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3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张秉衡老师，怀里揣着《标准本日语》初级的两本教材，来到中央电视台找到当时的电教部，商谈是否能够将这套教材改编成电视节目的问题。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试探性的来访，竞成就了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教育出版社长达近十年的合作。

 

（一）令人为难的意外

 

我看到这套教材的第一感觉就是，它是可以让你学会日语的一套非常好的自学教材，但因教材的设计者并没有考虑到要将其拍成电视节目，可作为视听内容改造的余地太小，工作难度太大。而且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内容都得在日本拍摄才能完成，如果在日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合作单位，这个项目就泡汤了。所以尽管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它能否按理想状态发展，我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就在我这边与日方联系找合作单位都得不到满意答复的时候，从人教社张老师那里到频频传来好消息：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愿意担起在日本的众多合作事宜。从得到这个消息我就开始马不停蹄地给台里写报告、筹划把这套教材改造成能拍摄的剧本、预定去日本谈判的日期、不断地向部门领导汇报工作进度。就在一切工作都铺开了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怀孕了！尽管当时我已35岁，怀孕对我来说是件喜事，但这时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孩子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当时我甚至觉得无法跟我的领导说这件事。憋了好几天后终于向领导汇报这件事时，我的领导毫不犹豫地让我服从大局把孩子做掉。当我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去医院做人工流产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因我的年龄和身体的关系，如这个孩子做掉了的话可能以后就再也不能怀孕了！她建议我回家再好好考虑一下。我又去我的领导那里请示，她说如果另外两个合作方同意这个项目向后推迟，就可以让我生这个孩子。于是我以飞一样的速度跑到人教社向张玺恩社长谈了这件事。没想到张社长那麽痛快就批准了我的请求。他说：工作固然重要，但对你来说生孩子更重要。日方那边我们去说，你就放心吧！我当时真不知道应该怎麽感谢张社长，这样一位慈祥的长者，以他的慈悲人道之心保住了我的孩子！

 

（二）协商谅解，统一思想

 

《标准日本语》是由中日双方的语言专家精心编纂的，很严谨的比较传统的日语自学教材，完全从自学者的角度出发，每课的第一部分是句型的提出，第二部分是有涵盖该句型的短文，第三部分是对话。因当时教材已经定稿，不能因有利于拍摄、有利于电视表现而改动，所以对把这样一套教材电视化是很有难度的。经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多次协商我们决定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拍成小专题片，第三部分拍成短剧，为有利于电视表现尽可能地把第三部分短剧的故事再延伸一下，用上句型再编出一个短剧。为了让自学者在学习日语的同时了解日本，编者非常亲切地利用小知识、阅读课文将日本的风俗习惯、地理环境、高科技的利用等做了尽可能的介绍。而这部分恰恰是电视好表现的。于是决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把这部分拍好，使电视观众除语言的收获外还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熏陶。

 

在我们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取得了共识后，最主要的工作是和日本的合作方──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沟通。于是，1987年12月中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张秉衡老师，中央电视台电教部主任丁莉莉和我一行三人赴日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谈判。因为日本教育情报中心和中央电视台是初次合作，他们又是初次接触电视制作，所以谈起来很费劲。但因大家都是真诚合作，一旦解释清楚彼此很快就能理解。这一周时间不仅通过了三家合作的合同，开了协拍单位的招标会，还忙里偷闲地看了几个拍摄场地。真是高效率、快节奏。

 

从日本回来后我用了整两个月的时间拿出了全部拍摄的50讲的分镜头脚本，30多个短剧脚本及所有的场地要求。而后所有语言部分由当时我部的日本专家小西巧子定稿，寄往日本再由日本教育情报中心聘请的日本语言专家最后定稿。

 

在忙完了摄制组出国拍摄的所有手续之后，1988年6月22日我在北京妇产医院刨腹顺利产下了我的女儿。8天拆线回家后，我就在我婆婆的严厉训斥当中把从日方又寄回来需修改的稿子全部修改完。7月25日，在刚刚满月后3天，我就上班了。

 

（三）难忘的拍摄

 

1．详尽的计划

 

1988年9月3日，中央电视台一行8人的《标准日本语》摄制组终于来到日本，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拍摄。在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的努力下，为我们摄制组协拍的是赫赫有名的日本东宝映画的一个五人小组。为了节省时间和经费我们采取了在同一场地把所有镜头都拍完的方法。这就需要非常周密和科学的计划与安排。我至今印象都非常深刻的是，第一天和东宝的人见面，几句寒暄后，他们的制片就拿出了一张打印得密密麻麻的4A的纸让我看，原来这是第一个月的拍摄计划表，细致到半个小时！他向我解释说：第一个月安排得比较紧，如果完成得好的话，第二个月就可以安排得松一些。征求我的意见，我看着这个玩命的计划提不出任何意见，因为不这样拍就完不成任务！后来，我一直保存着这张计划表，把它当成拍摄计划的模范，直到后来我们外语组的各位同仁们传看丢了为止。尔后，无论是拍田中家、拍超市、拍“东邦生命”都严格按照这个计划执行。我们的时间表是，每天早晨6点起床做早饭，吃饭，8点出发一直拍到晚上6点半左右返回驻地。再做饭，吃饭，审看、确认当天拍摄的内容，商讨第二天的拍摄计划，每天都是凌晨两、三点才能睡觉。一个月下来，我们大家高兴地看到，不仅按时完成了任务，还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天！

 

2．不能随便叫“停”

 

平常在国内拍摄，一个镜头拍几遍是常事，无需跟谁解释。导演只要觉得不满意，就可以叫停，重拍一遍。有时甚至已经满意也再拍一遍。但在《标准日本语》的拍摄中给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不能随便叫“停”。第一天在田中家拍摄，我没有说为什麽就叫停，然后又拍了第二遍。我发现日本演员和日方的工作人员一脸茫然，当我又要拍第三遍的时候，日方工作人员跑过来问我为什麽要重拍，是因为谁的原因重拍？我说这还用解释吗？他非常耐心地向我说明，在日本拍摄的习惯是，走场时要非常认真，实拍尽量一次通过，如果需要重拍就要向大家说明原因。一开始，我还认为东宝映画是拍电影的出身，用胶片很贵所以不能轻易来第二遍，后来我明白其实这是一种尊重，对演员、对各工种的一种尊重！回到宿舍后我向我们摄制组的全体同志说明了这个情况，我要求他们除演员的原因外只要是我们的问题要“停”，是谁的问题谁举手，大家都明白后再重拍第二遍。以后拍摄，也许走场会走好几遍，但实拍时我都要求尽量一次通过，有时实在通不过就说明原因再拍第二遍。日本同行们都十分惊讶、也十分佩服我们在这麽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调整过来，实际上做到这点并不容易，要求导演要心中特别有数，要有足够的掌控能力，我也是逼着自己逐渐能这样做下来的，因为这样不仅提高了效率，节省了很多时间，干净、利索、果断，而且回来后剪片子都好剪，不知省去了多少看片子的时间！这也是我在日本拍摄中向日本同行学习到的，在电视业务方面的最大收获。

 

3．难得的相互理解

 

到日本拍摄大约10天左右，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摄像机后头带着的背包机坏了。一开始磁带放进去后不转，但用手按着点还能转，后来怎麽按着都不转了，没法录了！在国内拍摄都怕设备出问题，何况在国外了。大家都急坏了。这时负责日方事务的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没有一点埋怨我们的意思，决定为不耽误拍摄，先租一个机器用着，把坏了的机器送去修理。这也就意味着连修带租要多花很多钱。后来修理机器整用了10天，加上租机器的费用据说比原计划多支出了90多万日元。

 

我们的摄制组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团队，除技术员老任是40多岁外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大家工作热情特别高，都想把自己负责的工种做得最好。因此在拍摄中就难免为一个好位置，为一个好角度，而争得脸红脖子粗，说话的调门也就提高了，有时就像吵架一样。每当这时日方的工作人员就看着我们笑，我问他们笑什麽，他们说，虽然听不懂他们在吵什麽，但能看懂是什麽意思。我说你们可不要笑话我们呀！他们说，哪能呀，如果是我们也会这麽吵的！

 

随我们摄制组到日本的，还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张秉衡老师，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拍摄现场负责确认台词，可是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经常帮助我们拉电线，看设备，回宿舍后他又抢着做饭。看他的忙乎劲真看不出来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有一天吃完晚饭，不知为什麽大家都有点想家，这时有人建议让张老师给每人写一句话，这一句话要囊括这个人当时的所有思绪，其实只是想开个玩笑，没想到张老师提笔就写，写完后我们发现这一句话不仅合辙押韵而且一语中地！真让我们佩服他细致的观察力和绝妙的文采，于是大家又振作起来继续干活了。

 

在日本的拍摄，尽管睡眠少，劳动强度大，非常累。但在两次拍摄的领队、我们的丁主任和冯主任的严格要求下，无论是男宿舍还是女宿舍都打扫得非常干净，非常讲究个人卫生，穿着也很注意，日方人员经常到我们宿舍来谈一些拍摄方面的事情，总是惊讶我们的房间真干净！还总夸奖我们的灯光师李刚老穿得像个新郎官似的。在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能听得出来以往他们接待的中国摄制组的住所又脏又乱，回国时房间一片狼藉，他们退房时难以向房主人交代，还要花很大气力收拾屋子。于是在我们完成拍摄任务后，牺牲了仅有的一点点上街购物的时间，把宿舍来了一个大扫除，就连抽烟机都给卸了下来清洗干净。临走时，我们把用剩下的酱油、味精、白糖，还有电话卡等整齐地放在一边，留下条子告诉他们：这些东西还可以继续用，希望他们不要浪费。送我们去机场时日方的工作人员来不及到我们的宿舍查看，但我想他们送我们回来退房子的时候会看到这一切，到那时他们一定会充分地感觉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就是不一样！

 

1988年11月3日，我们摄制组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回到北京。一进家门一眼看到了我女儿，我走时她两个多月，我回来她已四个多月了，白白胖胖的可好看了，我伸手要去抱她，她却使劲看着我把小脸儿憋得通红，随后哇地一声哭了，她根本不认识我了！我这时心里却非常高兴：任务完成了，孩子长大了！

 

（四）二度合作，水到渠成

 

《标准日本语》初级电视讲座在完成了日本的拍摄后，又经过将近一年的北京的拍摄、后期制作后，于1989年的下半年终于和广大观众见面了。因在节目播出前教材已经上市，为节目的播出作了很好的铺垫，所以节目一播出立刻博得了观众的喜爱。当时的收视率曾一度冲到了百分之三点六，按当时的换算方法就是有上千万人在看这个节目，真是不得了。这正是大家都期待的收视结果！于是就在《标准日本语》初级的扫尾工作还没结束的时候，《标准日本语》中级的拍摄准备工作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也许是因为《标准日本语》初级合作的成功，合作的三方彼此都有了一定的信任和了解，《标准日本语》中级的合作就显得格外简单快捷。三方的合作协议几乎和初级的一样，仅做了几个字的改动就签了。我仍然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39课课文改编成60个剧本，又根据课文句型写了30个短剧。于是在距离《标准日本语》初级的拍摄三年半后的1992年的春天，我们这个摄制组，几乎是原班人马再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开始了《标准日本语》中级的拍摄。

 

时间虽然只隔三年半，但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踏步向前的三年半啊，东宝映画的日本同行们似乎也非常明白这一点，在演员的安排、主要场景的设置、外景地的选择上都较初级有明显的变化。例如：小王、小张、田中、田中夫人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演员一改初级的老实可爱型，变成了时尚现代型，主要拍摄场地的田中家也从传统的和式小屋变成了大气的洋楼，外景地也尽量挑选有现代气息的地方，如世界公园等。

 

《标准日本语》中级的拍摄时间也是两个月，但因中级的课文长，内容比初级丰富得多，短剧也比初级的要多，要长，所以拍摄内容大大多于初级。可能毕竟是第二次拍摄，有第一次的经验，各工种的配合都非常默契，拍摄速度很快，不仅按时保质地完成任务，还腾出空去郊外野炊等玩儿了好几次呢。比起初级，中级的拍摄真是高高兴兴地开始，欢欢乐乐地结束。

 

但是回到北京我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当时《标准日本语》初级电视讲座已经播了快三遍了，观众又都知道中级讲座即将开播，不仅有很高的期待度，还希望尽快地看到这个节目。于是领导给我下命令，这套节目要当年录当年播，也就是说在剩下的半年里我要完成《大陆在移动》、《夕鹤》、《七夕》等四课书的动画、皮影、木偶部分的录制，还要录完老师的主持串讲，还要做好60期节目的后期制作！没什麽可说的我买了一个睡袋，每天都扎在演播室和机房，实在太累了跑回办公室钻进睡袋歇一会儿，有时几乎一连三四天连轴转睡不了觉，现在想起来我都不能想象当时怎麽能在那麽短的时间里干了那麽多活儿！总而言之，在1992年12月《标准日本语》中级电视讲座终于开播了！

 

与《标准日本语》初级电视讲座一样，中级电视讲座也创造了非凡的收视业绩，虽然现在很难查到那时收视的详细记录，但我记得，有连续一、两个月的时间，北京地区的收视律都是百分之六点九。真是高的出奇！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学外语的高潮期，那时日资企业的比重也特别大，所以学日语的人很多。在其他学习手段还不健全的时候，电视成了他们的首选。很多观众给我写信告诉我，就是跟着《标准日本语》学会了日语，换了新工作，有了新生活。还有的下岗职工，学会了日语又找到了新工作。总之，《标准日本语》初、中级电视讲座的播出确实符合当时观众的需要，给很多观众带去了福音，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我想这才是我们合作做这件事的所有的人最想看到的。

 

（五）时间逝去，记忆永存

 

时间过得真快，美好的瞬间仿佛刚刚发生在昨天，光阴的脚步却已经悄悄走过了20年！在制作完《标准日本语》初、中级讲座之后到现在我又做了许多节目，还做了将近8年的管理工作，但制作《标准日本语》的日日夜夜在我的记忆中总是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我想之所以会这样想念着这段时光，大概是因为收获吧。在制作《标准日本语》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两个字：合作。在这里无论是中日三方的大的合作，还是在拍摄中的具体的合作都是真诚的，倾其所有的，为对方着想的。所以一旦达到共识就会迅速执行，没有一点的含糊。就是再忙再累，心里也是痛快的。应该说良好的合作可以产生无限的创造力，良好的合作能生产出经得起考验的产品。也就是在这样的合作中我逐渐悟出了作为一个电视人应有的品质和素养，能力和精神。这种品质和素养，能力和精神直接影响了我以后十几年的工作直到现在。我想我是幸运的，在刚刚来到中央电视台5年的时候，就赶上了这麽好的一个项目，碰上了这麽好的一群人。所以我衷心地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各位同志，感谢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的各位女士和先生，感谢日本东宝映画的各位同仁！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只利用电视学外语的时代已被各种多媒体、高科技手段所代替，中央电视台再做日语电视讲座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但无论怎样，《标准日本语》初、中级电视讲座曾在我国的电视外语教育中抹下了重重的一笔，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为培养外语人才立下了大功。我们这些曾经参与、见证了这段历史的人不会忘记；从《标准日本语》电视讲座中学到日语，身受其益的人不会忘记；和《标准日本语》电视讲座一样、今年也是20岁的、我女儿那样的年轻人，当他们回过头来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不会忘记！

 

愿参与过《标准日本语》工作的每一位同志健康，幸福，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