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中国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五四” 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旨在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它高扬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于是有新文学的兴起。新剧，即话剧，也在这场伟大的文化运动中形成。

    在狂飙突起的反封建文化的浪潮中，似乎一切三坟五典都在被扫荡之列。文明戏早已难以担当宣扬新文化的使命。而旧剧，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戏曲，在“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看来，是应该推倒的旧文化的堡垒。因而有了新剧旧剧之争。有人对旧剧持客观的态度，如北京大学教授宋春舫，就主张保存旧剧。他从西方话剧与歌剧分流的特点出发，认为中国传统戏曲与新剧应并行不悖。也有人从中西戏剧的比较中，认为中国传统戏曲“重写意”，有别于西方戏剧的“重写实”，因而，应当吸引中西戏剧之长，创造一种“国剧”。

    中国人引进西方戏剧，明显带有为我所用的目的。“五四”新剧的倡导者们特别钟情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胡适就推崇、介绍过“易卜生主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对于处在封建婚姻包办制度下的中国青年，影响很大，娜拉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在此剧的影响下，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郭沫若的历史剧《卓文君》等，塑造了一批出走者形象，被称为“娜拉剧”，呈现出“五四”话剧最初的现实主义特色。

    “五四”时期是一个“吸纳新潮，脱离陈套”的时代。当时，西方已经产生和正在兴起的戏剧思潮，几乎都被中国人敞开胸襟吸纳过来。如唯美主义戏剧对中国早期戏剧的影响。欧阳予倩《潘金莲》，女主人公原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一个“淫妇”形象。但在作者笔下，潘金莲却成为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她对猥琐而矮小的丈夫武大郎毫无感情，却深深爱上了她的小叔、仪表堂堂的打虎英雄武松。向培良的《暗嫩》，无论是取材、思想倾向还是艺术技巧，都深受《莎乐美》的影响，张扬着人之个性，狂热地抒发着炽烈的情感，表现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挑战。

    又如象征主义戏剧对中国剧作家的颇有影响。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之再生》，便将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与自身的现实感悟和诗意憧憬结合起来，以帝王之间的争战象征现实中的军阀混战，以创造新太阳的女神象征美好的理想的诞生。田汉早期的剧作，也多流露着象征主义和神秘和感伤情调。
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的思潮，也同样吸引着中国剧作家。它对人之心灵的探索和使之外化的手法，格外引人注目。洪深在他的《赵阎王》里，表现一个中国士兵赵大携不义之财，逃遁于黑森林中，内心惊恐万分，经受着灵魂的拷问和幻象的纠缠。

    因此，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为中国话剧在中国大地上的生存有了更深的立足之地，也逐为中国的现实主义戏剧所吸收，成为中国诗化现实主义的机构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