欧洲，大学管理人员也向着职业化方向发展，教师的权力在遭到削弱。例如在德国，由国家行政当局而不是教师们任命的校长或行政长官的权力正在增加。荷兰目前的改革已经大大地加强了管理人员的权力。在世界范围内，传统上教师的权力和已有的管理模式正在被削弱。

上述三个阶层彼此之间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教师不再信任管理人员，并与他们有一种极大的疏远感。大学早期尤其是规模较小和相对简单时表现其特征的团体观，在当代大学中已经烟消云散。学生通常被大学的等级制度所忽视，即使在他们参与大学管理的时候。学生这种参与大学管理的权力已经被削弱。在拉丁美洲，学生参与管理这种行动在 1918年的改革运动中得到推崇。尽管在许多国家的公立大学中仍然保持这种做法，但它已受到削弱。在德国，“参与”是 20世纪 60年代学生运动提出的口号之一，但已经实施的各项管理改革后来基本被废除。

管理人员常常感到处于教师和学生的包围之中。结果，大学便分成了各种派别和相互争斗的利益团体。当大学试图影响公众并让公众倾听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这种现象肯定削弱了大学的力量。

危机的根源与含义

大学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各国的困难各不相同，但只有极少数国家的大学满怀信心地迎接未来。尽管如此，世界上还是继续保存着一些（大学）模式。

·国家资助减少。世界各地都在探讨关于高等教育的公共资助问题。政府很勉强并且很不情愿为不断上涨的大学预算拨款。较高的花费源于较多的入学人数，新技术的费用越来越高，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薪水越来越高，等等。随着经费的削减，或付给新生的费用增加不够，大学面临着如何应付严重的财政问题的局面。

·谁来付钱。经费减少，实际上就是谁来承担高等教育的费用的问题。从传统上讲，在大多数国家，纳税人承担了高等教育开支的大部分，学费很低，甚至免费。这种情况也带来了问题，并且出现了私人承担的费用越来越多的变化。关于公平、经费的稳定性及入学途径的争论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私立化。在大多数国家，大部分学生是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学习，这些学校是靠国家税收来支付大量的教育开支的。目前，出现了公立大学私立化的倾向，为的是将一部分教育费用转嫁到学生头上，并要求学校制定其他的增加财源的战略。为此，大学已经提高了学费标准，开始经商，有偿使用校园设施，同企业建立联系，开办海外分校，等等。世界各地的私立大学的重要性也提高了。即使在那些主要依赖公共资金的国家，私立大学也得到了扩张。

·技术。技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迄今为止却很少被人理解。技术对于图书馆、科研及其他信息的获取与保存，对大学的管理，对科研项目，对校园内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对通过远距离学习项目进行的校园外教学，对教师、学生及其他人中间的校园内外信息交流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技术的安装和维护费用很高，技术也很快会过时，并且要与现有的大学项目构成一个整体也很困难。训练有效使用技术的人员也是非常耗时和昂贵的。

·基础研究与研究生学习。19世纪以来，基础研究一直是大学的一项主要职责，尤其是在许多大学顶层进行的那些基础研究。世界上大部分基础研究是在大学完成的。同科研相联系的是研究生学习──培养高年级博士生担任科研和专业岗位。在现有的财政气候下，大学能否继续完成自己的这项任务？这一点还不清楚。如果它们不能，科研如何得到实施？谁来培养下一代的学者和专家？

·国际化。知识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各国大学之间的联系继续扩大。技术推动着这一进程。外国学生和学者的数量在继续增长，尽管增长速度比过去几年小。国际主义是当代高等教育的一个积极方面──尽管财政和管理机制在未来需要进一步发展。

·教学职业。如前所述，传统的专职教授职位正承受着压力。教授是大学的核心。如果学者和科学家的这种基础结构被极大地改变，在大学如何管理、教学和研究如何实施等方面将要发生一些深刻变革。

未来

目前并不是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别良好的时机。大学到处受到攻击。大学领导始终未能成功地使大学免遭批评，也无法使大学避免政府削减经费和改变优先发展战略的困境。大学的意见也不统一。实际上，大学通常根本就不发表意见。当代大学必须在未来表现自己的角色，为自己过去对知识和社会的贡献辩护。

尽管面临一些问题，大学还是不会消亡。大学很有可能不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而幸存到20世纪。学生将照样想得到学位和证书，大学将继续为大部分专业领域提供培训，科研将依旧作为教学职业和大学的一项任务而得到开展。大学将仍然是社会上最尊贵的机构之一。但是，未来的十年将是相当紧张和富有挑战性的十年。对于那些看重大学在20世纪曾经发挥的作用的人来说，当代的改革方向是不容乐观的。

众所周知，我们正在向全球化经济迈进。在贸易、文化及信息等方面，世界各国越来越相互依赖。世界上有一种机构始终是全球化的，它在半个世纪之后仍将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这个机构就是大学。大学根植于中世纪的欧洲，现代大学则处在国际知识体系中心，这个体系包括技术、通讯及文化。大学仍然是学问的主要中心，是汇集智慧的仓库。大学空前繁荣的时期或许已经结束，但它依旧是一个强大的机构。在以知识为基础的20世纪社会里，大学将一如既往地处于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中心地位。

当代大学缺乏自信，失去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它所享有的一些社会支持。然而，正如大学内外那些令人信服的批评家所评论的那样，这种情况并没有遭遇崩溃，或者遭遇结构上的、智力上的革新等所带来的严重不适。目前及不远的将来都不会出现一个高等教育急剧扩充或繁荣的时期。未来的一个时期也不会看到大学灭亡。

大学不像处于20世纪中叶这一“黄金时代”的北美和欧洲的大学那样繁荣。当然，大学也远不致于崩溃。作为一个教学和科研机构，一个为社会流动提供机会的机构，一个有专门技术和专业能力的机构，大学在现代社会中仍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过去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学已经从一个虽小但精英荟萃的、完成有限教育使命的机构，变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的火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