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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社吕梁市实验基地挂牌仪式暨辛安亭教育思想座谈会召开

时间:2015-05-19

2015513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山西吕梁市实验基地挂牌仪式暨辛安亭教育思想座谈会举行,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韦志榕、吕梁市副市长成锡锋、山西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人教社总编辑助理张廷凯、吕梁市教育局局长康二平等出席。

韦志榕总编辑说,从2012年起,人教社课程所与各地教育部门、教研机构、中小学校等精诚合作,已经陆续成立了18个实验基地。人教社了解到,吕梁市教育部门也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科研工作,在各县级教研室组织下以“强校牵头引领、区域就近划片”为原则打造“小学学区、初中联合体”教研模式,定期组织学区、联合体内的教学探讨活动,营造了浓厚的科研氛围、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教研成果。人教社课程所吕梁市实验基地的建立,一定会使双方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层面上双双获益,最终达到使学生健康发展的目标。此外,人教社与吕梁人民还有一层特殊的渊源,即人教社早期创建者之一、五十年代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我国著名教育家辛安亭先生即是由吕梁这片沃土培育出来的杰出人士,相信辛安亭先生的教育思想一定会给今后双方的合作给予更多的理论滋养。

吕梁市副市长成锡锋对人教社吕梁实验基地的建设表示热烈祝贺,并对辛安亭先生对我国教育、教材建设事业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希望吕梁市教育部门要以这次合作为契机,利用好实验基地这个平台和机会,主动咨询有关专家对吕梁市教育事业的帮助和指导,主动参加上级组织的各类交流研讨和培训活动,开展好教育实践和教学调研,从而推动吕梁基础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他要求相关单位要做好对辛安亭先生事迹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教育战线上的工作人员要认真传承和学习老的教育理念,大力弘扬老的思想和精神,为吕梁的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吕梁市部分中小学校代表、学者,人民教育出版社科研部、教材事业部和社办公室,以及山西省出版集团有关人士共60多人与会。

 

授牌仪式及辛安亭教育思想座谈会现场

 

 

韦志榕总编辑向吕梁市教育局局长康二平授牌

 

 

部分与会人员在离石一中辛安亭先生塑像前合影留念

 

附录:

 

著名教育家辛安亭先生

红色中国新型教科书的“开山人”──辛安亭

吴海涛

题记:

辛安亭,19511962年间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后调离。在人教社的早期历史上,他无疑产生过重要影响。作为来自延安解放区的老党员、教材专家,他对于把握建国后第一套自编教材的政治方向,起着关键的作用。辛安亭是一个领导,却没有一丝官僚气;他是个饱学的学者,却一生着眼平民教育、大众启蒙。

尽管身材矮小、瘦弱,其貌不扬,但无论在延安、北京,还是他终老的甘陇大地,他留在普通人心中的影像永远如同他的眼神──清澈明净。他一生怀念延安时代,因为只有那个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的特殊时空,才最契合他的天性:简单、执着、坦率、真诚。

200410月,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叶圣陶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同年12月,在西北的著名学府──兰州大学也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纪念活动,纪念大老校长、著名教育家辛安亭先生诞辰100周年。无独有偶,两位老先生生前是朋友,曾经同事,也同是新中国基础教育教科书的奠基者,1988年两位老人又相继去世。

50年代初期,叶圣陶先生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同时还担任着出版总署副署长以及其他重要的行政及社会职务,公务繁忙,难以兼顾。而且,在当时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领导班子中,一直还没有配备党员干部,这是件必须解决的大事。给人教社选调这样一名领导干部颇让人费神,他需要有较高学历、有教科书编写经验、政治素质过硬。在党员干部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的解放初期,这样的人才稀缺。翻遍全国的干部档案(据说是刘少奇同志亲自点将),居然还真找到了一个!此人论文化出身,是30年代北京大学毕业生;论政治出身,是延安陕甘宁边区锻炼出来的老党员;论业务就更对路了,他曾在延安解放区主持编写了11年的教科书,陕甘宁大地妇孺皆知。这个人就是辛安亭。

这一年,辛安亭从甘肃省文教厅厅长兼兰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的岗位上,奉命进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副总编辑,主持日常工作。在这里,辛安亭协助叶圣陶先生领导了新中国第一套教科书的编写,开创了中国教科书编纂史的一个新时代。

如果从更远的红色中国这个源头来看,他则当之无愧是共产党领导下新型教科书建设事业的开山“鼻祖”。

他受惠于阎锡山的“平民教育”

1923年夏天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在山西离石县通过省城太原的官道上,一位身材矮小、清瘦的青年正在急匆匆地赶路,这是19岁的辛安亭。以现在的标准看,这应该是一个大学生的年龄,而他此时却只揣有一张小学毕业文凭。因为家境贫寒,兄弟众多,辛安亭的求学之路异常艰难。12岁方进入小学,两年学完了四年初小的课程,家里再也无力供养他升学高小,只好辍学。眼看,天资聪颖的他即将和大多数农家子弟一样,无法逃脱做一个本分农民的命运。偏偏,老天让他降生在这个时代的山西,偏偏这里又出一个近代史上著名的军阀“山西王”──阎锡山,他改变了辛安亭等一批人的命运。

关于阎锡山其人,不管正史、野史,褒贬争议异常丰富,但在对待本乡本土国民教育的虔诚态度上,他可以让现在很多地方官员汗颜。尽管读书不多,但出身行伍的军阀阎锡山却可以说出“教育是人群之生命”“欲决胜于疆场,必先决胜于学校”这样一些有见识的话。从1918年开始,他便在全山西推行“义务教育”,在1925年使得山西的学龄前儿童入学率达到75%,列全国第一,而第二的省份只有25%不到。平民教育家陶行知考察山西各地之后,由衷地赞叹“山西是中国义务教育的策源地”。为了使得一部分贫寒人家的优秀子弟能够接受义务教育,阎锡山陆续在全省建立了七所平民高等小学,所有学杂费用都有政府出资,真正实现了“免费教育”。辛安亭便是这一举措的受益者。他在16岁时考上了山西省立第二平民高小,并于三年之后毕业。

为了继续读书,他必须还得寻找一个可以免交学费的中学。于是他背着干粮和几本课本,徒步四天来到省城太原,报考著名的进山学校。

进山学校,也是阎锡山精心创办的一所优质完全中学(初中三年,高中两年)。他以优厚待遇从全国各地广纳名师,并以严格的入学考试在全省范围内招收优秀学生。对于学生中学业优异家境贫寒者,免除一切费用,并有一定补助。经过“五轮考试”近乎苛刻的选拔,辛安亭等三十个人从九百多报考者中胜出,他名列第二。数年之后(中学毕业他为了积攒大学学费,又当了两年教师),27岁的辛安亭考上了国立第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成为当年山西唯一考上北大的人,受到省、县两级政府的奖励。他的前后几届高中同学,考上名牌大学的也非常多,不少人后来都颇有成就。

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辛安亭开始广泛接触到各种新鲜的“主义”或理论,其实包括“教育救国”思潮。近代以来,对于广大农村和农民的教育问题成为事关中国社会变革的最重大问题之一。农民,占据着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真正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自我觉醒,整个民众的精神启蒙才能实现。在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就号召知识青年们向俄国青年知识分子学习,“到农村去,教育农民,开放农村,为民主政治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二三十年代,由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呼吁、提倡和实践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运动一度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些鲜活淋漓的理论与实践,深深地打动和吸引着辛安亭。出身贫寒、求学艰难的他,从此就立志要投身教育事业,而且是面对广大劳苦大众的教育。

应该说,辛安亭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致力于“教育普及”。除去一部分时间从事高等院校的管理以及“十年动乱”之外,他的中小学教师经历、延安的11年编书、人民教育出版社的11年副社长,以及他生命最后十几年大量写作通俗读物,他的注意力都在如何让教育辐射到最大众的人群。这是他一生教育思想的核心,萌芽于他亲身的体验,也生成于国家和社会的苦难现实。当然,真正成熟起来并付诸实践,是在延安时期。

快乐的延安十一年

在晚年,辛安亭以他擅长的“韵文体”概括自己的一生。写到延安生活时是以这样几句作结的:

热情奔放思欲飞,超脱陈规笔生光;从事教材编写业,成绩优异人赞扬

言近旨远是所求,深入浅出功夫强。工作顺利干劲大,生活愉快永难忘。

1938年奔赴延安,至1949年作为军代表进驻甘肃,辛安亭在延安一共工作生活达11年。他最黄金的人生岁月(34-45岁)是在这片黄土地上度过的,这里的每一天在他的记忆中都是阳光灿烂的,“富有情趣的延安生活,充满着时代的气息。至今历历在目,令人神往,令人难忘”。

中国革命史上习惯说的“延安时代”,应该是指中共中央在延安驻扎期间(1935-1948),一共13年时间,辛安亭经历了其中的绝大部分,是当之无愧的“延安时代”见证人。在这个地处荒的河谷小城,这时期聚集着一大批中国最具理想色彩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这里过着最清贫的物质生活,却享用着世界上最富有的精神圣餐。地处这个远离文明中心的边鄙小镇,他们却在筹划着要改变整个中国的命运。几乎每一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男女,跋山涉水满身风尘地出现在延安的地平线上,他们扑倒在延河岸边,扑倒在宝塔山下。他们无一不在最快的时间内,融进延安这个炽热的火炉当中,成为其中自觉而积极的一份子。辛安亭就是其中之一。在太原的师范和中学任教六年之后,他受红色政权的吸引和感召,也奔向了黄河对岸这片沸腾的土地。

结束了陕北公学三个月的短期学习,辛安亭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操起他熟悉的老本行。这里设有一个教材编审,人员多时十几个,少则两三人,辛安亭长期担任科长。这时候的边区政府,和中共领导下的中央各级机关单位一样,都是机构简练、人员精干。与之相应,人与人的相处很直接和简单,是真正的同志关系。这种同志关系,有别于传统官场上陈腐虚伪的“同僚”世故,似乎也有别于掌握政权之后日益泛化和形式主义的“同志”。辛安亭回忆,因为机构简练高效,因此耗费在协调磨合上的时间少,大家都可以集中精力干事情。

“当时编写的同志共四人,同住在一孔窑洞里。除了集体讨论外,白天各写各的,很少说话;晚上直写到十一点钟,才熄灯上床;次日一早起来,就又开始工作了。一天大约工作十一二小时,并且天天如此,只感到愉快,不知道疲倦,全副精神多关注在工作中。那种情景,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如在眼前”

辛安亭进入延安,适逢抗日战争最危急的第一阶段(大片国土失陷,正面战场节节溃败),“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主题。为了加强对少年儿童的抗战教育,要求实现“教材抗战化”。辛安亭一来就接受了编写高小历史和地理两科的任务。他双管齐下,历史,再写几地理,写出一部分,经过审查修改,立即油印发出,供学校使用。可以想见,这一套教材的政治意识和时事性是非常浓厚的,例如地理课本只讲日寇对东北、华北的资源掠夺,各省的军事要地等,其他各科也大致如此。迫于形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严格的学校教科书来说,却是不尽合理的。辛安亭由此进入教材编写这个领域,凭借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多年的教学实践,很快就成为了行家里手。

应该说,早在江西瑞金的苏维埃时期,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科书编写就开始起步了。在瞿秋白、徐特立领导下的苏区教育部门,先后编写出了供应根据地列宁小学使用的《共产儿童课本》,还有适合红军干部战士学习的《苏维埃课本》,适用工农群众学习的《工农读本》等。这些课本中,基本都强调了“阶级性”“革命性”和“鼓动性”,具备了一种新型教科书的雏形。但是,由于苏区政府总是处于“反围剿”的战争状态,这些课本大多编制仓促粗率,尽管内容无所不包,却缺乏系统性和严密性。真正属于红色中国第一套成系统的学校教材,应该说产生于延安时期。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政治局势也逐渐稳定,“抗战化”的教科书就面临着很多批评:“猫儿也抗日,狗儿也抗日,一般的宣传材料太多,基础知识的教育成分太少,过分注重当时当地,教材的编排太没有系统了。”针对这些批评,辛安亭和同志们认真总结,积极进行广泛的调研,着手编写新教科书。在这一过程中,辛安亭有了一个最大的感悟:教科书有其自有的规律,应该着重讲最基本的较固定的知识,不能过分强调紧跟形势,过多临时性的东西。于是新教科书就在贯彻抗日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加强文化科学基础知识的内容,注意科学化与儿童化、长期性与全国性等关系。1942年,这套全新教科书(主要是初小和高小阶段)全部出版,包括国语、算术、历史、自然、地理、卫生等多种门类,每13册,体现了课程的渐次性和难易程度的阶梯性。从这些特点来看,这已经是一套学科配套齐全、编制较为规范的现代小学教材了。由于体例严谨,科学性、系统性、适用性都比较强,这套教科书很快在陕甘宁边区以及晋西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山东解放区大量印制和普及,无疑是红色政权成立以来影响最为广泛的一套新式教科书。后来经过一些不同程度的修订、改编,这套小学教科书及其修订版本基本上使用到建国前夕。

我们知道,辛安亭青年时代深受“乡村教育”“平民教育”思想的影响,来到延安之后,他发现这种理念与共产党所倡导的“教育要面向劳苦大众”不谋而合。而他此时从事的工作,除了给儿童少年编写学校教科书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要面对解放区的普通群众、干部和士兵等人,这是一个数量庞大、构成复杂、文化层次严重偏低的“平民”群体,也是辛安亭关注一生的受教育群体。

在边区农村开设冬学,是为了方便农民在冬季农闲实现脱盲或者半脱盲。延安冬学教材的编制一度不够理想,很多群众反映教材中生字太少,一个冬天只能认识二百多字,还有一些不是农村常用字,学了根本用不着,“年年上冬学、一辈子不识字”。辛安亭是自幼农村长大的,熟知民情风俗,深知农民的要求,于是自己就另编了一套冬学教材,包括《抗日三字经》《实用四言常识》和《新五言杂字》,共有生字一千多个,合称《边区民众课本》,一季冬学使用。在这套教材中,辛安亭第一次尝试用自己擅长的“韵文体”(三言、四、五言)通篇行文,结果在送审边区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的时候,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非议。不少青年教育工作者批评说,这不是“倒退复古”“开历史倒车”么。辛安亭教育厅负责人周扬,可不可以申辩,周扬说当然可以。辛安亭申辩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旧形式,即容易诵读的韵文,进行抗日思想教育,以新内容用旧形式来扫盲,有何不可!如同把传统的秧歌舞装上新歌词,也照样受大家欢迎。辛安亭这封申辩信,经过周扬,转给李维汉,再转给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手里,获得这些高层人物的一致认可。这套新的冬学教材很快在陕北、华北、华东解放区都得到了普遍的欢迎,年年再版,供不应求。有的在全国解放之后还在一些地区重印出版。

民主、高效的工作氛围,单纯、和谐的同志关系,使得辛安亭的才华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玩命似的喜欢上编教材这一行当,总是随时关注不同种类的学校教材,分析比较它们的优缺点。最特殊的一次是1947年春天,胡宗南率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延安各机关随中央撤出。辛安亭也背着小行李卷随着同志们一起疏散转移。一路上他并不闲着,一直留意民办小学的教学和教材使用情况。他发现,很多地处偏僻的小学校、私塾并没有正规教材,都在沿用古老的《三字经》教学生。辛安亭觉得,这老酒固然该换,旧瓶似乎还可留。于是他时不时在某个村里停留三四天,借用《三字经》的韵文形式,上几新的内容,让教师试教。他一路走来一路,身后的各个村庄也就相互传抄他的新课文。等1948年收复延安后,辛安亭把这些零星篇章汇集起来,加以补充、修改成,命名为《新三字经》。在延安正式出版后,这册书很快成为半日制小学、平民识字班、冬学以及家庭中的启蒙教材,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农村地区获得广泛流传。全国解放之后甚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新三字经》还被更名为《儿童三字经》或《儿童三字歌》,分别被七八家出版社重新印行,先后印发一百多万册。作为一种普及型启蒙读物,其生命力和流传范围,都十分罕见。

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在新落成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中赫然陈列了辛安亭编写的《新三字经》,这充分彰显它在解放区的平民教育史上所具有的独特地位。

20世纪80年代,辛安亭延安时代的老战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著名作家吴伯箫先生曾写信给他:“我至今还记得革命历史博物馆里展出你的《新三字经》,那是国家给你的荣誉”。不仅是国家,辛安亭在延安时期的教材建设功绩还深深地植入了广大老区百姓的心中。由于他编书的名气大,教材的使用范围广,在陕甘宁民间一度流传顺口溜“边区有个林主席(林伯渠),编书有个辛安亭”。有的偏僻地区甚至只知道政府的三个人,毛主席、朱总司令,再就是给他们编书的辛安亭。几乎整整一代陕北的儿童少年包括一部分农村青壮年、基层干部,都是读着辛安亭主编的学校教材、识字课本、冬学教材和《新三字经》成长起来的。至今在陕北、甘肃、宁夏一带,许多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可以操着浓重的西北乡音背诵当年琅琅上口的《新三字经》:

“好娃娃,爱家庭,帮大人,做(助)事情。又快,手又勤,眼又尖,心又灵。也抬水,也扫地,也烧水,也喂鸡。妹妹哭,抱妹妹,弟弟弟弟。”

这些明白晓畅的“三字格言”,很多已经成为这些老人用来教育下一代的“口头禅”“顺口溜”,融入为他们文化血脉中的一部分。

一言难尽的北京十一年

1949年离开延安到1951调进北京,中间有两年时间,辛安亭作为解放军军代表对甘肃的文教机构进行接收和整顿。对于体质瘦弱、性情内向的一介“编书匠”来说,这种行政差事多少让他有些不适应,他一直还惦念着自己早已熟稔的教材编写。因此中央调他前往北京,参与领导全国中小学生的教材建设,他感觉心花怒放、踌躇满志。

但是,来北京工作、生活的十一年,辛安亭再也很难找回延安时代那种单纯、幸福的情感体验。在后来的自述诗中,他这样描述《北京十一年》

一届人大幸参与,讨论宪法大议题

群英济济怀仁堂,万口欢呼毛主席

教育战线学苏联,全盘苏化无人疑

重视专家轻群众,多钻理论少实际

一九五八大跃进,过分浮夸引人迷

头脑发热犯错误,上下思想有问题

个人愚直忤领导,三度检查并斗批

决心脱离编写业,割爱如同母弃儿

可以看出,除了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这件事情让他兴奋之外,五十年代诸如全盘苏化、理论脱离实际、大跃进浮夸、反右挨批斗等多种不如意都让他很不痛快。最终无奈地再次忍痛远走西北一隅。

不过,至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期间有一项成就是足以让他欣慰的,那就是直接领导了新中国第一套自主编写的小学语文教材建设。辛安亭作为延安时期的老党员、教材专家,调任人教社之后先是担任第一副社长,主持出版社的日常工作。在1953年,中央为了壮大人教社的教材编写干部队伍,又从全国各地选调200多人进入,之后戴伯韬接替他主持全社日常工作。但在人教社工作期间,辛安亭一直作为副社长、副总编辑分管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在延安时期,他所编写的大多是初级小学启蒙教材以及成人扫盲教材,对于小学语文教育有着比较成熟的见解和主张,主持编写小学语文教科书是驾轻就熟的。

参与1954年新中国第一套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班子十分壮观。语言学家蒋仲仁作为编辑室主任,编辑人员有上海调来的儿童文学家陈伯吹、曾在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任教的教育家陆静山、“文革”后任小学语文研究会会长的袁微子,延安解放区来的青年教师文以战,参加教材编审的除了辛安亭之外,还有叶圣陶、朱文叔、吕叔湘、张志公等学者名流。为了保证教科书的装帧设计质量一流,前后聘请数位画家绘制插图和设计封面,为了让小学生可以根据课文文字来学写规范、美观的汉字,一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不使用印刷体,出版社从上海请来了著名的书法篆刻家邓散木,以他手写的楷体制版。这是一个足以打造精品的教材创作队伍。

1954年,辛安亭代教育部主持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并在之后依据大纲编写出版了新课本。1956年秋季开始供全国使用。教材编写是一个群体协作的结果,但其中很多地方闪动着辛安亭自身的思想火花。

例如集中识字。早在延安时期,辛安亭就意识到相对于欧美国家的母语教育,中国小学生的识字数量和阅读量都远远落后,归其原因在于汉字的“音形分离”,比西方拼音文字要难学(三、四年级才可认识2000多字),阅读量自然就难以及时跟进。于是他提出在小学段利用汉语拼音为工具,让小学生集中识字,争取两年内突破2000字大关,以便中、高阶段加长课文,增加内容和难度。与此相适应,辛安亭又提出“难点分散、逐步推进”的教学原则。按照传统的识字教学习惯,强调学生每节课对每个生字达到“读、写、讲、用”这种“四会”要求。这样,教师和学生的负担都无形加重了,课文的生字数量和课文长度自然受限。新的语文教材则要求,对于一部分结构复杂、笔画繁多的生字可以先要求读认,不求当堂默写,通过后期的反复阅读和练习,逐步达到“四会”。这些科学灵活的变革,使得小学识字教育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辛安亭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这些见解,慢慢为人们广泛接受,逐渐成为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遵循的长期准则。

在新中国第一套自编的小学语文教材中,辛安亭和他的同事们开创了很多先例。比如第一次把语言训练作为和课文并重的有机组成,让小学生也接触一些浅显的语言知识,诸如语音、汉字、词汇、句子和标点符号、篇章结构等内容,这对于学生逐步掌握汉语的语言规律是有很大帮助的。再如,在课文中选择了不少后来长期沿用的名篇范文,由叶圣陶先生亲自编写的儿歌《小小的船》,童话《狼来了》《小猫钓鱼》,还有《小英雄雨来》《凡》《小音乐家杨科》《草船借箭》《卖火柴的小女孩》《吃水不忘挖井人》《飞夺泸定桥》《地道战》等课文。看着这些熟悉的篇目,几乎老少几代中国人都能唤起相同的童年记忆。

辛安亭领导着这个编写团队,也言传身教带来了很多延安解放区的良好风气。几乎每位参与编写的专家、学者都将教科书编写作为人民教育事业的重要部分,以严肃的责任心和光荣的自豪感参与其中,八小时工作之外,自觉挑灯夜战的是家常便饭,这也是辛安亭熟悉和欣赏的“延安精神”。同事之间包括叶圣陶先生和普通编辑,都能够坦诚以待,毫无保留地对工作提出不同的见解。老编辑文以回忆,当时课本初稿出来,都在辛安亭的主持下,全体编写人员围坐在叶老的办公室,一字一句地诵读、思考、讨论和修改。这是真正把一册薄薄的小学教科书当作一件艺术精品来构思和苦心经营。这个过程中,辛安亭是快乐的。

辛安亭一生都十分怀念延安时代,怀念那时候的民主作风和人际关系。他自身也有深深的延安痕迹。作家、文化老人张中行曾在他的名作《负暄琐话》中为辛安亭立传,他描写五十年代辛安亭的人教社经历,可信而传神。他说第一次看到辛安亭,“外貌瘦弱,风度文静”,推想必是新分配到某室的小职员,抄抄写写的,及至听说他是副社长,真是大吃一惊。每次买粮,辛安亭总是自己去粮店买,扛着一袋米或者一袋面从街上人教社大院里走。年过半百的瘦弱老汉,费力地扛着一袋重物很引人注目,有年轻力壮的上来要帮把手,他坚决不肯,还是自己摇摇晃晃地背回家。这在都市中可能被认为有些“不近人情”“身太过”,辛安亭却认为最自然不过了,因为延安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简单。

辛安亭擅长业务而不大愿意陷身行政管理。在作为“二把手”主持人教社日常工作期间,由于全社他一名党员社级领导,又兼任业务副总编辑,因此担子一度十分繁重。他愿意投入更多精力到编辑业务中,就一再请求上级领导派别的同志来负责管理。1954年,中央组织部从上海调来了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老党员、教育家戴伯韬,接替辛安亭负责全社日常工作。辛安亭的行政权力小了,却如释重负,他无所谓是第几把手,高兴地到处说“伯同志来了,我现在担子轻了,我协助他,人教社一定会搞得好”,很多报告的场合也这样讲,是发自肺腑的高兴。他似乎有解脱出来的轻松感,希望在人教社这片更大的舞台上,从此甩开膀子干出一番胜过延安时代的事业。

但是,这时候中国的政治气候已经不是延安那么简单而纯粹了。开始于50年代中后期频繁的“极左”政治运动,把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都卷进了一个自身无法掌控的“漩涡”。辛安亭的性格或者为人习惯,是有什么就要说什么,总希望有机会表达个人的观点。就像当年在延安,当新编写的冬学教材受到质疑,他要提出申述一样。延安时代浓厚的民主空气,极大地包容和尊重了他的言论自由的。但在“极左”年代,辛安亭的政治处境必然十分艰难。如某一年,最高领袖发表言论“目前学生课业负担太重,我看应该砍去一半”。依据我们对他语言习惯的了解,这是一种比较情绪化的漫谈,是不够严谨和正式的个人观点。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这种指示要求不折不扣的执行。于是,人教社就接到教材内容要“砍去一半”的命令。所有的编辑人员都犯难了,这一半该如何之后还怎么教?辛安亭顶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指示各编辑部门着手研究各种精简方案,一方面向上级提出要认真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该砍多少就砍多少。他这番话,马上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并被迫做检查。可事实上,之后的诸多情况汇总起来还是证明,课程教材“一半”是没有依据的,不得不加以调整。领袖的话被绝对权威化,个人的不同观点却被强力压制,这是一种与延安时代变异甚多的政治生态。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这几年也许是辛安亭一生中最为暗淡和失意的时光。据张中行回忆,最初辛安亭对于各地大办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持怀疑态度,回山西老家探亲的机会,他做了一些调研,发现山区农村的实际情况与报纸、广播上的一片欢呼声有很大出入。回北京之后,他就在一些场合说“这个办法恐怕办不成”。到“反右”按照百分比来划定右派时,他又说,这种事情咋能定额?《毛选》上明明白纸黑字写着: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转变学生的思想,他却坚持说,还是说传授知识经验,提高全民族素质好些……此类言论导致了他后来的遭受排挤和落魄──“个人领导,三度检查并斗批”。这其中有与出版社一些主要领导(如戴伯韬)的个人分歧,但更多还应该归咎于那个极“左”思潮泛滥的时代,它使得党内外原本坦荡、直接的同志关系发生了错乱、扭曲,每个人的神经都高度紧张、风声鹤唳,一些本可避免的人事倾轧也随之产生。1962年初,他主动申请调离北京,忍痛离开自己挚爱的教材编写事业,再度回到西北边陲的兰州。

辛安亭要离开人教社的消息,无意中被传开了。临走的那天,有人在楼道喊了一声,“哎哟社长今天要走啦!”,哗──,全社的编辑干部、员工都闻讯而出,沿着走廊排队争相和他握手告别。很多编辑干部一直把他送到火车站,站满了车厢外面的整个月台,年近六旬、身体瘦弱的辛安亭被大家一次次紧握着双手,彼此都满含着热泪。

这是好人辛安亭在普通人心中的分量。

老人,目光清澈明净

旅居海外的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在“文革”后曾任教兰州大学,他后来在《读书》杂志上撰文怀念老校长辛安亭,笔触独特。他第一次见到辛老,“瘦小,清癯。蓝布衫,黑布鞋,平头。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清澈的目光。那时的人们,别说干部,就是一般成年人,大都目光混浊,遮着一块幕布,或者包着一层油。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能保持那样清澈明净的目光,真像是奇迹。”

不愧为美学家,总能敏锐地捕捉到一个人身上最迷人的东西。眼睛被誉为心灵的门户,拥有孩童般纯净眼神的辛安亭,内心也是明烛照、一片赤情。

前面说,辛安亭内心里是不甘于或者不长于行政管理工作的。但是,他的一生却身不由己担任了不少行政职务,小到陕甘宁边区的教材编审科长,大到出版社副社长、教育厅厅长、大学校长等。作为有严格组织纪律性的老党员,面对这些任命他无法拒绝,只有勉力为之。他的天性中缺乏铁腕管理者们的“果敢”“强硬”,手段多少显得有些“偏软”,但却依然赢得了相当的政绩和人心,自然有他依傍的法宝,那就是“待人以诚”。

1962年,失意的辛安亭回到当年短暂寄身的兰州,这片荒远却朴实的热土,敞开胸怀接纳了他。或许是远离政治重心,“极左”思潮流毒尚,当地党政领导对于这位延安时代的老干部依然十分敬重,征询他愿意做些什么工作。58岁的辛安亭主动提出去创办一所负责培训全省中小学校长和师资的“甘肃教育学院”。这是一项白手起家的苦活,校舍、设备、教材、师资,一起要从头筹备。他率领一帮人没日没夜的艰难创业,在短短几年内就把甘肃教育学院兴办得有声有色,人欢马叫。回顾“文革”前这几年(19621966)的办学经历,辛安亭体会到了久违多年的工作快乐。

“教育学院五经,工作顺利精神振。领导放手交任务,干部积极来担承。老弱青壮齐努力,团结一致共完成。”(自述

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延安时代的辛安亭。在逃离了痛苦的思想束缚和人事倾轧之后,他有幸得到了一个适宜施展才华的天地,虽然年近花甲,但压抑多年的工作热情不禁又喷薄而出。在兴办教育学院的过程中,他凭借一个延安老干部、老教育家的威望凝聚了一批干部群众,也以一颗坦诚的心去悉心培育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很多老部下回忆第一次开学典礼上,看到这个瘦瘦小小、着装朴实的院长兼党委书记上台致辞,第一句话就温暖人心,“我今年58岁了,愿意再和大家一起工作十年”。对于识人和用人,他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胆识。当时正值“文革”前夕,知识分子的处境普遍艰难,很多人都被强行戴上了各种“帽子”,备受冷落。辛安亭觉得教育学院的师资应该是业务素质最高的,故而广泛地招揽各种人才,包括一批在当时被认为有政治问题的人,如“右派分子”段子美(数学家),反动学术权威方孝(物理学家)等,这些人被引进教育学院并且还安排给进修的教师们上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很多人佩服他超凡的胆识,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文革”期间,甘肃教育学院被强行停办。辛安亭这样醒目的人物自然要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各种帽子,挨批斗、蹲牛棚,遭受各种人身凌辱。在批斗时,有人提到他在教育学院重用那些反动学术权威,他说“这些人是我引进的,但没有重用,不过今后是要重用的。”甘肃教育学院在“文革”后被撤销,人员分散到省内各个高校,而辛安亭所引进和保护的这些“学术权威”,后来都成为兰州大学、西北师大等高等院校的学术带头人。

高尔泰,在“文革”前被定性为“极右分子”,曾被强行劳动教养,“文革”结束后没有单位敢于接收。辛安亭在“文革”后受命主持兰州大学工作,力排众议支持引进这个人才。在高尔泰调入大哲学系不久,辛安亭就和系主任登门拜访。见面没有两句寒暄,辛安亭就径直和他切磋学术问题来。他说刚读了高尔泰发表不久的《中国山水画探源》,觉得功夫下得还不够,似乎可以如此这般。对于这个干干瘦瘦的小老头,一向自恃才高的高尔泰很快刮目相看,这位延安出来的老干部并非是粗通文墨的“土八路”,他的古典文献修养非常深厚:

“他涉猎范围是如此渊博,经史子集,他如数家珍。《文心雕龙》很难懂,他只要几句话,就阐释得一清二楚。我的专业是美学,说到中国美学史,他知道的比我多得多。从彩陶甲骨铜器铭文,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得,袁子才《随园诗话》之失,再到蔡元培对美育的贡献,也如数家珍”。

每次来这些普通教授、教师家中访谈,辛安亭很少拉开架势谈工作,多是像学者一样交流学术观点或者闲聊漫谈,来时孑然一身,轻车简从,去时也不食不饮,拱手而别。

年近八十退居二线,辛安亭终于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了。晚年,老人又捡起了自己荒废多年的写作之笔,以年老、体弱、多病之躯笔耕不辍,为普通的大众读者又创作了大量通俗作品。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完成了青少年通俗读物、学术性著作近十部,共约二百多万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认为,“我的理想是写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作品。我深感我国自来重视文化程度高的成人读物,而不重视儿童和文化程度地的工农通俗读物。其实从群众观点而言,写得一般化的成人读物,其作用和影响远不如写得好的通俗读物。”把文明中最精华的内容,用简练的方式传播给最广大的教育群体,这是从青少年时代就深受“平民教育”影响的辛安亭一生遵循的理念。

他的腹中有千卷经典,他的笔端也饱蘸数千年文化的浓墨重彩,但落笔之处永远是那么简约、直白、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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