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比较研究：大学

从传统上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基础科研和应用科研两方面一直依赖工业化国家。它们一直是科学和技术的使用者而不是生产者。归根结底，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不可能继续依赖其他国家来从事以科技为基础的工业和大学所需要的所有科研活动，但是，它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科学体系和大学机构。在国外的科研与国内需要、科研生产力之间总是存在紧张关系，但是，从几个方面来讲，发展自己可行的科研基础是十分重要的。某些科研应当在本地进行，以满足本地工业与发展的需要。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不仅自然科学领域应当如此，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也应如此。可行的科研基础也是有效地分析、说明和使用外国先进的科研与技术的根本。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机构对于先进知识的使用和生产多少有点矛盾。为此，有必要广泛发展本土的大学与科研机构网络。

不平等是留学生现象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正如它是国际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一样。这个体系是由工业化国家控制的。工业化国家的观念、产品、图书、杂志、方法论及倾向性支配着这个体系。工业化国家的出版者发行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学文献资料。世界上90％以上的科研和开发支出发生在工业化国家。世界上大部分科学刊物是在工业化国家编辑的。英语(在小得多的程度上还有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是主要的国际通用科学语言。国际知识体系具有不平等的特点，这使许多较小的国家和那些位于该体系外围的国家，包括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毫不奇怪，留学生现象也是不平等的一部分。要承认国际交流的结构问题，就要确保最大程度的平等和交流。当善良的人们试图实现计划和阐明政策时，结构上的不平等过于经常地被人们忽视。留学生使用留学国的语言学习该国的课程。接收国的政策决定着留学的结构。例如，当20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增加留学生的学费时，那些将留学生派往英国的国家便重新评价自己的政策，有的国家还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当整个学费被提高时，在英国的留学生数量显著下降，并且再也达不到从前的增长水平。例如马来西亚临时削减了派往英国的留学生的数量。当然，这些行动和反应也产生了相互影响。不过一般来说，工业化国家仍掌握着控制权。

假使在国际学术系统中，中心与边缘的特性是复杂且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如何有可能使大学从边缘走向中心呢?一些国家已成功地转变了它们的大学，结果走到了学术中心。美国是一个最成功的例子。不到一个世纪以前，美国的学院和大学还毫无疑问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知识殖民地。在美国很少进行有创造性的研究，如果仅仅在美国学习是不可能达到研究和学术的顶峰的。通过采用德国新出现的注重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的学术模式、在教育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培育能通过应用研究和发展而满足国家及地方需要(并因此获得越来越多财政资助)的学术系统，并逐步地建设学术基础设施，经过半个世纪美国终于能够建起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系统。美国在财富和实力上的增长及工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同样，德国大学从在18世纪末的国际学术的边缘位置，到19世纪中叶它已走向了中心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大力支持、国力的不断增长、工业化及重视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的“新思想”等，共同促进了德国大学的发展。

本章讨论的中心内容是中心与边缘的观点。其次的主题是新殖民主义的观点。中心一边缘的概念已经被运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但直到最近才用于教育。当将这一观点用于分析大学在国内、国际上发挥的作用时，弄清楚这一观点的细微区别是重要的。现行的国际教育综合体中存在着某些大学和知识“中心”，它们指出方向、提供样板、开展研究，一言以蔽之，就是将自己置于学术系统的金字塔的顶端起着领头的作用，而这一金字塔的底部则是那些处在“边缘”的大学，它们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很少生产具有原创性的成果，一般不能涉足知识的前沿。

那些处于中心的大学是研究性大学，它们享有盛名，是国际知识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些大学有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实验室也装备精良。它们能获得大部分的研究基金，培养了大多数的博士研究生，被公认为学术的领袖。尽管这些中心大学也负有教学职能，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知识的创造者。知识获取和传播的机构都集中于中心地区，交流用语是诸如英语、法语等世界通用语言。主要的科学资料(文献著作)出版公司、著名的学术杂志等绝大部分都位于这些中心地区。学者们也乐于去中心地区从事高级研究和接受进修训练。中心大学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位于中心国家，即那些人均收入高、技术发展水平高、学术传统深厚的国家，那些使用某种主要的世界性语言并且拥有知识生活的所有基础设施的国家。

处于边缘地位的大学为数众多，它们基本上是知识传播者，传播知识的途径主要就是培养学生以及从某种程度讲重复进行在中心大学已进行过的研究。它们依靠中心大学为其提供改革创新的模式，指明发展方向。它们的设施从总体上讲是不能满足需求的，它们的教授所得报酬不如中心大学教授，知名度也较低。边缘大学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利条件。处于边缘的大学常常但并不总是位于边缘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由于发展不适当，花费太多，以及有优越感，遭到了人们的广泛批评。许多批评来自那些不理解当代大学性质的人们。此外，不管大学有何种缺点，它们都是培养科学人才的核心机构。在大部分国家，它们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核心机构。因此，了解大学如何运作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在哪里，大学都是一个西方式的机构。除了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以外，没有任何大学采用第三世界的大学模式。在那些有时并不好客的第三世界国家，大学是移植过来的机构。在一些社会里，大学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而在这些社会里，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被接受。在许多国家，大学产生于过去的殖民地时期，而这个过去已被抛弃。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大学似乎是由杰出人才组成的机构，而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又巧辩地说自己是平等主义的。也许已经大力发展的一些非常重要和复杂的大学是很脆弱的。大学在慢慢地改变，并且加快变革速度可能有损于高质量研究及训练所必需的精神。大学和国家之间必须就发展目标、高等教育机构在此进程中的适当作用达成非正式的共识。在这四个国家和地区中，现在的一些安排似乎是为了在推进发展目标的同时确保学术机构的独立。另一方面，有关大学所需要的传统自治，为了总的目标而资助大学的义务，以及政府提供给大学的大量资金如何花费等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大学必须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的、通常又是相当敏感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当承认，大学要有效地运行，就必须有一定程度的自治与自由。

专职的终身聘用的教授在大学教师中所占的比例看来在继续减少，虽然这仍是大家都向往的“黄金法则”。由于雇用非终身聘用的教师，学校赢得了灵活性，降低了成本。变革中出现了具有特殊意义的非财政成本。传统的教学人员是那些履行学校的复杂的管理职能的人。他们为委员会服务，设计新的课程，担任系主任，然后填补大学的某些高级管理职位。他们也生产许多研究成果。可能最重要的是，他们既忠诚于学校，也忠诚于教师职业。简言之，他们是大学传统的核心。确实，大多数学院和大学的条例通常对那些有定期任职的教师保留充分参与管理的权利，包括投票决定重要的学术事务、专职教学人员。

美国的大学正在变成一种类似印度的种姓的体系，终身聘用的婆罗门高高在上，较低的阶层处于屈从的位置。兼职教师相当于印度的种姓体系中的贱民，要求他们做其他人不愿意做的工作，排除他们得到任何特权的可能性。

在这一等级体系中，传统的教师等级可能构成该职业的一半(或不到一半)。专职的但不是终身聘用的教师属于新的、正在不断发展的中间的一类，并且发展得相当迅速。雇用他们主要是为了进行教学，他们从事大量的教学工作，但并不期待他们去从事研究，他们在学校管理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他们从学校得到符合标准的利益，但其聘用期限为合同规定的五年或其他限定的期限。他们的工资比终身聘用的教师稍少一些，这些教师是学术团体的一部分，但不完全参与大学的事务。他们提供可靠的教学力量。在教学人员的提供方面，他们也为学校创造了灵活性，因为为了响应入学需要的变化或制度上的优先权，在职位上存在着相当可观的流通量。这至多是制度上的一种新的分类，但可以预料它将会扩大。

大学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机构，而是一个由拥有一定自治权的各种团体组成的社会。几十年前，社会学家Pierre van den Berghe写过一本关于非洲高等教育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探讨了大学的几个“阶层”。’他提到了高级教师(教授职位)、学生、中级教师、低级教师(无大学薪俸的人员)。我们这里所谈的是前两种人员，他们是任何一所大学的核心。教授处于大学的核心地位。他们的向心力(centrality)不仅因某一个事实得到加强，即中世纪巴黎大学是“大师的大学”，而与此相反，博洛尼亚大学(UniveIsity of Bologan)则是以学生为主的大学。巴黎模式证明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模式。19世纪，德国研究型大学──洪堡大学(Humboldtian University)也是教授占主导地位。

人们在谈论大学性质时，极少提到教授职位，这是令人惊讶的。人们假设，政府的行动和行政管理力量会获得成功，在大学内工作的人会遵循新的法令和指示。实际上，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教授们并不怎么担任领导职位，也没有挡住其他职位的诱惑。迄今为止，大学教职并没有受到这些变化的巨大影响。兼职教师和非终身聘用的教师的人数已经增长，而专职教师则被解雇。许多国家的薪水已经停止增长或下降，只有极少的国家(如俄罗斯)不是这样。教授仍然控制着课程和学位构成，并继续保留着他们的大部分权力。然而，事实上，教授的权力因管理干部的增加和大学职责的减少正在受到削弱。

主要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外籍教师在亚洲产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外籍教师在教学人员中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在其他国家，外国的访问教授和学者常来常往，还有大量的西方学者到亚洲来做研究工作。这些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他们代表着西方宗主国的有声誉的学校体系。简言之，教师和学生的大规模交流是西方影响的源泉。总的说来，西方的学校制度并未受到亚洲科学和文化模式的很大影响，即使有大量的亚洲人在西方执教。影响通常是从中心流向周边。

在亚洲大学中可以看到西方的各种科学产品。教科书是西方的一项重要的输出物。西方的课本在整个亚洲流行，有时候使用的是英文原版，有时候是翻译本，有时候用的是当地教师写的改编本，但改编本中采用的概念、学术方向和对课程的态度都是西方的。西方教科书的使用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教科书中的思想传递给了大批的亚洲大学生，教科书帮助形成特定学科中的课程。西方的学术刊物标志着优秀，是最权威的知识来源。亚洲学者为了进入国际知识网络，常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些刊物能帮助确定科研课题。此外，从电子显微镜到计算机在内的西方的科学设备也常被使用，并被看做是最好的。然而西方对科学输出的垄断已被打破，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正在越来越多地制造尖端的科学仪器并出版自己的刊物和书籍。

如上所述，就基本模式和组织结构而言，亚洲大学都是西方式的。除了中国的尝试之外，没有哪个国家做出过引入注目的努力去打破西方的学校结构。西方组织模式的普遍渗透和伴随着这种模式的知识财富，都是值得注意的。学术等级制度、课程结构、考试制度、学术生活的节奏，无论在起源还是气氛方面都是西方式的。大学是清一色学术界名流的组织这种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虽然在亚洲，有时在西方，这种思想已有所缓和。学术自由的观念也被作为规范接受，虽然在亚洲的具体条件下它常受到对学术界的忠诚不放心的政治当局的约束。

印度和中国都拥有庞大而且相对多产的学术和科学系统。两国都注重发展科学和高等教育。两国都认为科学和高等教育对于国家发展十分重要，并且都希望拥有自己的科研能力并将其运用到技术和工业上。两国表现出许多相似点，但也存在一些差异。讨论这两个重要国家的学术和科学系统的本质十分重要。中国和印度加起来几乎占了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两国是科学知识的主要消费者。两国都拥有巨大而且不断增长的学术科学系统。两国都有不断发展的技术工业，并且在寻求通过贸易和出口把自己与全球经济联系起来。

中国和印度有着重要的相似点。两国都致力于发展高等教育，但两国适龄人口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印度大约有5％的适龄青年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中国只有1％的适龄青年进入中学后教育机构(只占中等学校毕业生总人数的4％)3k。美国有50％的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日本有35％，西欧大约是20％—25％。然而，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印度和中国的中学后教育入学率还是较高的。例如，非洲许多国家只有1％或2％的适龄青年接受中学后教育。然而，拉美与经济发展迅猛的环太平洋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比例要高得多。韩国的中学后教育入学率为35％，菲律宾与此相近。

第三世界大学的作用是复杂而多样的。由于殖民地发展及经济政治现状的变化和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的作用的不同观念，因此难以对这种大学的作用加以概括。殖民地传统对高等教育的特性起着各不相同的、经久不衰的作用。最显著的殖民地影响便是语言的影响──原先处于英国控制下的国家一般仍继续使用英语，至少在较高层次的教育系统中仍使用英语，而以前为法国殖民地的国家仍在语言上与法国有着联系。另外，不同的殖民政权制定的教育政策也各不相同。在印度的英国人对于教育机构的建立持相对宽容的态度，而在非洲他们却不愿投资或允许当地人创办学校，因为他们担心大学会孕育不满。

尽管有大批学生在宗主国接受教育，法国人对于在其殖民地创建大学实行更为严格的政策。另外，法国在越南和南非实行的政策是不同的。荷兰人在其殖民地更不关心教育，他们最反对创办大学。比利时人在所有的殖民者中采取了最为严厉的政策──他们在其殖民地禁止发展中等后学校。而美国人，在其对菲律宾相对较短的殖民统治时期，在教育方面进行了与众不同的探索。他们比其他殖民国重视教育并作了一些努力，试图依照他们的模式建立一套教育体制。这种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当代的菲律宾成了第三世界中年轻人接受中等后教育的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学生的政治行动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大学和政府来说依然是个关键问题。在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下学生在政治上一直是积极的。学生的政治改革的范围和速度是超时的和跨越国界的，但这个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的管理者、规划者和政府官员来说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第三世界学生中间存在的持续的政治行动主义，与西欧和北美工业化国家中学生的相对平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本章考察这种对照以及第三世界学生的行动主义的主要特点，这是涉及大学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复杂现象。

对第三世界本身的定义，近年来越来越成为问题。有一个时期，第三世界这一术语使用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所有非工业化国家。现在，政治和经济的剧烈变革使经济差别变得模糊了并改变了政治面貌。许多国家，尤其是环太平洋地区，但也包括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家中的经济增长，以及中东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给许多地区带来了经济的相对繁荣。例如，新加坡和韩国，现在比葡萄牙富裕。社会的变化引入注目地提高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识字率和教育标准。中欧和东欧以及前苏联发生了根本性的政治变革，还影响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但是把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群体来讨论还是有益的，要认识到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现在与其相似性一样大。我们在本章中涉及的是传统上的第三世界国家──非洲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

亚洲的大学并不是西方大学的简单翻版，而是对西方的模式进行了大量的修正。事实是，亚洲高等学校对其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反映程度，至少不亚于它们所模仿的西方模式所反映的程度。亚洲大学是一种混合物，结合了几种不同的文化因素。西方的学术文化和组织占据支配地位，但本土的影响使之成形。

完全拒绝西方的学术思想显然是行不通的。曾有人试图建立完全本土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或者全然忽视高等教育。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印度的穆斯林精英们拒绝了西方的高等教育，其后果是在印度次大陆走向独立的过程中穆斯林的社会地位降低了。于是出现了在南亚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的思想，感觉到在教育上处于劣势是这种思想出现的促成因素。穆斯林徒劳地企图通过固守传统的价值观和拒绝西方高等教育来维持自己的传统势力。印度人和其他群体趁机高兴地填补了穆斯林制造的空缺。另一个个案是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前日本遏制西方的各种影响，如果日本在1868年后不迅速前进，它就很可能不能维持自己的完全独立。还有一个较近期的例子，1950年后中国进行了摒弃已建立起的起源于西方的学校模式的实验。

学生运动不能持续的原因之一与外界对行动主义的反应有关。学生运动单纯局限于校园环境之内是很少能发挥作用的。学生运动常常关心广泛的政治的或社会的问题，并且有意识地试图去影响大学之外的发展。即使当运动以校园为中心时，它的冲击仍常常扩展到大学之外。学生运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社会对行动主义的反应。正如前面指出的，在第三世界中，校园的行动主义可能聚焦于社会上的关键的政治问题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动乱，有时甚至导致政权的衰败。这在工业化国家中是不常见的。但是学生运动受到大众传媒的反应的影响，受到大学之外的重要的社会团体的影响、还受到校园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当学生关注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时，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生关注公民权利问题时，他们似乎引起了大众传媒的注意，也赢得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60年代初美国的学生帮助推动了民权运动和反越战的斗争，恰恰是因为他们明确地表达了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

在传统上承认学生行动主义是政治制度中合法的成分的国家中，行动主义更可能对社会造成冲击。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学生是独立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社会的政治神话中占有一席之地，行动主义分子运动继续被看做政治制度中的“正常的”部分。在工业化国家中，学生运动未被看做合法的政治参与者，社会和执政当局对学生行动主义不表同情。

世界上只有一种共同的学院模式。13世纪时首先创建于法国的欧洲大学，尽管其基本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却仍然是高等教育的普遍模式。巴黎模式以教授作为大学的中心，把自主权崇奉为学术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作为巴黎模式主要对立面的提倡以学生为主导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尽管对西班牙以及此后对拉丁美洲有过某些影响，但在欧洲一直没有立住脚。大学迅速地扩展到欧洲其他地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英格兰的牛津和剑桥大学、西班牙的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中欧的布拉格和克拉科夫(Krakow)大学，以及德国的一系列大学也相继建立。

此后，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把大学带到了它们的殖民地。例如，英国先是把它的学院模式输出到它在美洲的殖民地，后来又输出到印度、非洲和东南亚。法国模式输入了越南和西非，西班牙和葡萄牙模式遍布整个拉丁美洲，荷兰模式输入印度尼西亚，美国模式则在菲律宾。此外，其他殖民势力也向外输出了院校机构。殖民地的大学直接照搬宗主国的模式，但是往往缺乏宗主国大学所具有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等传统。

大学是一个具有坚固的民族根基的国际机构。因此，多数分析家都忽略了大学的国际“血统”和大学的作用，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民族性上。中世纪时，大学是作为一个国际机构而设立的，它的学生和教师来自整个欧洲，教学使用的也是一种共同的语言──拉丁语。学生生活是在“国家”周围被组织起来的，而这些“国家”则根据共同的民族血统在校园里被分成一个个小组。学生组成意大利大学，教师组成巴黎大学。双方经过竞争，教授们获胜。世界上所有的大学实质上都源于这种普通的巴黎模式。现代美国大学这种有争议的、当今最有影响的大学模式，也有三个基本的起源：英国的学院模式、19世纪后期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理想以及服务社会的美国观念。全球范围内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借鉴与适应外国大学模式的现象。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都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大学模式。虽然有一些非西方大学模式存在，但只有埃及的伊斯兰教的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幸存至今。从固有的传统上讲，印度和中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先进的文化，但其现代大学仍起源于西方。西方式大学一直被用来满足非西方社会的需要。不管是像印度那样受殖民者的影响，还是像日本那样经过学习之后自由地采纳，它们所使用的均是西方式大学组织模式。有关大学性质的一些基本设想、学习模式、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一些要素等，均具有共同的基础。当然，也存在许多变异。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全球共同的大学文化。

教授的行动主义较之学生的行动主义要微妙一些，但较少戏剧性。它包括不同程度地参与政治事务，从为政府提供专家意见和通过大众传媒解释当前的各种事情，到直接参与校园内外的反对派的政治活动。绝大多数教授不关心任何类型的行动主义，他们只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然而，对作为个人的教授的行动主义和一般地作为职业的教授的行动主义的研究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只可能对这一现象作某些概括。

阿尔文·古尔德纳把大学教师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世界主义者，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学科和广泛的学术领域；另一部分是地方主义者，他们主要与本地的学术机构有联系。最突出的教授行动主义者都是世界主义者。这些教授往往是本学科的领头人，是声誉卓著的大学的教师，而且大部分都从事科研工作。他们具有声望和知名度，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在自己所在学校之外发挥作用。他们被邀请提供专家意见，他们还与媒体和其他部门有接触，从而让广大的听众听到他们的声音。具有本地倾向性的大学教师，不管他们从事什么学科，都很少参与自己学校之外的行动主义，而卷人社会行动主义的倾向性可能也很小，虽然古尔德纳指出，这些人是校园管理过程中的骨干，并在大学委员会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委员会中工作。

校园行动主义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以校园为基地的行动主义对社会和对学校产生着重大影响，它还将继续产生这种影响。学生政治运动颠覆了一些政权，造成了政治危机并突出了主要的社会问题。学生行动主义分子常常扮演“自己这一代人的良心”的角色，代表相当一部分人说话。教授的行动主义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现象。大学教师作为专家所发挥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学教师还作为社会评论员和批评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帮助形成关于一些重要的课题的论文。大学教师偶尔被直接卷入政治中，有时在政府部门中供职，有时也参加一些反对派的活动。随着信息和专家意见对当代社会的重要性的提高，参与知识工业尤其是参与高等教育的那些人(他们大部分是大学中的学生和教师)，必然将发挥极其重要的社会作用。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其作用仅限于直接关心高等教育，但是学校共同体也受到某些重大影响，有时也对广大社会产生影响。学生和教授的行动主义都是学校共同体的性质所固有的。大学中的学术自由与教授相对的自主权的结合、高等教育的理念(有时是理想主义)的地位、大学的专家意见的力量、以校园为基础的行动主义在组织上的相对松散、学校共同体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保证中的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所有这一切使学校中的行动主义将继续成为至少是校园内和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力量。

美国的教授职位是国际学校共同体的一部分，这一共同体现在正面临着恶化了的环境、减少了的自治、对额外补贴甚至对教授职位的传统作用的威胁。虽然每个学校体系都存在着本国所特有的问题和环境，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的事实，尤其在财政问题领域内和对责任的要求方面，于是学习别国的经验就有了可能。

美国高等学校的教授职业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强大的(关于后者是有争议的)，现在正面临空前的挑战。由于其学校体系的规模，它在世界科学和研究方面的领导能力是相当可靠的。同时，它必须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发挥作用，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国际的技能和联系是相当重要的，然而它在发挥这一方面的作用方面却准备得很差。美国的学者和科学家们的态度和活动依然是极其偏狭的。国内也充满着挑战，对未来教授职业的准备看来也很差。对美国大学和学院所面临的复杂的现实缺乏理解。这种态度反映了危机意识很差。许多大学教师感到对美国高等教育领导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确实使改革变得更为困难。

由于历史状况、社会政治的发展水平以及政治和教育制度的不同，因此存在着许多变量。学生运动是很难预报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运动的成效有赖于外部环境，有赖于媒体和社会的关键群体对行动主义分子运动的合法性的接受。学生运动本身从来就不具有足够的力量去推翻政府。运动还要依赖其目标和策略以及对其所要创造的合法性的理解。

学生运动看来是周而复始的。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中学生运动既不活跃也不成功。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中行动主义虽然依然是全面的，但已出现平息的趋势。研究当学生运动处于低潮时学生的政见与研究军人统治时期学生的政见，在许多方面是一样重要的。通过这两个时期都可以洞察学生政见的性质，还可能洞察更广泛的政治现实。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到的挫折对左翼学生行动主义具有深远的影响。未出现其他左的意识形态去取代马克思主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许多西欧国家中保守派政府纷纷掌权，这对学生行动主义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学生行动主义将出现上升的趋势以及学生行动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空想主义的基础的复苏，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下一个高潮出现的时间及其性质都还是不明朗的。

乍一看，中国和印度似乎居于科学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它们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中国和印度今天已经拥有相对发达的科学基础设施，如科学实验室、大学、科学期刊网，以及大量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事实上，印度就其合格的科学家的数量而言，属于第三世界中的超级大国，中国与印度相差无几。这两个国家在本土科学与学术方面有着几个世纪的悠久传统，而在西方模式的科学和高等教育方面也有一个多世纪的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国都颁布了科学规划，都重视科学的发展。印度已经成为一个建立在其数学领先传统的基础上的计算机软件大国。这两个国家都是核大国，都有不断发展的可以生产先进产品的高技术工业基础，尽管这些产品尚未达到世界技术的尖端。

国际知识体系影响着处于该体系外围的所有国家，包括许多较小的工业化国家。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科学团体太小，缺乏维持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基础所需要的人员、设备和资金。在大多数领域，高级训练都发生在宗主国。科学家们承受着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压力，因为这些刊物似乎比本地刊物更有影响。当地科学家们也渴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重要的科学发现几乎都是进口的，基础工作也是在其他地方完成的。科学家们从国外寻求真知灼见。这个意思就是说，最重要的科学研究都是在外地进行的，这是不利于财政拨款的，对科学发展的优先权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一个矛盾现象出现了：一方面关注本土科学机构的发展；另一方面，外国科学又占有最突出的地位，享有最高的声望。此外，还有一些实际的外围影响。昂贵的科学设备也必须进口。科研人员必须经常出国，以便同本领域的最新研究保持同步，同本领域的科研人员这一“看不见的学院”保持联系。第三世界科学家们的研究方向时常被国际学术界低估。总之，它们的科学体系常常为能否跟上国外的发展而担忧，而这些发展不可避免地将第三世界的科学置于不利地位。

学院和大学被看做真理和学问的堡垒，表面上不受政治斗争的影响。这是对高等教育理想化的虚构。实际上大学往往是一个论战不息的政治化了的机构。而且大学教师和学生中的关键人物常常卷入校内和校外的政治斗争中。政治确实不仅是构成管理学校而且也是构成创造和传播知识的这个整体所需要的部分。本章讨论高等教育的政治中的一个要素，大学教师的行动主义和政治卷入。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教授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群体。他们控制着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大学。课程、学位要求、入学标准和大学的其他重要的智力功能，绝大部分都是由他们决定的。大学教师的职业可能在许多社会中构成了一个最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尤其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对很少的社会中。虽然教授很少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精英，但他们是社会的和有威望的精英的一部分。教授通过他们的教学，通过他们的学术研究和著作发挥影响作用。他们也可能更直接地参与国家的政治和智力生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学后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扩充。这种扩充几乎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从比例上看，中学后教育的发展比小学和中学的发展更加明显。1975年马丁·特罗(Martin Trow)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工业化国家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再到普及型高等教育的转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几年内，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招收30％左右的适龄青年入学，欧洲国家大都保持着精英型高等教育系统，只有不到5％的适龄青年进入中学后院校。到了20世纪60年代，许多欧洲国家的高等院校招收15％或更多的适龄青年。如1970年瑞典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为24％，法国为17％。与此同时，美国的适龄青年入学率提高到50％左右，接近普及型入学水平。到90年代，大多数欧洲国家招收30％以上的适龄人群，美国也增长了几个百分点。在美国入学规模稳定下来时，欧洲高等教育持续扩充，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是这样。

在第三世界，高等教育的扩充更加令人瞩目。在规模极小和极为精英化的大学的基础上，第三世界的高等教育在二战结束伊始的一段时间迅速扩充。在印度，在校生由1947年独立时的10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400多万人。在非洲，高等教育的扩充同样十分显著。接受中学后教育的学生数从1960年的2．1万人增加到1983年的43．7万人，但是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所遭受的经济和政治困难使高等教育增长在90年代陷入停滞状态。撒哈拉以南的大多数非洲国家近来所遭受的经济困难导致生均经费下降，学术水准明显降低。入学增长速度也缓慢下来。

一些非西方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趋势。在少数突出的例子中，如在菲律宾有三分之一的适龄人群接受中学后教育。第三世界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许多工业化国家的水平，尽管总的来说它们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方面仍然落后许多。例如，尽管中国的大学生人数超过了200万，接受中学后教育人数却只占适龄人群的1％左右，约占高中毕业生的4％。一般而言，第三世界高等教育的扩充从比例上超过了工业化国家，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也存在明显差别──一些国家仍然保持着规模较小的精英型大学系统，另外一些国家则扩充得快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处于最高速增长和目前入学率最高的国家或地区之列。

留学已经成了许多国家的大生意。政府已雇用专家帮助管理大量的留学生，并成立了办公室来协助处理留学生的安置、咨询及服务事宜。在一些国家，私人公司一直积极参与在国外大学招收和安置学生。一个越来越大的趋势是工业化国家的大学在其他地方设立分校，并且出现了成批的“结对”学校及其他安排，将工业化国家的现有大学与新兴工业化国家或第三世界的大学、企业、公司联系在一起。留学生基础设施的发展或许是留学生人数增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它也对维持甚至扩大留学带来了内在压力。

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建立了与留学生相关的服务机构。在美国，全国留学生事务协会拥有成员五千多名，它不仅出版与留学生有关的杂志，而且像一个游说机构那样为它的成员和国际教育工作。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教育学会(IIE)，是一个留学生安置机构，它常常代表国外政府和其他机构在美国大学安置学生。它还提供有关国际教育的统计资料和其他服务。在英国，联合王国海外学生事务委员会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日本、加拿大、德国和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机构。

虽然研究了“调节问题”及相关因素，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更多地了解留学是如何影响留学生个人的，更多地了解个人的留学经历。留学带来的所有经济的、政治的及社会的反响最终都要考虑到留学生个人。这一点毕竟是事实。我们对刺激个人到国外学习的“推力”和吸引第三世界的学生到工业化国家学习的教育“拉力”有一些了解。不过，对于留学经历是如何影响个人的，我们则不太清楚。

迄今为止，大部分心理学研究是针对留学生团体的，其工作也是努力辨别一般因素及趋势。例如，著名的(也是不足为信的)U—曲线调节假设，留学生先是经过一个最初对东道国良好的反应阶段，之后便是一个不满阶段，最后是经历一个肯定的阶段。该假设没有考虑留学生个人的反应和看法。

留学生的特征需要被入了解。社会等级、种族、宗教及其他背景因素将很好地解释留学生的作用、反应及表现。留学生经常被人们视为一个没有区别的群体。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根据国别被分类的。显然，在理解留学的真实情况时，其他因素也与国籍同样重要。例如，性别只是在最近才被公认为一个突出的变量。由于女性留学生人数的增加，更多地认识她们的经历和取向是特别重要的。研究留学生的种族，对于更多地理解留学生个人的经历是很有必要的，也是为了对不同国家的人群做出精确的概括。目前，国家的一些有关留学生的基本统计资料及趋势分析是很容易得到的，也有一些关于留学生的态度和价值观的问卷调查研究。

留学是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体制中诸多发展中的行业之一。一些新职业和新专业已开始满足留学生和外国学者的需要，并为大学在国际竞争大舞台上助了一臂之力。这项神秘但又必要的工作作为其他国家对大学证书的评价，已成为大学招生办公室、政府机构及少数私人证书评估公司中众多职员的一门专业。评定一位外国申请人的大学资格，需要具备比较教育方面的知识，需要了解不同国家分级制度的细微差别，需要对高等教育体制持怀疑的“感觉”。20年前，几乎不存在对这种具体知识的需要。而今，证书专家们不仅帮助招收留学生，而且对那些想进入另一个国家的医学或建筑等行业的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其他一些专业包括留学生顾问、移民专家、国际教育项目管理人员，以及大量的与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相关的专家。还有一门辅助性的专业涉及的是留学生考试。像托福这样的考试管理目前是英语考试服务部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一门不大为人所知的附属专业是招收留学生。它也成了一门成长中的行业，同样涉及东道国和派出国双方。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地方，由于招生的竞争越来越大，并且招生成了一些压力很大的大学的一大经济来源，人们对道德规范和实践的关心也提高了。

政府和大学的政策在确定留学机会性质和落实留学工作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只是在近几十年里，留学政策才得到政府或大学官员的认真考虑。从前的留学都是经过特意安排的，是非正式的。随着留学生人数的迅速增长，政府和大学双方都面临着艰难的政策决策。从几个方面来看，接收国(主要在工业化国家)已经越来越关心留学生的人数。在英国，财政紧缺使得政府权威人士更赞成资助本国学生而不是留学生。关于补助金应当给予特殊群体这一信念导致强迫接受“全费”政策，并导致英国留学生人数的下降。不过，这种下降是暂时的，留学生人数已经开始恢复到“全费”前的水平。还应当注意的是，欧盟国家的学生无须支付他们在英国的教育费用。随着欧盟各国大学向来自成员国的学生开放，留学政策作为欧盟内部国际化方针的一部分在欧盟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欧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雄心勃勃的ERASMUS计划。它已经表明欧盟内部留学人数的剧增并有必要做出一些调整。同时，对于来自欧盟外的其他国家的学生来说，在欧盟国家学习的费用更高。

大学为社会，即为政府、工业、农业和包括工会、公众利益组织及其他组织在内的各种特定的利益团体提供直接服务的作用，是美国高等教育精神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传统起源于19世纪，当时州立大学的发展是在信誓旦旦地、直接承诺帮助其所在地区发展的条件下实现的。威斯康星、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和其他州立大学，对农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的科研直接与农业的实践相结合，然后通过推广机构以及采取了诸如不计学分的课程等其他措施，保证了科研成果的广泛传播。在威斯康星州，大学至今还在该州的每个县中聘用这样的教学人员，他们有义务把大学创造的知识传播到工农业生产中去。大学拥有能通向本州的大部分地方的广播和电视网络，这也是提供教育服务和其他服务的手段。

大学积极地向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征签科研合同，既有“纯”科研的，也有应用课题的。越来越多的学校机构与工业公司签订长期的协议，协议要求公司为以大学为基地的研究项目提供经费，并保证提供经费的机构对任何有商业利益的科研成果享有最初的控制权。教授个人也可进人为社区服务的行列，一些教授非公开地为工业企业提供咨询，另一些教授为一些代理机构提供自己的专门知识。作为回报，这些机构为他们提供额外的收入。这已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些人批评大学变得商业化了，大大地偏离了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的使命。

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研究一直是美国学校体系的特点。美国大学促进科学研究的方法，可能对刺激其他国家提高研究效率和能力是有益的。应该指出，并非所有的美国大学和学院都直接参与科学研究，许多教授并末制造许多研究成果。科学研究的主体是处于美国大学体系顶端的l00所大学，这些学校还得到联邦政府分配的大部分科研经费。文理学院并不期望自己的教师生产出很多研究成果。研究表明，已发表的研究成果的主体是由全体教授中数量很少的少数人制造的。

尽管在使命和效率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科学研究和发表研究成果被看做最能使一个教师获得声誉的职能。以研究为主的教授威望最高，通常薪水也最高。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工作争取到来自外部的资金，在其职业生涯中是最“世界主义的”，他们参加全国会议和国际会议，较频繁地改变自己的工作。在大部分大学中，聘用(终身聘用)和晋升制度都强调科研和出版。换句话说，职业的声望结构和效率的规范，把科研和出版也包括在其中。而且，在大部分大学中，工资结构是变化的、不统一的，各个教授挣的薪水数量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科研和出版方面效率高的教授，得到的工资比效率低的学者稍高一些，虽然差距并不很大。以研究为主的教学人员得到外部资金的机会比较多。简言之，美国大学体系的风气是强调科研和出版。

美国的大学体系不仅招收了大量的学生，美国的学校传统还为学生提供了许多服务。欧洲的传统恰恰相反，这种传统假定学生已经是成人，不必拖累学校去为学生提供服务。在美国，青年人开始其大学生活的时间比欧洲青年早(欧洲青年一般是18岁上大学)。替代家长的观念(即大学充当家长的角色)，要求大学负责学生的课余生活，这种观念也属于为大学本科生提供一定范围的服务的传统。后来由于60年代的骚动以及教授会对某些权力的放弃，使替代家长这一传统大大削弱了，但是美国学院和大学还是为学生提供了范围广泛的服务。大部分学校都提供娱乐设施、咨询服务(为解决心理问题和其他问题)、校内体育运动设施、职业安置办公室和范围广泛的课余活动。大部分学院为其学生提供宿舍(学生公寓)设施，学校不仅有责任管理这些建筑物，而且还要提供工作人员去帮助在宿舍中住宿的学生。

大部分美国学校的学生服务机构是庞大而又复杂的。学校通常雇用在咨询、课余活动和其他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工作人员。在大学生咨询之类的领域中有可能获得高级学位，它培养这一领域中的专职人员。在许多学校中这些服务的费用由学生承担，或者计入学费中，或者计入特定用途的服务费。膳宿费通常由学生自理，以特定用途的学生费用形式支付。逐渐发展而成的处理学生服务的复杂的管理结构，对正在逐步扩大对学生的服务范围和服务设施的其他国家的学校，可能是有益的模式。

美国学院和大学的内部管理是建立在学者群体和分担管理的观念的基础之上的。系是管理的基层组织，它是一种独特的组织模式，是对欧洲的“讲座”制改造而成的，“讲座”制是一位高级教授控制一门学科或学科领域。在美国大学的系中，所有的教学人员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投票决定有影响的教学大纲、课程、人员，其他事务也向系内的每个人公开。在许多大学中，系主任是由教学人员选举产生的，系主任的任职期是有限制的，通常不超过五年。系的结构确立了参与管理结构的基础层次，不允许任何个人把持课程或操纵对某一学科领域的观念或观点。美国大学的系的结构一般不允许学生直接参与管理，虽然学生通过协商而参与管理的方式是很盛行的。这一相当民主的决策结构保证了系内资历较浅的人员对系的事务有发言权，这样就能反映学科内部的新观点。在不同的学术等级之间具有灵活性。涉及任期(终身聘用)等的重大的决定通常与从助教(最低的专业等级)向副教授的晋升有关，这样的决定通常由全系教师作出并得到高级教授的认可。系内每一职级的人员数量一般没有定额，因此为晋升正教授而展开的竞争有时不像欧洲的学校体系中那样激烈。

美国的大学是由它的特殊的历史现实发展而来的，这一现实形成了其学校体系的性质。本文不可能展开美国高等教育的整部历史，但对形成了美国大学体系的某些因素进行考察是有益的。美国所有的大学体系都是本国传统和国际传统的结合。当然，基本的大学模式是欧洲的并可追溯到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不仅北美和欧洲的大学是这样，亚洲和非洲的大学也是这样。在美国的个案中，最早的模式是英国的并且是牛津和剑桥的翻版，当时这两所大学主要关心的是新教徒牧师的培养。来自苏格兰的较民主的教育观念也是很有影响的。早期的美国学院大部分具有宗教导向，以培养少量的英才为目标。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如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它的课程范围很窄，严格地遵循英国的模式。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的高等教育大大扩张，但其基本的课程方向没有改变。学院提供的课程范围极其狭窄并专注于古典学科和语言。在新开发的地区建立了许多这样的新学校，它们成为美国社会日益发展起来的平等主义的象征。高等教育不再是城市精英的特权，新建立的城镇和乡村地区的中产阶级也赢得了进入高等教育的权利。他们主要通过建立自己的学院来赢得这一权利。在新开垦地的这些新学校模仿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已有的课程。其中大部分由宗教教派建立的学校不仅关心普通教育，还反复灌输基督教的价值观。随着美国不同的新教徒教派数量的增多，他们的教育机构不断扩张。即使在今天，一些本科学院还星罗棋布于美国的中心地区，如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甚至纽约、宾夕法尼亚，其中的某些学校，如奥伯林学院、斯沃思莫尔学院、诺克斯学院，水平是很高的。这些学院的方向是进行文理教育，几乎不提供研究生水平的学位，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风格。

现代的美国大学是一种国际性机构。它起源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深受英格兰和苏格兰以及19世纪德国的学校模式的影响；今天，来自全世界的学生在这里接受教育。美国大学位于世界科学和学识体系的中心，是科研和学术出版物的最大的生产者。英语在世界科学中占据支配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英语是21世纪的拉丁语。美国的教授们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这一职业同时也深深地嵌入各个民族国家的环境中。

美国早期学院的教师追随英国学院的传统，强调学生的道德的、宗教的以及智力的形成。由这一传统兴起了代行家长政策。后来，在国内战争时期美国的高等教育深受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的影响，强调研究和把知识应用于社会的需要。德国的教学自由观念和教学自由通过开发课程、保护学术自由的观念和保证教授对课程的控制权，为大学教师职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今天美国的大学教师职业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职业，有50万专职的学者和科学家从事这一职业。很难通过对教授职位的学科、机构、等级、性别和种族划分来予以概括并描述其在种族划分上的职业特色。伯顿·克拉克指出，教授职位是由“一些小社会、一些各不相同的社会”组成的。在东部的一所第一流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中的一位生物学正教授的生活，与在中西部的一所公立综合性学院中的历史学助理教授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经历中有某些共同的成分，如一些不可思议的典礼、博士学位的学习、教学实践，可能还有一种最难捉摸的东西，即对“精神生活”所承担的义务。有一种含糊的然而是真实的理解，即大学教师的生涯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工作。

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已有不少论著论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体系，以及它在科学研究、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高水平人员的培养等方面的极高的效率，美国的学校体系所产生的影响自然是世界性的。本章的目的是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背景中讨论美国大学体系发展的关键因素。主要是在本国的背景中考察美国的大学体系。毫无疑问：从美国的经验中──从它的成功和失败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美国的大学体系是第一个面对“大众”高等教育现象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直接服务于社会并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农业和工业。美国的大学体系也是形形色色的，既有位于该体系顶端的研究型大学，也有本科生学院、综合大学和社区学院。这一体系的某些部分是高度选择性的并且非常强调科研，而另一些实际上提供的是普及高等教育，因此很难进行概括。然而美国大学体系的方方面面同时又可能与其他国家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和机构有关联。

由于美国具有庞大的和强大的大学体系，由于英语是学术交流的主要语言，由于大部分在全世界发行的刊物和许多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在美国出版的，还由于外国的许多学者和决策者在美国学习过，因此美国的大学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不仅对第三世界国家有吸引力，有证据表明，对西欧的工业化国家以及中欧和东欧国家也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