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世界知识系统，是指创造知识的人员和机构，以及世界范围内交流知识的机构。当然，知识有多种形态。我们的重点是讨论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往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科学知识。这种知识与科学学科的发展相关，因而它是基础性的；同时，因为它又被用于技术的和工业的产品与革新上，因而它具有应用性。虽然自然科学、工程、生物医学科学或许是这一系统的核心，但我们也关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一知识系统影响所有应用领域和学术性学科。我们在此不太关注本土科学和学术，因为它们在国际上并没有得到广泛交流，尽管中国的针灸是其中的一个例外。宗教研究、各国历史、音乐、艺术等领域都有深厚的地域渊源，并且较少依赖外界力量，但即使这些领域也常常把眼光移向西方，以寻求最新的研究方法和获得西方学术规范。

在国际知识系统中，知识的生产和分配的手段都高度集中。少数工业化国家占去了世界上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只占世界研究与发展经费的10％。美国、欧盟和日本占主导地位。俄罗斯(前苏联)曾经是一个有影响的科研大国，现在在参与国际水平的科研方面不太活跃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在主要工业化国家掌握之中。基础科学依赖政府部门的资金，依靠一个大规模的、以大学(或者在少数情况下，以政府资助的研究性实验室)为依托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共同体，也依靠强调为职业发展和声望而竞争的科学文化。基础科学研究越来越需要具有先进设备的昂贵实验室以及图书馆和数据库。只有工业化国家那些大规模、研究型大学才能提供这些条件。进一步说，新兴的交叉学科或分支学科越来越位于科学的前沿，而这些学科一般在那些规模大且装备精良的学术机构中产生。基础科学也越来越依赖于这样一个网络──那些有助于科学发展的个人的和专业的联系。因此，位于科学发展的中心对于融入这些非正式的网络至关重要。

学生领导层的核心往往在政治上是很清醒的并常常具有意识形态导向。与自己的积极性较差的同学相比，学生领袖更可能在卷入行动主义之前就已经是一些政治组织的成员。在校园平静时期行动主义分子领导阶层也常常是忙于政治活动，在许多情况下学生政治领袖是现有的政治团体的一部分。行动主义分子领导阶层具有以下几个普遍特点。

●学生行动主义分子往往学习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学习人文学科。学习数学的学生也有参与行动主义分子运动的倾向。总的说来，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比学习许多其他学科，尤其是学习应用职业领域的学科的学生要左得多。这似乎就是一种自我选择，行动主义分子学生选择学习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集中研究社会和社会问题，这可能使某些学生形成批判的观点。研究社会科学的教师的观点一般也往往比学院其他学科领域的教师要激进一些，而这样的批判性观点可能对学生产生影响。

●行动主义分子领袖往往来自较一般学生富裕的家庭。而大学生事实上一般都来自每个国家中生活水平高于标准的较富足的家庭，行动主义分子往往来自收入和社会地位高的家庭。在第三世界中这一因素被夸大了，在那里收入的差异是很悬殊的。

●行动主义分子的领袖也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在那些家庭里母亲和父亲都受过相当高水平的教育。这些家庭在导向上和背景方面都更倾向于城市，这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简言之，这样的家庭比一般的家庭更具世界主义倾向。有人认为，行动主义分子的家庭在儿童的培养和一般的态度方式方面比普通人更自由主义化。但是，这类研究的大部分资料来自美国，从比较的观点看这些资料几乎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

●在美国和西欧，某些学者采用20世纪60年代的数据发现，行动主义分子学生往往是最好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是有关的资料并不很多。

●行动主义分子领袖常常来自人口中少数派群体。在日本和韩国，学生领袖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基督徒中间。在法国，新教徒不成比例地被卷入到行动主义中。在美国，犹太学生和自由主义的新教徒学生令人注目地忙于行动主义。有社会意识的和相当富足的少数人，往往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卷进社会运动中。

几乎所有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发挥私人部门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对大学科研提供资助和指导方面，私人机构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这便是上述趋势最直接的证明。在许多国家，私立院校得到了扩充，或者建立了新的院校，同时越来越多地要求通过贷款项目增长学费和费用，结果是，学生在其高等教育成本中逐渐增加了支付份额。政府一方面承认大学的重要作用，同时又试图减少在中学后教育方面的经费。私营化已经成为达到这一普遍目标的途径。不可避免地，有关学术发展的决策越来越多地变为由私人机构作出，而更广泛的公共目标则可能受到忽视。私人利益是否将对大学的传统功能(包括学术自由、基础研究和使教师处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方式等)提供支持，目前尚不清楚。在最近建立了私立教育机构的越南、匈牙利等国家中，可以看到一些令人非常感兴趣的发展。在高等教育中的私人力量将带来价值观和发展方向的变化。这些价值观从长远来说是否符合大学本身的利益，目前尚不明确。

大学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各国的困难各不相同，但只有极少数国家的大学满怀信心地迎接未来。尽管如此，世界上还是继续保存着一些(大学)模式。

●国家资助减少。世界各地都在探讨关于高等教育的公共资助问题。政府很勉强并且很不情愿为不断上涨的大学预算拨款。较高的花费源于较多的入学人数，新技术的费用越来越高，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薪水越来越高，等等。随着经费的削减，或付给新生的费用增加不够，大学面临着如何应付严重的财政问题的局面。

●谁来付钱。经费减少，实际上就是谁来承担高等教育的费用的问题。从传统上讲，在大多数国家，纳税人承担了高等教育开支的大部分，学费很低，甚至免费。这种情况也带来了问题，并且出现了私人承担的费用越来越多的变化。关于公平、经费的稳定性及入学途径的争论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私立化。在大多数国家，大部分学生是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学习，这些学校是靠国家税收来支付大量的教育开支的。目前，出现了公立大学私立化的倾向，为的是将一部分教育费用转嫁到学生头上，并要求学校制定其他的增加财源的战略。为此，大学已经提高了学费标准，开始经商，有偿使用校园设施，同企业建立联系，开办海外分校，等等。世界各地的私立大学的重要性也提高了。即使在那些主要依赖公共资金的国家，私立大学也得到了扩张。

●技术。技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迄今为止却很少被人理解。技术对于图书馆、科研及其他信息的获取与保存，对大学的管理，对科研项目，对校园内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对通过远距离学习项目进行的校园外教学，对教师、学生及其他人中间的校园内外信息交流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技术的安装和维护费用很高，技术也很快会过时，并且要与现有的大学项目构成一个整体也很困难。训练有效使用技术的人员也是非常耗时和昂贵的。

●基础研究与研究生学习。19世纪以来，基础研究一直是大学的一项主要职责，尤其是在许多大学顶层进行的那些基础研究。世界上大部分基础研究是在大学完成的。同科研相联系的是研究生学习──培养高年级博士生担任科研和专业岗位。在现有的财政气候下，大学能否继续完成自己的这项任务?这一点还不清楚。如果它们不能，科研如何得到实施?谁来培养下一代的学者和专家?

●国际化。知识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各国大学之间的联系继续扩大。技术推动着这一进程。外国学生和学者的数量在继续增长，尽管增长速度比过去几年小。国际主义是当代高等教育的一个积极方面──尽管财政和管理机制在未来需要进一步发展。教学职业。如前所述，传统的专职教授职位正承受着压力。教授是大学的核心。如果学者和科学家的这种基础结构被极大地改变，在大学如何管理、教学和研究如何实施等方面将要发生一些深刻变革。

大部分终身聘用教授末受到日益恶化的学校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虽然他们工作的灵活性受到了限制。当学院和大学被迫削减其预算时，大学教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保护的。终身聘用教授由于财政困难而受到侵犯的情况是很罕见的。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很长时期内，教授薪水的增长未能与通货膨胀保持同步。但是在最后几年里有一点小小的改善，虽然1996年再次出现滑坡。

在某些方面，大学的工作有了变化。班级变大了。科研经费更难获得，在许多学校中入学的人数增加了，而专职教师人数却保持稳定，甚至下降。这种停滞现象部分地被兼职教师、研究生讲师和班级规模的扩大所弥补。就所教的学生数量而言，专职教授变得略微“多产”。虽然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但大部分教师认为很难获得终身聘用的资格，尤其在研究型大学中。

在许多领域中经历过当前的现实的那些人中，新的博士头衔获得者找不到专任职务，他们必须满足于不稳定的兼职教学工作和博士后的反复分配。某些人被迫完全离开学校。对能够继续存在的职位的竞争非常激烈。助理教授们发现他们的工作条件越来越困难，在通向终身聘用的道路上要克服的障碍越来越多。大多数大学教师不把这种趋势看做危机，也不把它们看做美国高等教育前景的永久性变革的一部分。他们对自己的新的现实还没有体验。校长和其他领导人没有传达关于大学教师对当前制度的调整和保留所承担的责任的思想，也没有搀和到教授会中对新的财政的和其他的现实作出反应。大学教师们还没有意识到如果这种制度继续存在，教授的传统特权仍得到维护，将需要教授职业去发挥积极作用以保证机构的安宁。

教授的职位几乎到处都遇到了许多困难和越来越差的环境。卡内基基金会的调查对大学教师的职业描绘是隐约的不安全感而不是危机。这是有益的，甚至与考察国外某些明显的趋势有关。英国进行了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废除了终身聘用制。

亚洲高等教育体系是由两个现实塑造而成的。一是学校模式起源于外国，二是大学作为民族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正面临着本土化的挑战。外国的各种模式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各国对本土化的反应也是千差万别。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所面对的现实，不同于那些能够对外来影响的接纳程度作出某种自主判断的国家。在亚洲，与在其他第三世界地区中一样，西方学术模式和学术机构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这种影响仍然很大。本章讨论亚洲高等教育受到西方影响的各个方面：与殖民主义或西方理念的最初冲突、借鉴时期、在独立自主的背景下西方影响的继续。

西方的影响是复杂的、形形色色的。影响亚洲高等教育的殖民宗主国实际上囊括了欧洲所有主要的殖民国家：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英国人在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其他地方，西班牙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在菲律宾，法国人在越南。日本较晚才进入西方制度的世界中，1868年明治维新后才从中选择、接受了种种洋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力图改造日本的学校制度之前，德国对日本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然而日本把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使那里的高等教育留下了它的印迹。中国从未正式沦为殖民地，然而仍然明显地受到德、法、英、日、美等国的影响，1950年后，又明显地受到苏联的影响。这些西方影响及其与本土化思想的相互作用对教育产生的直接冲击，无论在殖民地时代还是在当代，都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尽管世界各国在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或历史背景方面千差万别，但从西方大学模式演变而来的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占着统治地位。以系为基础的中世纪巴黎大学是基本的学校组织框架。由这一原始的学校模式演变而来的模式是很多的。其中某些来自西班牙传统的模式，后来尤其对拉丁美洲和菲律宾产生较大影响。在过去的法国殖民地，主要在非洲，以及在许多拉丁美洲的国家中，法国式的高等教育取向和法国的学术传统继续发挥着影响作用。

英国大学是另一个主要模式，它在亚洲尤其重要。英国的学院式英才教育传统以及较为平等的苏格兰模式，主要对许多过去处于英国殖民控制下的国家产生影响。在18世纪的美洲殖民地产生强大影响的英国思想，与西欧的其他思想和美洲本土的模式相融合，形成了美国的学校模式，这种模式成了一种空前强大的力量，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人关于大学在社会中的作用、管理方式、课程和学术修养等的思想，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语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和学术语言，是英国学校和学术传统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具有世界意义的另一个主要的西方学校模式是19世纪的德国大学。洪堡强化了科研是高等教育的关键成分的思想，他是德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思想家和柏林大学的创建人。学术自由的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学校环境内的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的观念，也被德国大学奉若神明。德国的学术思想首先影响了东欧，德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在东欧是很强大的。它的影响对俄国的高等教育起着主导的作用，即使现在，其影响的力度仍很强大。从亚洲高等教育发展的观点看，最重要的是德国的学术思想是三种主要思想中的一个，它在1865年后分别孕育了美国和日本的大学。美国融合了英国的学院思想与德国的强调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的先进的观念，并与美国的大众化思想相结合，于是创建了当代的美国大学，现在美国大学已成了世界上主要的学校模式。日本人在19世纪末实验了几种学校模式之后，最终主要借鉴了德国的模式。

大学是国际化的。通过一种共同的历史传统，它们跨越国界，相互联系在一起。通过一个国际知识网络，它们彼此相连。这种网络通过图书、杂志及日益增加的数据库而沟通世界各地的科研。学者们是“看不见的学院”的一部分，这所学院制定着学科与专业。主要的世界语言，特别是20世纪晚期的英语，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因素。就其性质而言，大学比其他机构更加国际化。在中心，主要的世界级大学、学者及科学家直接与国际网络相关联。外围者可能不直接涉入，但他们还是受其影响。在一个国际关系被视为商业、科学和技术中“竞争”的至关重要的条件的世界里，大学的国际角色更加重要。

外国学生(留学生)和外国学者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最明显的方面。他们是知识网络运行方式的具体表现。目前有一百多万学生在他国学习，还有无数的学者在国外不为学位而学习。全球留学生的大部分来自第三世界，他们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学习。美国是最大的“东道国”，留学生人数为45万名，外国学者达6万人。法国、德国和英国各有留学生5万人。俄罗斯曾经是主要的接收国，现在已经不再接纳大量留学生。

以校园为基地的教授的行动主义可能会对社会和大学自身产生影响。社会影响往往是微妙的和间接的。一些思想观点和专家的意见是必须利用的。“作为专家”的大学教师的作用是普通的，并且常常具有政治含义。非学者写的著作得到来自教师的明显参与，常常会对社会产生冲击。在美国，像《外交事务》《原子科学公报》《实况报道》《公共利益》这样的杂志，是以公共政策问题为中心的出版物的榜样，其发行范围是受到限制的，但它们得到了精英们的重视并对政策和政治产生影响。在英国，《新政治家和社会》和《格兰塔》起着类似的作用。日本的Sekai和Bungei Shingu、印度的《经济和政治周报》是另外一种范例。美国的《科学》和英国的《自然》杂志，不仅仅对科学发展作出分析，而且在关于科学政策的辩论中发挥着很大的影响作用。在这些出版物中常常发表来自大学的新发现的思想。这些出版物在大学共同体之外发行并很受重视，以上列举的刊物只是其范例而已。

大学教师也写作并出版发行范围较广的著作。在某些国家中，英国和日本是其中最突出的，大学教师频频地在电视上露面，讨论他们的思想并对一些事件作出解释。在全世界发行的报纸的“自由讨论”(OP—ed)栏目上充满着教授们往往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发现所写的分析当代问题的文章，大学教师由于能利用一些资料并与媒体有着联系，因此他们能把自己的思想观点摆在公众和政策制定者面前。来自校园的思想和解说很快就融入主流思想中。

关于行动主义分子领导阶层的性质我们知道得相对很少。我们甚至不了解为什么学生会卷进行动主义中，是什么促成了学生的游行示威行动和学生运动。分析家们和官员们一般确实都同样地对行动主义在校园中的爆发感到震惊。而且，行动主义的爆发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虽然如此，研究某些可能促成学生行动主义分子运动爆发的因素还是有益的。

心理动机的多样性已经讨论过了。刘易斯·福伊尔提出，“代的反感”对学生行动主义起着重要的激发作用，行动主义分子运动正在把“儿童反抗家长的斗争”付诸行动。大多数学者认为代的反感理论正确性不大。另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校园文化阶性质、青年理想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学生具有“反政权”态度倾向。肯尼思·肯尼斯顿深信，学生行动主义分子比他们的来卷进运动的同伴具有更高水平的是非感，因为他们承担着按自己的价值观行动的义务。另一方面，关于学生行动主义分子的一项跨国研究(尽管这样的研究很少)发现，促成行动主义的态度和价值观是很复杂的。虽然关于学生政治行动主义的心理动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看来很清楚的是，前面讨论过的心理倾向和导向以及社会学因素必然是推动行动主义分子的动力的一部分。

虽然大学起源于共同的西方学校模式，但各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学校历史。在一国的范围内，历史状况和传统与学生的行动主义阶性质和范围很有关系。工业化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在这方面的最重要的一般差异可能就在于，学校共同体和学生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这一关键的政治作用把学生参与国家的政治斗争合法化了。由于学生参与了国家的斗争，他们在历史上就取得了地位，于是他们在当代的作用也被看做合法的；政府力图取缔这一合法性，但它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如果想方设法期待学生发挥政治作用，他们的行为和意见就会有较大的分量。在第三世界中学生作为中产阶级的代表，被期待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

学生也产生相当大的文化冲击。学生对文化规范的态度比广大的社会中的其他群体要自由得多，而且校园中的倾向以后可能影响社会。在美国，校园中的趋势显然以后就扩展到中产阶级，并在某种程度上普遍地扩展到整个社会。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首先表达了对种族关系和人权的关心。自那以后学生被卷入改善社会中以及校园中的种族关系的活动中。女权主义运动首先是在校园中增强了力量，随后扩展开来。首先是大学生接受了对堕胎、婚姻和吸毒持许可的态度，然后这种态度扩展到更广大的社会。20世纪60年代美国关于行动主义的最重要的立法之一，并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和态度的，这确实可能是有争议的。类似的趋势在西欧也是很明显的。先锋派的校园思想最终都要传播到大学之外，这是常见的现象。学生行动主义分子常常(但并非在所有的案例中)要对这些趋势负责，并且最积极地把这些思想传播到校园大门之外。学生行动主义的文化冲击是很难评估的，但这仍然是很重要的。

对学生的政治行动主义很难作出解释，而要对其作出预测就更成问题了。对它的理论解释没有形成拱形是不足为奇的。然而，理解学生政治这种复杂的现象是十分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不仅应该很好地关注学生抗议运动，而且还要很好地去理解其发展变化，因为学生的抗议会威胁甚至推翻现有的政权。学校共同体也必须去理解学生行动主义，因为学生往往是大学改革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而且能够使学校机构陷于混乱。此外，学生行动主义分子自己也必须非常清楚地了解学生抗议运动的历史、政纲和潜力，正如俗语所言，谁不了解过去，谁就必然会重蹈覆辙。虽然对于理解学生运动来说缺乏对综合理论框架的展开，但是本章将提出关于学生政治的若干一般的观点。

即使要理解某一个国家中的学生运动传奇也是相当困难的，更何况集中研究世界范围内的这一现象。然而，我们仍将对学生运动展开比较研究。学生的抗议就其大部分而言是一个国家的现象，或者甚至是一所学校的问题。虽然如此，展开跨国的比较研究还是有一定好处的。而且，一个国家的经验对理解另一国家的情形是有价值的。

学生也是高等教育这一综合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大学和专业的选择有助于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学生的高需求，导致高等教育的扩充。学生同样也形成了一些亚文化，它们对大学，有时对社会也产生重大的影响。学生亚文化形形色色，从社会团体和运动团体到政治组织。“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学生的政治活动和校园政治亚文化一直比较关注。如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一样，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始终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一般来说，哪个国家的政体具有普遍的合法性，有一定的言论自由，那里的学生运动就不会去推翻这一政体。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即使是在重大的社会动荡时期，比如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和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欧洲，学生运动都没有威胁到这些国家政府的稳定。学生可能会针对一些严峻的社会问题，或者为社会变革营造气氛，但是，他们不可能带来严重的不稳定。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还没有完全建立民主政体制度，还有一部分人不信任现存的政治结构。在这些国家，学生的政治行动有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一旦建立大批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影响政治制度的行之有效的、合法的政治机构和论坛，如自由派报纸、志愿者组织及政党，学生的行动就不大可能在社会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在这些机构成立与发挥作用以前，学生将继续发挥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政治作用。

学生运动表现为在意识形态上是左派，在方向上是民族主义者，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兴趣和非政府观点。这一概括主要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好战的10年，主要与北美和西欧的经历有关，它适用于全世界和所有的历史时期。既然当代学生运动的主体在方向上确实可能是偏左的，那么在学生运动中就存在可观的变异。爱德华·希尔斯提出一个论点：不管统治当局的方针如何，学生行动主义分子以及一般的知识分子，都倾向于“非政府化”。

除了某些例外，学生的政纲是理想主义的政纲。学生寻求对许多社会问题的贯彻始终的、公正的、影响深远的解决方案。他们更倾向于关心意识形态问题，因为意识形态能提供“完美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许多政治制度中实践过的妥协和调解，不能投合学生理想主义的心意。学生领油们对问题的完美解决尤其感兴趣，并且常常信奉能为社会提供一揽子方案的政治的(或宗教的)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学生行动主义分子非常有吸引力。但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大大地削弱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吸引力。公平地说，这些发展使对各种各样左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学生运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撑物的安全性降低了。

在本文所讨论的财政和制度上的压力所造成的极其重要的影响中，最有意义的是对学术工作的重新组合。由欧内斯特·博耶(Ernest Boyer)的《重新审议的学识》的发表而开始的辩论仍在继续，并可能开始对教授职业产生影响。”博耶的论点是：教授应更多地注意教和学；学识的内涵应扩大，应超越传统的研究成果的发表。他分析认为，学校应该设法使它的教员提高效率和责任感。有一种意见认为，强调研究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的第一流大学的特点，这种意见可能是太极端了，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高等教育的辩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越来越多。

财政现实、制度上的需要、改革的意识，所有这些因素汇合进重新强调教学的运动中，这一运动把教学当做教师职业的中心任务。碰巧的是，美国教授会自己也把教学看做自己所能发挥的主要作用。当问及他们的兴趣主要在教学还是在研究上时，63％的美国教师回答说，他们的义务主要是教学或倾向于教学。作出这样回答的教师英国占44％， 日本占28％，瑞典占33％。在这些国家中，以及在卡内基基金会调查的其他国家中，大学教师更多地专注于科研。

在大多数国家里，最近几年教师地位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许多国家，对于责任的需求、不断增进的科层化、财政困难以及学生构成的多样化等，对教师的职业提出了挑战。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财政问题与人口因素一起导致了这一职业的衰微。现在，人口因素和入学人数的适度增长又使得这一职业由人员过剩变为人员短缺。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教师的地位、报酬和工作条件在近年内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在那些较为贫困的国家里，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那里的教育资源在减少，而入学人数在持续上升。总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随着院校机构发生变化，教师的地位将面临严峻的问题。维护大学的自主权、学术自由和对大学传统目标的承诺，将变得相当困难。

在西方，由于今后一段时间内在许多领域还会有比较多的职业可供选择，学术职业的薪水比不上私人部门，并且传统的学术性生活方式已经恶化，因此，学术界很难吸引“最优秀的和最有才华的人才”。教师不仅要从事教学和开展科研工作，而且要吸取外部资金、提供咨询服务等，这些压力实在很大。例如，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大学成了“花钱中心” (cost center)，承担的责任已经达到了最高逻辑限度。在英国，1989年以后担任教师的人不再享有终身职位，而且还要定期接受评议。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科研和学术自由的传统刚刚出现，今后在建立具有完全自主权的学术职业方面将会遇到挑战。第三世界的贫困国家面临的挑战也许是最大的，即要在不断恶化的条件下维持有活力的院校文化。

学生在学校中生活和工作，大学的环境、课程和政策对学生的行动主义产生影响。虽然学生普遍都关心社会政治，但学校的环境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要了解学生的政见，就有必要懂得大学的性质及其文化。

大学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独特的机构。它们享有的自治所达到的程度对其他庞大的社会机构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即使近年来这种自治已遭到侵犯。大学的教育文化也是很重要的。学习的过程和课程阶性质能影响政治觉悟的形成。尤其对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来说，对社会力量的研究促使他们理解并有时去批评已建立的机构和已形成的政策。大学具有独特的文化、历史和实践，这一切构成了学生的政治意识，使学校变成了政治运动的独特的沃土。大学是英才教育的机构，强调的是只根据考绩来晋升。这一观念常常与第三世界社会中较传统的实践发生冲突，在第三世界中家庭、宗族团体或家族较处于中心地位。作为学校价值体系的一部分的英才教育的理念，常常与传统的规范和价值观发生矛盾，这有助于在学生中间形成对立的观点。

上述的所有因素可能是基于历史的和当代不平等的国际体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些因素与其他因素一起强化了第三世界大学的边缘地位。它们还使这些大学不同程度地依赖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和知识结构。要改变这种现实几乎无能为力。另外，除了由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外，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都加强有时甚至还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国外援助项目、文化交流活动及相类似的政策常常促成了依附关系的继续存在。而使用西方“专家”也常常使学术研究、课程及高等教育其他方面的西方模式得到了强化。西方教材的提供可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工业化国家向第三世界提供专门知识，部分原因是为了维持它们对第三世界大学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出于利他的动机，可能还有部分原因是出于他们的知识优越感。虽然教育援助只是广泛的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毫无疑问，它的确与这些斗争有关。

不只是政府奉行能使其保持在第三世界有利地位的政策，像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麦格劳一希尔出版社、朗文出版社以及其他许多公司也是第三世界国家交流领域内的重要力量。工业化国家的政策常常与跨国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美国政府一度设立的信息媒体保障项目，专门出口由私人出版商出版的美国书籍，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像菲利普·库姆斯所指出的那样，教育是外交政策的“第四方面”，因为教育被认为能够完全符合工业化国家的国家目标。第三世界国家出于各种理由而接受国外教育援助。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三世界国家都认为任何帮助对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总是有用的。此外，在西方大学留过学的第三世界国家学者也认为理所当然地要继续使用西方的模式及设备，即使在某些场合这干扰了本土模式。关于外国教育援助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就本章的宗旨而言，只要指出这种资助是一柄双刃剑就可以了，这种援助维持了第三世界的依附模式，同时又往往提供了第三世界所需要的技术援助。

印度目前拥有世界第三大的大学系统，但其中大部分质量水平相当低。另外，即使在与科研、研究生培养及参与国际学术界有关的那一小部分中仍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它的学术系统一般都缺少资金，高质量的实验室很少，图书馆规模不大，藏书较陈旧。虽然很多印度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很能干，但他们的地理分布很广(许多最优秀的人都在国外工作)。只有极少数的印度大学拥有足够数量的研究人员、设施，以及为国际知识系统作出贡献而开展高质量研究的愿望。也许最重要的是，学生数量上的压力与不充足的财力资源一起，导致了不能开展高质量的研究项目。

某些专业研究所，如印度技术研究所和塔它(Tata)基础研究所等已确实作出了实在的贡献。但是这一学术系统的大部分，包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部门的工作质量仍一直很低。由于在印度学术系统的上层仍继续使用英语，因此印度的学者在与工业化国家的学者交流时不存在语言方面的问题──在许多领域，印度学者与国外同行间的联系和与国内同行间的联系一样多。虽然印度的出版业相当发达，并且拥有不少专业学术杂志，但是仍然依赖国外出版的书籍杂志，因为大多数最先进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工业化国家进行的。

印度的边缘地位是基于许多因素而形成的。在一些领域，它在科学发展方面接近起飞点，但资源却已紧缩到了接近崩溃点。科学和研究必须与工业、农业及教育系统的其他层次的发展争夺稀缺的资金。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已经“过度培养”了它的人才，许多训练有素的印度人都离开了印度去别国工作。印度经济为人才流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然而，在许多领域里印度并不能为这些流失的人才提供合适的工作。

大学生是第三世界中惟一被发动起来的群体。在许多国家中，第一流大学都位于首都，经常离政治权力中心所在地不远。学生都生活在校园内，通常都有他们自己的报纸和杂志。与工业化国家中的情况相比，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政治更直接地触动学生的生活。政府的决策立即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方向，有些国家的大学毕业生进入行政机构或其他政府部门就业的人所占比例很大，在这些国家中政府的决策还影响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大学生严肃地对待政治，这部分地是因为政治与他们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部分地是因为在许多国家中大学生意识到他们在社会上起着独特的作用。大学生把自己看做“新兴的精英”，注定要拥有权力，并且即使在学生时代就有责任练习实施自己的政治权力。

虽然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相当稳定，但总的说来其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不如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社会的基本的政治组织可能被关于语言政策、社会改革或其他问题的论争而破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存在许多少数民族，不安定和纷争的发生就有潜在的可能性。许多面向社会的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都直接影响到学生。例如，语言政策常常牵涉到教育制度中的教学媒介。在处理少数民族群体问题上的分歧，也影响到学生。在意识形态上学生往往比其他群体的人清醒。意识形态上清醒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包括大学教育阶性质和学生的心理倾阶性。

有关留学的决定是由政府、大学和个人根据多种理由作出的。虽然人们一直争辩说，在许多国家，这种情况取决于一系列水平各异的特别决定，但是，研究决策及做出决策的方法仍然是有帮助的。

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部门和教育部门的最高政策制定者关心留学问题，部分原因是因为本国不能满足人们入学的需求。有时是因为当地大学不能提供某些领域的专门训练。各国的解决办法是很不同的，并且一个国家可能随时改变它的基本政策。例如，中国最初是送大量的学生到苏联，中苏关系破裂后就把学生留在本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把大量的学生送出国，尤其是送到日本和美国。政治、经济和教育因素决定了中国对留学生的政策。中国曾一度试图通过简单模仿苏联模式来实现现代化。后来，中国自己努力寻求一种新的革命性的方法，以达到工业化。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开始努力实现现代化，并常常采用国外的技术和模式。从中国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留学政策听命于最高的政府政策，并且，有关留学的个人的或制度上的决策余地是很有限的──有时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与政治和经济的优先发展战略保持一致。

此外，西方大学处于知识网络的中心，这一网络包括研究机构、杂志和出版社等传播知识的媒介以及由科学家组成的“无形学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世界上多数科学文献都是用英文发表的。即使是瑞典和荷兰等工业化国家的学者也经常发现，必须用英文来传播其研究成果。埃尔塞维尔(E1sevier)和克虏瓦(Kluwer)这两家荷兰的大型跨国出版公司实际上完全用英文出版其所有的学术性和科技类书籍、杂志。

学者和学生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是国际知识网络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连“人才外流”也不例外。这种现象有助于传播思想，同时也维护了一些主要“东道国”的影响及其在科研方面的统治地位。全球有一百多万学生在本国以外就读。这些学生大部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以及环太平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他们在各工业化国家学习，其中美国、英国、德国都是主要的东道国。日本是一个既派出留学生又接受留学生的主要国家。

旅居生活的结果是，学生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学到了专门知识，还学到了所在国家学术系统的规范和价值观念，回国后往往按照西方方向改造本国的大学。在国外毕业的学生经常感到难以重新适应本国国情，其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国外接受的先进训练可能不易被尚欠发达的本国经济体系所吸收。这种苦恼与国外的优厚报酬一起导致了人才外流。但是，在当代社会，人才外流并非永久性的。例如，居住在国外的第三世界的科学家经常与本国的同行保持联系，贡献出先进的知识和思想。他们经常回到本国的学术机构工作一段时间。

在可以预测的将来，印度和中国仍将依赖其他国家以确定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获取最新科学进展的信息，在最发达的科学领域接受训练。研究的基本范式将在国外形成，而且它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各国的科学共同体。科学产品，包括最先进的实验室设备、最先进的计算机，当然，还包括图书和期刊，将继续依赖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根据中国和印度的要求设计的，其费用也不是人均国民收入低的国家能轻而易举支付的。某些先进科学领域的训练也将在国外进行。这些都是使两国成为边缘国家的因素，它们将继续影响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和高等教育。

然而，这两个国家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科学和学术的独立，而且它们能够依靠已有力量继续争取科学和学术的独立，通过资源的慎重分配实现许多学术领域的研究与发展目标。实际上，在有些领域，这两个国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有时需要克服重大的障碍。两国在军用研究和生产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两国都拥有核武器和运载它们的手段。虽然中国和印度在这些领域的技术尚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已足以实现其目的，而且很显然两国基本上是依靠本国力量完成的。如果扩大我们讨论的范围，这一例子说明了有目的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和问题。两国在军事和核武器的研究与开发上都投入了大量资金。尽管两国遇到了相当的困难，缺乏国际科学共同体的合作，在这一应用领域它们还是发展了自己的实力。

由于美国处于世界学校体系的中心，这一地位将美国教授安置在一个强有力的位置上，但同时又把特殊的责任强加于他们。知识分配新技术的出现，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复杂了，但也可加强美国的地位。一小部分美国教授，大约最多占美国教授的10％～20％左右，集中在几所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中，可以把他们看做“科研骨干”，对世界各国来说他们就是许多优秀的科学学科的标志。这个群体中包括专任教授，这些专任教授对科研的兴趣大于教学，他们的职位要求他们有规律地从事科学研究。在所有的大学教师中，这批科研骨干人数只占不到20％，而且其中的37％在研究型大学中。这一群体创造了许多科研成果，刊登在主流学术刊物上，他们获得占很大比例的研究经费，负责编辑主要的刊物。其中许多人是各种各样的学科决策中坚群体的成员。

美国的科研骨干由近一万名科学家和学者组成。他们大部分是终身聘用的(88％)，是男性，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这些教授主要在研究型大学中执教，其中的236个机构列入卡内基分类中的博士类和研究类。这些机构占所有机构的6．1％，其注册的学生占31．4％。这一群体支配着知识的生产和分配。他们是科学和学问的主要生产者和看守者。这些科研骨干的著作多于其他大学教授，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例如，研究型大学的教授，三年内在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是非研究型学院和大学教授的两倍多。这一群体的领头人站在复杂的知识体系的顶点进行着指挥，并对决定什么是正统的科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当然，在某些科学领域内美国并未掌握全部的支配权，例如在人文理论方面，欧洲的思想家起着支配作用。有许多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在其他国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