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材管理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邓岩采访时全面阐述了基础教育教材改革的一系列问题，既充分肯定了成绩，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问题。当记者请这位负责人预测一下教材建设的发展趋势时，这位负责人指出，随着国家对中小学教材价格的控制，只有质量高、使用规模大的教材才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预期，经过市场几年时间的优胜劣汰，教材的编写、出版会逐渐集中在几大教材编写、出版单位；随着中小学教材发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几大教材出版发行集团。这位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为了公平竞争，保证教材的编写质量，减少对教材选用的负面影响，国家对教材编写人员作出了限制，明确规定以下单位或个人不能参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一是国家公务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教材的编写；二是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教材的编写；三是教材审查人员在被聘期内不得参与教材的编写；四是每个编者只能参加一套教材的编写。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中小学教科书出版的竞争一直十分激烈。学者庞学栋认为，教科书的竞争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出版单位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但是教科书的恶性竞争，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端。一是不顾成本，大打价格战；二是任意加大回佣，带有行贿性质，全在暗中进行；三是竞相走后门，与教育行政部门拉关系。但是最终在竞争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质量，优胜劣汰是规律。

近代日本的历史经验也值得借鉴。学者李文英、张辉认为，日本教科书的出版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自由出版时期（1868—1879）。明治维新后，政府鼓励翻译、出版事业，文部省对于翻译的美欧的教科书不采取任何干涉措施。二是审定时期（1880—1902）。明治中期以后，日本政府开始对全盘西化潮流进行反思和抵制，加强管理。三是国定时期（1903年以后）。国定教科书制度的建立是与日本教科书竞争中发生的腐败现象密切相关的。尽管文部省对违法乱纪行为作出了严厉的处罚规定，但是在教科书审查和选用中行贿、受贿的丑闻接连不断，而且愈演愈烈。1902年日本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大规模的检举揭发活动，挖出了一大批违法犯罪分子。以此为契机，日本建立了教科书国定制度。国定教科书制度规定，由文部省编写制作教科书，而教科书的出版、发行则委托给有关出版社。

（原载《课程·教材·教法》，记者　史　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