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讨论高等教育的复杂情况与困境，并讨论工业化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之间的关系。本章试图了解不同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国家的大学是如何在国际知识系统中相互联系的。大学同时在好几种不同背景发挥作用。它们植根于各自的文化传统之中，并受到国际联系的影响。同样，它们也是国际知识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在各自的国家里是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科技发展迅猛的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们与国外的学术机构和思想也是相互影响的，因为知识没有国界。

本章的基本观点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在国际知识网络中处于不利地位，即便它们在各自国内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学面向世界，同时又要立足国内，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特别当大学承担一方面要直接为国内发展作贡献，另一方面又要参与国际知识系统的巨大压力时，更是如此。本章将讨论这种不利地位的性质及其对国际知识系统的影响，并将讨论第三世界国家大学的多种作用，然后将建议采取一些措施以改进现状。

人们通常认为，“新的国际秩序”是基于更加平等的国际体系建立的，它应当包括使世界贫困地区的教育机构享有更大的自治和平等。国际知识系统的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这种不平等不仅得到了来自大学自身的有力支持，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而且常常是由于掌权者（不管这种权力是军事的、经济的、知识的还是技术的）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造成的。即使有联合国的决议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的支持，也不太可能去除国家之间的根本的权力关系。特别是过去当工业化国家的那些当权者不打算放弃权力的时候。然而出现了变化的迹象，尤其是第三世界特别是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和教育的区域性中心得到发展的‘情况下。

本章讨论的中心内容是中心与边缘的观点。其次的主题是新殖民主义的观点。中心一边缘的概念已经被运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但直到最近才用于教育。当将这一观点用于分析大学在国内、国际上发挥的作用时，弄清楚这一观点的细微区别是重要的。现行的国际教育综合体中存在着某些大学和知识“中心”，它们指出方向、提供样板、开展研究，一言以蔽之，就是将自己置于学术系统的金字塔的顶端起着领头的作用，而这一金字塔的底部则是那些处在“边缘”的大学，它们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很少生产具有原创性的成果，一般不能涉足知识的前沿。

那些处于中心的大学是研究性大学，它们享有盛名，是国际知识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些大学有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实验室也装备精良。它们能获得大部分的研究基金，培养了大多数的博士研究生，被公认为学术的领袖。尽管这些中心大学也负有教学职能，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知识的创造者。知识获取和传播的机构都集中于中心地区，交流用语是诸如英语、法语等世界通用语言。主要的科学资料（文献著作）出版公司、著名的学术杂志等绝大部分都位于这些中心地区。学者们也乐于去中心地区从事高级研究和接受进修训练。中心大学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位于中心国家，即那些人均收入高、技术发展水平高、学术传统深厚的国家，那些使用某种主要的世界性语言并且拥有知识生活的所有基础设施的国家。

处于边缘地位的大学为数众多，它们基本上是知识传播者，传精知识的途径主要就是培养学生以及从某种程度讲重复进行在中心大学已进行过的研究。它们依靠中心大学为其提供改革创新的模式。

本章主要讨论高等教育以及与第三世界大学的作用相关的各种因素。但是大学和教育政策是与国内及国际背景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相联系的。就高等教育而言，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新的国际秩序，也没有出现什么可能出现这一秩序的迹象。尽管出现了石油危机和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第三世界作为一种声音（有时甚至是一种有效的力量）出现在世界大舞台上，基本的世界经济和社会体系仍保持原样。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带来的财富迁移和叨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都未能明显地改变全球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总的说来，工业化国家努力维持它们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权力和影响，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国外援助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不平等的格局，并且一些人都认为这类援助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为了维持现状。”

对国际学术现状在将来是否有较大的变化作出预测是复杂的。总的来说，穷国仍然会是穷国。它们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提高其开展高水平研究的能力。诸如印度、中国之类的拥有大批掌握技能的人才及比较宽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的第三世界国家，能够发展一定的高水平研究实力，这两个国家能够制造核武器就是一个证明。然而，大多数国家在差不多任何意义上都将继续处于边缘地位。一些工业化进程迅速的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的台湾，建立了重要的学术基础设施，尽管它们木太可能完全赶上欧洲或北美的工业化国家，但它们的大学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优秀大学的先进水平。事实上，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将与由西方工业化国家控制的技术网络继续保持联系。即使像坦桑尼亚和中国等已有意识地努力改变其发展模式的国家，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西方。坦桑尼亚教育试验的失败，使得它重返国际学术系统。

如果说理解是变革的前提的话，那么国际社会对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旧秩序”的特性的理解以及对这种旧秩序与高等教育相关联的较复杂方面的理解，就可能会有所帮助。在提供这种分析的努力中，本章集中讨论了国际知识网络的特性。作这样的讨论至少可以使那些处在边缘地位的大学去理解它们所面临的困境的实质，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这种困境。我们能通过努力，使自主性和选择的自由度增加到最大限度。以下将对那些不需要投入太多就能实现且有助于获得一定的知识自主的改变作一些讨论。

对一个国家的学术系统在国际上及区域内的地位作出明确的、现实的评价会对该国的规划有所帮助。一个特定的学术系统及系统内的大学的地位是复杂的。某些大学能够在某些领域内作出成功的努力以逐步达到优秀水平，而其他大学可能就最适合于做知识的传播工作。大多数学术系统相对于工业化国家的主要大学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处于边缘地位，但这种边缘地位是各不相同的。那些当权者，包括政府及学术界的当权者，也都应该具有认识中心一边缘关系的性质的良知。

在一种独立的学术文化的创建过程中，诸如图书馆、杂志、出版社、实验室等学术和知识基础设施的建设，会促进自立和提供帮助。与军事装备或工业化相比，发展这类现代知识生活和基础设施并不昂贵，但所需的费用仍然是相当可观的。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小国较多的地方，在区域的基础上发展这些建设设施也许是可能的。然而，尽管区域化仍然可能是一种有前景的思想，最近有关区域化的试验，如东非和阿拉伯海湾地区的大学，却没有取得成功。

大学的科研职能相当重要。即使仅有可能资助少数领域──与本国经济或农业发展有关的以及能培育民族文化的领域──的研究工作，这样的资助也是有用的。在许多需要昂贵费用的实验室和设备以及研究传统的领域里，第三世界国家将继续依附工业化国家，但仍能开展独立的研究。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就能够提供成功的科研事业的典范，就有潜力逐步创办杂志及开展相关活动，就能使大学得到国际上及区域内的认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某些研究能力方面已取得了成功。

如前所述，语言问题是第三世界大学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必须考虑在知识交流、政治生活及学术活动中使用本国的和本地区的语言作为媒介。在某些国家，对欧洲语言的依附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毫无疑问，第三世界国家仍可通过多种努力逐步使用本国语言。高等教育改用本国语言或许会有难度，而且显然会失去与使用世界通用语言的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某些联系。

由于国外援助具有预期的和非预期的两方面后果，因而对于国外援助必须加以仔细的检讨。在许多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在接受国外援助时根本就不考虑这些援助会带来的长远后果。即使假定所有方面者胸有最好的意愿，援助项目的后果也可能会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很大的不利，使它们变得问题重重。国外援助项目在很多情况下可能被证明是正当的，但仍必须对所有这样的援助加以仔细的考虑。

对国外高级训练的影响需要从第三世界的观点出发加以更仔细的审视。人才外流使第三世界国家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出国留学学到的科研技能是否与本国需要有关产出国留学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的及政治的影响？政府的直接成本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各国不尽相同，但必须明确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和大学所鼓励的出国留学的类型与数量。

毫无疑问，本章提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应用于全球大学界特别是第三世界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中心与边缘的概念，是思考不平等、大学与学术等级制度及学术机构的各种不同角色等问题的一种方法。虽然第三世界大学在国际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它们在本国明显地处于中心地位。对这种双重角色的调节问题是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