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职业到处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财政压力对教师所应承担的责任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在许多国家中，公共高等教育的私有化和私立教学机构的扩张，改变了学校的配置。关于学术研究分量的适切性问题，与对教授提出进行更多的教学工作的要求相联系。教授职位所享有的传统的至高天上的地位，被媒介的无情批评和以其他方式贬低了。本章讨论当代大学面临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影响大学教师职业的方式。讨论将在国际背景中以比较的方式展开，因为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并影响着高等教育，用国际观点可以解释美国的现实。

在美国和在国外，大学教师职业所履行的职责未发生基本的变化，或者甚至没有很多地考虑外部力量对大学的打击。然而变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教授们的工作条件非常可能将恶化。这一职业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了。这一“黄金时期”的特点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中表现为：机构扩张、自主性增大、可得到科研经费、声望和薪水越来越高。在本书中我们关心的是如何理解在向21世纪过渡时期美国及外国的教授职业所面临的现实。

现代的美国大学是一种国际性机构。它起源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深受英格兰和苏格兰以及19世纪德国的学校模式的影响；今天，来自全世界的学生在这里接受教育。美国大学位于世界科学和学识体系的中心，是科研和学术出版物的最大的生产者。英语在世界科学中占据支配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英语是21世纪的拉丁语。美国的教授们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这一职业同时也深深地嵌入各个民族国家的环境中。

美国早期学院的教师追随英国学院的传统，强调学生的道德的、宗教的以及智力的形成。由这一传统兴起了代行家长政策。后来，在国内战争时期美国的高等教育深受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的影响，强调研究和把知识应用于社会的需要。德国的教学自由观念和教学自由通过开发课程、保护学术自由的观念和保证教授对课程的控制权，为大学教师职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今天美国的大学教师职业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职业，有50万专职的学者和科学家从事这一职业。很难通过对教授职位的学科、机构、等级、性别和种族划分来予以概括并描述其在种族划分上的职业特色。伯顿·克拉克指出，教授职位是由“一些小社会、一些各不相同的社会”组成的。在东部的一所第一流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中的一位生物学正教授的生活，与在中西部的一所公立综合性学院中的历史学助理教授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经历中有某些共同的成分，如一些不可思议的典礼、博士学位的学习、教学实践，可能还有一种最难捉摸的东西，即对“精神生活”所承担的义务。有一种含糊的然而是真实的理解，即大学教师的生涯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工作。

美国的教授职位是国际学校共同体的一部分，这一共同体现在正面临着恶化了的环境、减少了的自治、对额外补贴甚至对教授职位的传统作用的威胁。虽然每个学校体系都存在着本国所特有的问题和环境，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的事实，尤其在财政问题领域内和对责任的要求方面，于是学习别国的经验就有了可能。

美国高等学校的教授职业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强大的（关于后者是有争议的），现在正面临空前的挑战。由于其学校体系的规模，它在世界科学和研究方面的领导能力是相当可靠的。同时，它必须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发挥作用，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国际的技能和联系是相当重要的，然而它在发挥这一方面的作用方面却准备得很差。美国的学者和科学家们的态度和活动依然是极其偏狭的。国内也充满着挑战，对未来教授职业的准备看来也很差。对美国大学和学院所面临的复杂的现实缺乏理解。这种态度反映了危机意识很差。许多大学教师感到对美国高等教育领导的木信任，这种不信任确实使改革变得更为困难。

同时，大学教授的职业经受住了过去的困难的考验。创造能量的浪潮导致在19世纪末建立了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和大学教授职业的职业化，在这之后在短期内就证明了改革和变革是可能的。大学教师也遇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衰退和战后时期创造力的膨胀的挑战。具有这样的领导和能量的情况下，对世纪初毫无理由不像20世纪初那样成为高等教育的创造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