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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最是文人不自由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黄仲则《杂感》

 

  瞿秋白:“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漫游者:先生所指“清朝一个汉学家”就是清初大思想家顾亭林吧。他有言:“一自命为文人,便无足观。”这话出后,三教九流之形形色色的人以文人为非,鄙薄文人,并以有清初大思想家之证言,后来人引用此句时去掉了“自命”而成了“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其实,如果不论是非对象,不入顾氏说这话的背景和目的,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顾亭林针对当时封建文人所谓士大夫阶层的某一部分而说的,所贬斥的是那些自命不凡,迂腐不堪的文人而言。由于政治体制之原因,从古至今,许多文人都把整个人生束缚在仕途上:读死书,啃经典,双手无缚鸡之力,无经营生意之才,于是有了像孔乙己这样的“不足观”的自命文人层。先生这般说,乃是自省兼自嘲罢了,是身陷囹圄的特定条件下所发的感慨,并不能作为公允之论向社会推广,而且先生用自己慷慨就义的行动,也彰显了一个真正的中国文人应有的品格和气节。

 

  瞿秋白: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漫游者: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无产阶级意识?弄清这些问题,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革命者来讲,是起码的要求,因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在一个不正确的前提下,什么荒谬的结论都是可以出现的,不去理清荒谬,就会成为荒谬本身。事实上,在一个以“救亡压倒启蒙”的国度来讲,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马克思主义取代了马克思,革命手段取代了革命目的。卷入其中的知识分子要么脱胎换骨,要么只能成为像先生这样始终处于痛苦的分裂状态。马克思的众多名言,不知先生听说过没有:“我是人,人类的一切对我都不是隔绝的。”“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性的全面复归。”“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多么清楚明了的表白呀,先生“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肯定不符合“人性的全面复归”,不符合“自由发展”的要求。先生的厌倦政治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瞿秋白: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漫游者:先生这样的热爱文艺、浪漫的文人投身于社会革命,在品尝了政治生活的种种苦涩之后,在浪漫逐渐趋于平缓之后,忧郁与困惑也由此而产生。政治需要浪漫,需要热情,但同时更需要除此之外的其他一些素质。先生无法拥有其他,便只能在变幻无穷的现实政治面前,感到自己的渺小、苍白,甚至无能。先生把目光移到另外一片天地,把文人的另外一面形态,予以理想化。美妙诱人的景象让你迷恋,让你陶醉。你为没有自始至终走文人的道路而懊悔。一个充满理想的革命者,如果遭遇到来自政党内部的打击,其内心的痛苦远远超出来自其他方面的打击。而且,在更多的人身上,这种因党内残酷斗争带来的苦闷与忧郁,常常深藏于心,并不轻易流露出来。而先生终于流露出来了,可见心中之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瞿秋白: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

 

  漫游者:对先生所表现出的软弱、无原则性等特点,我觉得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深责的。因为在一个信奉“批判”、“斗争”、“你死我活”、“墙倒众人推”哲学的政治斗争里,在一个缺少忏悔和宽容精神的制度中,身受煎迫之苦的先生,除了沉默,别无他法。先生用无声的行为对这种政治斗争表达了抗议。一种正常的研究,是必须要有正常的学术自由空间的,否则还不如像先生这样保持沉默。对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有过最精辟的论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致中国科学院书》)”

 

  瞿秋白: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漫游者:一个生活在魏晋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可以采菊东篱,濯足清流;他可以醉卧明月,目送归鸿;一个追随甘地的印度人可以把一切仇恨逐出心外,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会宽恕自己的敌人……因为那些苦闷都可排遣,那些仇恨都可化约,那些忠诚和爱心都有对象和源头。而先生长期遭受宗派主义分子的迫害,在精神上已经判了死刑,对无休止的党内斗争极端厌倦,孤苦绝望找不到出路。(先生多次提到“历史的误会”就是明证)

 

  “千古艰难唯一死”。古今中外多少有德有才之人就因为过不了生命关而失德败行。而先生却认为,死亡是一种对人生痛苦的永恒解脱,甚至是一种令人渴望的“甜蜜”的休息,是灵魂的永恒安息。联系先生的际遇,真的是累了,需要休息了。

 

  二、是真文人者自风流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瞿秋白《卜算子》

 

  瞿秋白: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漫游者:先生是看淡死后声名的人。在《狱中题照》中你曾说过:“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驱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驱壳又有什么用处?”可见,先生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但你同样注重个人名誉:“人爱惜自己的历史比鸟爱惜自己的羽毛更甚。”不过名誉必须建立在真实、坦诚的基础上,就如你的挚友鲁迅说过的那样,“完美的苍蝇毕竟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你是不愿意做一只“完美的苍蝇”的。这种高超境界是基于思想的解放,摆脱了世俗的利害打算,倘用先生的话说,就是: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值得后人思索的是,从先生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政治和教育要求公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那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更符合人性的内容?

 

  瞿秋白: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漫游者:先生的这种担当精神令人起敬,透过历史的迷雾,这种精神越来越显示出光辉。对当权者来说,对待自己的错误,大都采用“抵赖、诿过、大事化小”等方式,而先生却把解剖刀对准自己。记得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说过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中国是世界各国中保存文字历史最长的的国度,可是却很少留下真实的历史。先生的“多余的话”却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可让后人洞察历史的真。

 

  瞿秋白: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卜算子》)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浣溪沙》)夜思千重恋旧游,他生未卜此生休。行人莫问当年事,海燕飞时独倚楼。《狱中忆内集唐人句》

 

  漫游者:先生在长汀的国民党监狱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日子。在最后一段路程时,先生又恢复了文人和诗人的本来面目,写下了一些直抒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文章和诗词。是的,先生与鲁迅的诗词都做得不错,各擅胜场。鲁迅沉郁顿挫,“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都非常有气势。先生的旧诗词清丽俊逸,如“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很有你的常州同乡黄仲则的味道。而《卜算子》、《浣溪沙》这些诗词,最真实地表达了你的深沉情感,引发我许多思索。文学是人用语言文字来抒发情感的,一个现时代的作家创作,无论是否用“现代”的白话形式,无论是否抒发了所谓“人的文学”,都是一种文学创作。许多新文学家对旧体诗词情有所钟,如鲁迅、郁达夫、聂绀弩等等,他们创作的新文学,往往是为了发表,是给读者看的;他们创作的旧体诗,常常倒是并不为了发表,纯粹是抒发情感的需要。但是,这种旧体诗的文学审美价值却在“现代”和“发展”的视角下被遮蔽了,它们被认为是落后的、非发展性的文学样式,从而失去了参与文学史建构的权力。可以说,由于新文学偏见,将发展作为衡量文学审美价值的绝对标准,从而失去了对其它非发展性的文学现象包括旧体文学或通俗文学的兴趣,使它们失去了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合法性。

 

  瞿秋白: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漫游者:先生是才子,也是多情种子。你十六七岁就读老庄,读宋儒语录,读佛经,喜欢月夜吹箫,后来读俄国新文艺作品。先生与丁玲的好友王剑虹热恋,教她们唱昆曲,还在绸布给她们描花样让她们绣花,每天写诗刻章,这都是旧式士大夫的趣味。在你夫人王剑虹病逝后,你与杨之华发生了感情,当时杨之华已有一女,与沈剑龙尚未正式离婚,三人谈判之后,报上竟连续三天登出了启事“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让人瞠目于民国文人的洒脱与通达。先生视杨之华的女儿独伊为己出,瞿独伊称先生为“好爸爸”,杨之华女士怀念先生几十年,一直到死,这份感情非一般人所属也。当残酷时光把你淹没之后,你的友人,仍然愿意把你的形象珍藏在记忆里。

 

  后记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这种心境中,我与瞿秋白先生的对话暂告一个段落,但我知道,与先生心灵相通者,是绵绵不绝的。感谢先生为后人留下了《多余的话》,为我们留下了一篇千古绝唱,留下了一个真实的生命。“悠悠岁月中匆匆走过多少人,他们总是会被人想起或淡忘。被人淡忘,未必不是一种幸福;被人想起,又未必不是一种。幸福或悲哀,其间的分别又在哪里?我说不清楚。(李辉《秋白茫茫》)”呜呼,我也说不清楚,先生就像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中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是无常、无告、无望的,此世说不清楚的,就让它随风而去,一阵风吹过,会有几片落叶飘落在一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