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大学主要致力于研究生的培养，我仍然很高兴有这次机会来向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在国际研究合作方面的经验、想法和教训。研究合作是日益增长的经济、科技、高等教育和全球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不同文化间进行更深了解和认知的一个渠道。

首先，为了帮助在座的各位了解一下我们的大学，知道我们做了什么，怎么做的，我乐意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于1902年，它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有上百年历史的大学之一。它的名字表明这所大学从建立之初主要是面向教师培训的。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它已经发展成了一所综合性研究大学。现在我们共有三个校区，一个在北京，一个远在中国南方的珠海，另一个正在建设之中，也在北京，从老校区驱车十多分钟可到。我们拥有2400多名教职工，其中超过50%的人从事于教学及相关的工作。

因为这所大学已经发展成了综合性大学，我们现在共有50个学士点，142个硕士点，约80个博士点。在数量方面，每年我们轻松地送出2100多名本科生，我们也接收大约3500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我们大学主要致力于研究生培训。目前，平均来说，我们学校55%的毕业生继续在中国一流大学或海外大学进行深造。有些院系和专业的这个比率已高达80%。我们大学与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所大学共建立了100多项国际合作项目。在澳大利亚，据我所知，我们与许多大学，如斯文登大学、纽卡尔索大学、昆士兰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麦克瑞大学、阿伯瑞特大学和拉筹普大学等建立了关于研究、学生和教师交流方面的合作。两年前，我们成功地与INIT组织举办了一个国际见面会议。从我所讲的当中，你们可以知道我们这所大学具有很强的研究能力，陈教授昨天下午的报告中也提及了。目前，科技部建立了103个重点国家级研究基地，你们知道，中国有一千多所高等院校，其中有两个实验室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也建立了两百多个重要研究基地，其中有七个在北京师范大学。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教育部建立了110个重要研究中心，也有7个在北京师范大学。这个陈教授昨天也提到了。说到院士，中国共有464名来自不同大学的院士，其中有8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另外8位来自中国高等科学研究中心的院士也把他们一半或者说是大半的时光给了北京师范大学，用来从事研究和指导博士生。

国际合作有很多种形式。下面是几种基本的形式，至少在我们学校是这样的。第一种，说到角色问题，两者都是平等的。合作由双方来发起，然后双方根据各自国家相关的组织和一些别的基金组织的资源来确立资金应用制度。第二种就是一方作为主要的，投资的一方发起项目，另一方作为参与方。然后再根据资源决定基金应用和签订书面协议。我认为，也有一些种类的合作有资源方，就是有些资源来自一方或者是那一方确实有资金。所以，另一方有共同的兴趣的就可以参与进来，这样可能产生或带来新的合作性的应用效果。但是第一步是其中一方有资源。还有一些发起的合作，双方都没有任何外来的基金，但是用各自学校的小数目的资金来共同从事研究。同样，在发起阶段，也有另一种合作形式，当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时，一方为另一方的教职工或者说学生提供将来研究的合作机会。

目前，又有一种新的合作方式，是两所来自不同国家的大学共同建立一个研究中心，这就是我们正在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合作的项目，双方各投入一部分资金，从所有这些经历中，我觉得我们受益匪浅。每一方都能得到很多好处。例如，在中国，你们也有所了解，我们一些教职工有很强的研究能力，但是也有一些人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教学上。所以，他们有相对较少的研究经验，也没有几个研究项目。我认为，合作的一个好处是有利于我们教职工发展专业研究。同样，我们大学有很多很强的传统专业领域，一些甚至在整个国家来说也首屈一指。但是，即使对于这些专业，它们也应该有新的发展，有新的改进，需要有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因此，另一个益处是国际合作能够有助于我们壮大已经很强的这些专业领域，像中国汉语言文学，这是我们学科的强项之一，但是研究方法论方面太过于传统，与国外的大学有很大的差距。也有一些别的新领域，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海外大学有一些很强的新领域，合作能够有利于我们去发展这些领域；另一种情形是，对于双方来说，那些领域都是新的，然后我们能够一起发展。例如，在认知科学方面，我们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尤加堡特大学有密切的合作，来共同发展这些领域，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还有，面对一些社会自然资源方面的难题，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全球问题，而且它与许多国家和文化相关。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解决此类问题，比如艾滋病、吸毒、环境污染、犯罪等，甚至北京的沙尘暴。这些都需要国际间的合作，以寻求解决的方法。怎样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文化、自己国家未成年人的状况，我们同样也需要国际间的合作。比如，在美国科学家们发现东方国家如中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小学、中学和高中阶段的未成年人要比美国的未成年人在数学计算能力方面强。原因何在？学龄前儿童的情况又如何？带着这些问题，中美两国教育部共同投资立项进行研究。五年来开展了许多研究项目，已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目前也都进展良好，而且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果。同样，国际合作也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帮助。在一些海外大学，许多人对中国的历史、国际比较学、文化比较学感兴趣，然后需要收集一些数据，而一些国际合作正好为此提供了帮助，还有一些别的方式的帮助。

国际合作也增强了我们的实力，增加了获得财政支持的机会。例如，最近我校在大学教育方面与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并成功地从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获得了大量的赞助资金，大约有三千万人民币，我们用这些资金开展一些基础和高等教育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如我前面所提及的，因为我们大学主要致力于研究生培养、研究能力培养，所以通过国际合作，我们能找到行之有效的方式来提高我们学生的研究能力。通过国际合作，我们的教职工也能把他们在合作研究中所学到的、得到的东西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我们大学、教职工和管理方面的重要的具有普遍相关性的特点是什么呢？什么能推动并使之简便易行？国际合作尤其能保证这一切工作的高质量。我认为，我们大学有很多普遍性的特点。例如我们学校的目标和立足点，即大学为了人类的发展，为了世界的和平，将要在哪些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大学是否积极参与高等教育的全球化？我认为大学的目标和立足点，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中国，一些大学的价值衡量政策同另外一些强调国际协作的大学差异很大。而有些大学只注重外文的出版物的数量，特别是在国外高水平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由于政策的原因，在中国的部分大学，人们必须这样做。大家知道中国的工资体系由几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就是奖金。奖金的多少，取决于取得成绩的大小，承担重点项目的多少，发表高水平论文的多少，科研项目的获奖情况。这样的工资体制能够赢得员工的积极性。在大学的管理方面，如果学校注重个人的重要性，那么，学校就应该给个人更多的自由空间和时间，提供好的科研题目，为个人的科研活动提供方便。在中国的大学里，教师们需要花费15个小时，至少12个小时来讲课、批作业，因此他们没时间搞研究，甚至没时间阅读别人的科研成果。我想这样的情况在别的学校也存在着：学校很多毕业生到国外当大学教师。在国外大学工作的毕业生，不管他们是当大学教师或是搞研究，数量都是很重要的，这有助于国际研究协作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这所学校。

在中国的大学里，有非常多的资金支持国外学者来校讲学，每个院系都可以在学校里申请这笔资金，用于邀请国外学者来校讲学。如果能邀请到世界知名学者，学校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国际机票和其他有关费用。学校还设立专项基金，用于资助教师出国进行长、短期访问。在北京师范大学有很多用于鼓励教师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政策。

参加国际会议是一个增进相互了解的非常重要的渠道。除此之外，我们研究生院也设立专项资金以资助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国内外参加学术会议。其资金来源是校方、院系和教授本人各占三分之一。我认为学校注意在海外招聘人才的同时，也要特别关注那些在海外学成回国的人才。比如，我校社会与政策研究所建所四年来只有6名成员，却拥有几项重要的国内资金以及10项网上国际研究资金。所以，导师便让研究生及大四的学生来参加协作。

重要而直接的支持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当我们谈论国际研究合作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正确地透视我们自己的某些问题。比如这包括当前正在签署的与国外大学合作的协议。这些支持倾向于合作培训项目，尤其是开发一些教育培训项目，但往往这些项目很少注意科学研究。大学应该重视科研，尤其是那些侧重研究的大学。另外，双方大学应该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双方商定的科研项目。我想特别提一提各式各样的资助协议，对于学校的校长、副校长而言，他们非常喜欢在协议上签字。据派普教授说，中国政府拥有众多项目，如中国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之间的项目，中国一些政府组织同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欧洲、英国的项目。这些项目不是事先安排好的，而是偶然发生在中国与其他政府间的。因此，大学校长们必须在这一领域活跃着，为自己的教师寻找机会，鼓励他们申请此类政府合作的现存项目，也提供其他帮助。

我校有些教师缺少搞研究的经验，尤其在与国际合作方面没有经验。针对这一问题，学校经常举行研讨会来促进教师们的经验指导，在缺少经验的教师间安插一些有经验的教师。这里我想提提大学国际交流办公室角色的转变。传统的国际交流处并不注重国际交流合作，他们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向国外派遣教师去学习访问或是接待国外大学的访问者，并花很多时间去组织国际会议。国际交流处，尤其是研究性大学的国际交流处的功能应该改变。怎么变呢？我认为国际交流处应该更换新的人员。一些教授应该加入该处，因为他们懂原则、懂研究，知道怎样工作，和院系间、教授间有固定和行之有效的联系。我们应当鼓励院系和教授寻求学校的帮助。

同时，国际交流处也应该深入到院系和教授中间，传达某些重要的信息，例如，和友好学校的协议内容、强势学科以及双方感兴趣的科研合作项目。对于大学里的教师来说，素质和科研能力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其标准与海外大学有所不同。在中国，有些学者非常有名，但依照中国的学习方法和国际合作的标准，他们的研究能力应该重新评定。英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合作的成功与否。大学的教授应该熟悉自己所研究领域的最新课题，掌握研究方法，使之能得到国外同行的认可。以往的经验表明，无论你在国外长期工作还是学习，都预示着合作的成功。

最后是问题与建议。首先，政府应该花更多的资金来支持科研合作。过去很大程度上教育部门喜欢将资金用于大学建设，建图书馆，很少资助或是提高大学教员的素质，增强他们的研究能力。当前有些大学签订了一系列泛泛的协议，却没有进行具体的安排，包括对研究合作的安排。因此，通常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成果。他们夸耀说他们有很多协议，与很多大学有正式的合作，但只要稍稍核实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合作、这些所谓的交流并不存在。因此，关注这些具体的协议并遵循它们极其重要。例如，在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签订协议后，巴黎高师的校长带领两个代表团两次到北京师范大学商讨合作的细节，然后我们大学又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巴黎高师商讨细节。这是相当重要的。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和支持。正如我曾说过的，我们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事件、一个共同的研究基础及一大堆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在理解每一种文化、尊重彼此、维护世界和平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总的来说，中国这一领域的学者、研究者们，愿意把握与国外大学和学者们合作的机会，愿意共享资源。

对于成功的合作而言，参加合作的每一方都应该很好地了解对方的文化以及合作原则。在合作中也会有许多问题，比如知识产权问题，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些问题必将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我还想提醒国内的大学院系尽量克服语言和技术上的障碍，以适应国际间的合作。

总之，国际合作正如婚姻一样，在决定结婚之前，人们需要时间来了解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