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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书名: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
  • 编著:梁吉生  
  • 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10
  • 丛书:张伯苓年谱长编
  • 开本:
  • ISBN:978-7-107-20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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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六十二岁

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120曰)

致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215日)

为重庆南渝中学改名重庆南开中学呈教育部。(36日)

致函云南省主席龙云。(331日)

与蒋梦麟、梅贻琦任西南联大常委。(42日)

致函周恩来介绍南开大学教师赴陕北工作。(422日)

拜访汪精卫、孔祥熙、张群并报告南渝中学情况。(58日)

受蒋介石接见并共进午餐。(510日)

吴国桢等在汉口开聚餐会欢迎张伯苓。(513日)

在怒潮剧社发表《演剧与做人》的讲演。(64日)

就被选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事发表谈话。(617日)

与蒋梦麟、梅贻琦等联名通电全世界,呼吁制止日机滥炸中国和平居民。(712日)

在昆明出席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会议。(106日)

举行青年记者招待会表示抗战到底。(1024日)

毛泽东致电张伯苓等。(1028日)

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1028116日)

蒋介石拜访张伯苓并参观重庆南开中学。(10月)

与汪精卫致电毛泽东。(112日)

出席第一届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11月)

因汪精卫叛逃事,主持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1223日)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 六十三岁

斥责汪精卫所谓和平之论调,号召抗日到底。(14日)

当选巴县沙坪文化区社会事业促进会委员。(130日)

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212日至21日)

校友到津南村祝寿,张伯苓讲话。(45日)

亲赴自贡蜀光中学视察。(616日)

与蒋梦麟任昆明区招生委员会主席。(7月)

因周恩来跌伤,致函慰问。(818日)

致函童冠贤,同意出席招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茶会。(825日)

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99日至18日)

复函四川大学张洪沅。(922日)

应邀出席苏联大使馆庆祝酒会。(117日)

在昆明出席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会议。(1128日)

出任教育部图书征集委员会会长。(本年)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六十四岁

在电台对美国发表广播讲话。(1月)

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41日至10日)

蒋介石接见张伯苓、黄炎培等,谈国共问题。(418日)

同顾毓琇、杭立武等发起组织沙坪坝学生服务社。(5月)

患摄护腺肿大病。(7月)

出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之一。(926日)

致函陈布雷。(10月)

蒋介石宴请张伯苓、黄炎培、张君劢等。(1129日)

周恩来到津南村看望张伯苓。(12月下旬)

1941年(民国三十年 辛巳) 六十五岁

召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会议。(21日)

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31日至10日)

致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六十寿辰。(330日)

周恩来到津南村为张伯苓祝寿。(45日)

在重庆会晤孟禄。(4月下旬)

为祝贺冯玉祥六十寿诞,致送寿联。(116日)

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到重庆南开中学讲演。(1123日)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六十六岁

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致函张伯苓。(117日)

当选中国教育学会理事。(28日)

拜见蒋介石谈南开复校问题。(213日)

主持召开南开大学复兴筹备会首次会议。(217日)

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申请补助事致函陈立夫。(331日)

为西南联大经费事,致函陈立夫等。(423日)

重庆南开中学排演曹禺话剧《北京人》,观看演出。(春)

周恩来偕邓颖超到津南村拜望张伯苓。(6月初)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在昆明成立。(6月)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被推为理事长。(101日)

接待美国总统代表威尔基参观重庆南开中学。(105日)

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并任临时主席。(1022日至31日)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 六十七岁

南开大学在昆明教职员应约赴重庆商讨复校计划。(2月)

会见来重庆的蒋梦麟、梅贻琦。(3月)

致函陈立夫保荐曹禺赴美深造。(811日)

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918日至27日)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 六十八岁

国民政府颁令授予一等景星勋章。(11日)

南开校友会发起“伯苓四七奖助基金”活动。(1月)

党政军要员、教育文化各界名人祝贺张伯苓七十寿辰。(45日)

出任中国童子军第一届监事会监事。(51日)

出席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年会。(55日)

致函柳亚子。(611曰)

赴蒋介石宴。(614日)

接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参观重庆南开中学。(621日)

昆明南开教职员应招赴重庆商讨复校计划。(6月底至7月初)

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95日至18日)

出席南开校友大会。(106日)

著文《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1017日)

致函陈立夫。(1120日)

致函蒋经国,辞远征军训练班主任委员职务。(125日)

与胡适、蒋梦麟、林语堂等21人发表宣言。(1217日)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六十九岁

发表《从世界大势说到南开前途》的讲话。(120日)

欢迎蒙巴顿夫人到重庆南开中学参观。(210日)

迎接澳大利亚马凯中将来重庆南开中学参观。(414日)

出席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中央监察委员。(55日至21日)

主持召开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第二届理监事会议,提出“第十五届奥运会在我国举行案”。(61日)

发表《天津市复员协进会之组织及工作》广播讲话。(625日)

主持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暨抗战建国八周年纪念会。(77日)

出席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第四届年会。(818日)

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拜访张伯苓和柳亚子。(96日)

主持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97日)

参加教育部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商讨后方学校如何迁移问题。(920日)

派喻传鉴至天津接收南开。(102日)

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四十一周年校庆讲话。(1017日)

致函天津市政府,请求扩充校址。(114日)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 七十岁

蒋介石为南开复校事致电张伯苓。(12日)

由渝飞沪,拟赴美就医,周恩来到机场送行。(112日)

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任南开大学校长。(49日)

教育部电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恢复原校。(423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64日)

旅美校友假纽约华美协进社为张伯苓补祝七十大寿。(69日)

与何廉、老舍、张彭春等在纽约纪念南开校庆。(1017日)

在美治病结束,离美回国。(1115日)

由美返沪。蒋介石派上海市长吴国桢代为欢迎。(1218日)

接受上海《新闻报》记者采访,谈要办的三件事。(1223日)

出席上海南开校友在国际饭店举行的欢迎会。(1229日)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七十一岁

到达南京,并赴蒋介石宴。(13日)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函告,拟授予张伯苓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29日)

飞抵北平。(319日)

主持南开大学校务会议。(416日)

在南京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520日)

主持南开大学校务会议,研究训育及学校经济。(79日)

在天津与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会谈。(85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成立,张伯苓任委员。(828日)

南开学校公能学会邀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讲演。(921日)

复函南京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邵力子。(1023日)

当选国民大会代表。(1124日)

致函张彭春介绍复校后南开各部情况。(125日)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 七十二岁

朱家骅以加急密电致张伯苓。(14日)

接见天津《益世报》记者,否认竞选副总统。(218日)

出席南京行宪“国民大会”,入选主席团。(329日)

出席上海第七届全国运动会。(55日)

经蒋介石提名,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624日)

致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干事长任鸿隽。(916日)

出席校庆仪式及何廉就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典礼。(1017日)

由天津飞北平,拜见蒋介石。(1029日)

离考试院,以养病为名赴重庆。(1112日)

1949年(己丑) 七十三岁

为重庆《大公报》人员被捕事致函张群。(63日)

致函张群,抗议特务逮捕重庆南开中学师生。(614日)

蒋介石赴津南村看望张伯苓。(1121日)

获辞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125日)

蒋介石偕蒋经国敦请张伯苓离渝赴台,张婉言谢绝。(1127日)

拟将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及幼儿园献给国家。(12月)

1950年(庚寅) 七十四岁

中风。(1月)

致函周恩来表达北归心情。(3月上旬)

重庆南开中学教职员欢送张伯苓北归。(53日)

周恩来、邓颖超为张伯苓回天津饯行。(914日)

回南开大学视察。(916日)

1951年(辛卯) 七十五岁

二次中风。(214日)

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受托起草张伯苓遗嘱。(219日)

在天津寓所病逝。(223日)

附录一:张伯苓家族世系简表

附录二: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 张伯苓

附录三:七十年来之校长张伯苓先生 喻传鉴

附录四:张伯苓先生事略 王斗瞻

附录五:故后哀荣

附录六:张伯苓研究论著年表

附录七:征引文献

后记

 

内容介绍

张伯苓(1876—1951)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毕生献身教育事业,亲手创办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及重庆南开中学,并亲任南开大学校长30年。他主掌上述系列学校之校务,使南开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一个成功的范例,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曹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又曾担任保定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堂教务长、直隶女子师范校长、北京师范大学董事、齐鲁大学董事长、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长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职。先后被授予国家奖赏及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校名誉博士学位。其办学业绩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享有盛誉。从清末以来,他与教育界、文化界、宗教界、工商界、军政界许多著名人物多有往还,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史、体育史、政治史上都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他的人生经历不仅是其个人事迹的编年史,也堪称我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 

198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举行张伯苓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李鹏为之题词:“绩著南开,教泽广布。”彭真为之题词:“兴办学校,改革封建落后教育的民主主义爱国教育家。” 

1996年,在张伯苓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社编辑出版了《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一书,为人们研究和学习张伯苓先生的教育事迹和教育思想,特别是其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献身精神提供了重要文献。2006年,为了深切缅怀张伯苓先生,继承张伯苓先生的思想财富,进一步发扬其献身教育的精神,在张伯苓先生诞辰130周年、逝世55周年及重庆南开中学建校70周年之际,我社特约长期从事张伯苓研究和校史研究的南开大学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校史研究分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常务理事、天津教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专家论证委员会委员梁吉生先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全三卷)。 

作者简介

 

精彩书摘

自序

这些年来,我主要做了一件事,思考了一个人,积累了一堆故纸。这个人,就是张伯苓先生;这件事,就是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这堆故纸,就是有关张伯苓的历史资料。 

编辑张伯苓先生传记资料的心愿由来已久。这要追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时候。1977年,我所任教的南开大学历史系与天津历史博物馆合作编写《五四运动在天津》,以为两年后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作准备。514,我到天津历史博物馆与该馆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一起商量编书的工作安排、编辑设想及资料搜集等事宜。两天以后,我带领历史系十多名工农兵大学生便开始了资料查阅、人物访谈等工作。在天津五四运动中,南开学校及其学生周恩来、马骏等都是重要的历史角色,南开的创办人张伯苓校长也是一位绕不开的人物。随着资料搜集工作的深入,接触了更多的张伯苓先生创办民办教育的事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历史研究者的职业意识使我萌动了一种想法,即编写张伯苓先生年谱。 

1979年,我们完成了两本书──《五四运动在天津》和《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两书均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年夏天,我又接受了学校编写校史的任务。因为19791017是南开大学创建60周年纪念日,这是“文革”结束后南开大学迎来的第一个“逢十”的校庆活动。学校希望通过校庆纪念恢复和继承南开的优良办学传统,于是决定用几个月的时间撰写一本南开大学发展简史。学校对此很重视,由两位校领导负责此项工作。具体从事编写工作的是我和另两位教师。我们为了完成这个政治任务,齐心合力,加班加点,在天津市图书馆、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档案馆查阅了大量资料,又到北京、南京的图书、档案部门进行调研,访问各地南开校友,在京、津召开座谈会,不辞辛苦,口问笔录。那时所有资料的调查搜求,只能凭手抄记。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我写出了《南开大学六十年》。 

编写《五四运动在天津》和《南开大学六十年》使我对张伯芩先生的生平、办学和思想演变历程有了基本的了解,接触了大量资料,也使我对这位已被历史尘封三十多年的教育家产生了好奇和同情。好在当时已不再是“左”得可怕的年代,风日渐暖,思想禁锢少了许多。于是,1981年我执笔写了《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的论文。这是多年来不曾多见的正面给予张伯苓先生的办学业绩、教育思想和政治态度以评价、论述的学术文章。还历史以公正,人心所向。《新华文摘》很快作了转载,引起学者和南开校友的重视,由此研究张伯苓教育思想者日多。以后几年,被历史探索的激情牵引,我撰著(或与人合编)了《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张伯苓纪念集》、《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张伯苓与南开大学》、《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南开的脚步》等书,而每编写一本书,同时也就进一步丰富了有关张伯苓先生的编年资料。这样年复一年地努力,由简到繁,广事搜求,爬罗剔抉,钩沉稽疑,不问朝夕,不避寒暑,积以时日,谨敬收藏,居然有了近百万言。面对经过多年翻阅、摩挲,已发黄、破损而又粘补过的稿纸,看那用铅笔、黑笔、红笔、蓝笔在不同时间加写的字迹,看那稿纸上粘贴或夹放的纸条,想到多年来探赜索引的艰辛,使我产生了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的最初萌动和构想。 

张伯苓先生与其同时代的一些著名大家相比,没有存留下较多的文字。他不是著作等身的淹博学者,也不是善于笔耕的教育理论家。他是教育实践家,是站在教育第一线面对校内和社会上的各种情况,掌操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命运的决策者、直接领导者和自觉承担者。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学校教育的管理工作。他没有日记,没有文稿,最多的是在学校和在社会上的演讲,而这通常是事先没有讲稿的,留存下来的多是听讲者的简单记录,已很难领略演讲的精彩神韵或者鲜明的立论、透辟的分析了。尤其困难的是,这些硕果仅存的文字也缺乏汇总和整理,只能从南开过去的各种出版物的一些栏目中窥见零散的信息。由于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炸毁南开大学以及南开被迫辗转南迁,学校的档案和出版的书刊损失严重,因而寻找张伯苓先生的人生踪迹,不得不从校园走向天津市内,走向北京、南京、上海、沈阳、山东、杭州、成都、重庆、自贡、昆明甚至美国那些他曾驻足之地,通过各种方法,在档案馆或图书馆中查找资料线索,更多的则是拜访历届的南开校友做“口述历史”。这样就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辛劳。过往的许多时间耗费在了访问和查核资料上,许多岁月都在这种枯燥的领域中一心一意地度过了。虽然如此,我并不后悔。因为史学研究不能仅仅作单纯的文献求证,而且还要有面向社会、民间进行资料的发掘。为了尽可能多地搜求有关张伯苓的历史资料,我于2006年访问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档案中心。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还委托美国耶鲁大学博士Sarah Coles Mcelroy(高士如)女士代我查阅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的档案,得到不少可喜的收获。 

张伯苓作为一个教育家,是一个复杂历史时代的复杂历史人物。从晚清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直到新中国初年,他在动荡的时代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几乎丈量了一部中国近代史,也极富典型意义地折射了社会转型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张伯苓出身于清朝海军,后来弃武从文,转而办教育。由家馆先生到办中学、大学、女子中学和小学,颜惠庆称他是“办教育的状元”。他把教育从海河办到湘江、嘉陵江和沱江之滨,办到昆明。他在三尺讲台上当过教师,也任过多年的中学和大学校长;曾经出洋留学,也多次到美国、日本、欧洲访问考察;早年受洗皈依基督教,晚年加入国民党;从标榜不问政治,到竞选“国大”代表,当了三个多月的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他从天津一个普通民居中走出来,抱着“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竟把一个最初只有几十人的私立学校,发展成为一个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的系列学府,胡适称他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他以“私立非私有”的办学理念赢得了社会认可,成为近代民办教育的一面旗帜。他把体育视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强调不懂体育的人不能当校长,积极倡导和推进全民体育运动,并且早在百年前就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堪为中国奥运先驱。他以创新的教育思想,提出了大学“土货化”的办学理念,义无反顾地探索教育必须适应国情的办学实践,希望世界史上有一章曰“新中国之觉悟与崛起”。他从北洋水师学堂出身的普通学子,居然出息成国内外闻达的名士,除去是南开校长,还是西南联合大学三常委之一,并且担任了许多荣誉职务,诸如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天津工商学院的校董,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长,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国参赛的领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理事,还有许多文化教育、宗教及社会公益事业的兼职,就连美国著名的大学都授予他名誉博士头衔。他结识过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和外国著名人士,包括教育、文化、政治、外交、体育、宗教等方面,形形色色,三教九流。国民党、共产党中都有他的学生,因此陶行知称他是“两园桃李一手栽”。张伯苓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谈笑风生,豪爽豁达,机警而天真,急躁而慈祥,不文而雄辩,倔强而克己。他能从辛苦中得快乐,从失败中找成功。他严肃之中又有风趣,富于理想而又极其现实。他善言谈,有鼓动力,亦庄亦谐,妙喻如环,历历如在眼前,娓娓似在耳边。他每到一处,青年学生争先恐后,满坑满谷,来听他讲演。在那国事如寒冬的岁月里,他像个不小的火盆,近之可以得到温暖、信心与勇气。老舍、曹禺称他“爱的是学生,想念的是校友”,有“一颗永远不老的心”。教育是张伯苓青年时的志愿,中年时的生命,老年时的安慰。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教育。 

张伯苓先生不是一个完人,也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有过曲折,走过弯路。晚年,历史曾经误读这位教育家。正因为如此,追溯张伯苓颠簸踯躅、富有传奇的风雨人生,探析他那永不颓悲、执著无悔的生命历程,记录他那复杂坎坷的命运轨迹,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和研究探索的冲动,这也许会帮助人们理解那一代文人的价值追求、精神特质和内心活动。所以,我把年谱编写工作当作义不容辞的任务。 

这些年来,我更多的是用学术研究带动年谱资料的搜集工作。要研究张伯苓先生某一个问题,自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关注该问题的资料。我先后为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教育家传》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现代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天津十二大教育家》、《师范群英光耀中华》等书写了有关张伯苓的专文,在《南开学报》、《社会科学战线》、《教学与教材研究》、《人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天津日报》、《中华读书报》、《南开教育论丛》等报刊发表了《张伯苓教育思想》、《张伯苓与张学良》、《张伯苓与周恩来》、《严修、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创建》等几十篇论文,出版了《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南开逸事》、《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张伯苓图传》等著作,先后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以及上海、天津、湖南、浙江等电视台的专题采访,还合编了20集电视连续剧《张伯苓》(20058月在中央电视台播映)的剧本。所有这些都深化了我对张伯苓先生的认识,对于有关张伯苓先生的历史资料进行开疆拓土式的学术搜求,也是很好的促进。 

真水无香,泽积而长。近三十年来,伴着年谱资料的搜集编订,逝去的不只是时间,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也走向了中老年。一百多万字的谱稿似是跋涉前行的一步步足痕,嵌印在我的心底;就像一个没有了结的心愿,始终激励我去追求新的境界,去完成一份永恒的纪念。回忆过去的笔耕,记忆的片断犹如条条溪流汇聚到我的脑海,这回忆中既有辛劳,更有欣慰。本年谱长编无疑是认识张伯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存在,基本上反映了张伯苓一生的业绩,展现了他从事教育实践、政治活动、文体和宗教事功的主要经历,追踪了他的人生过程;基本上提供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全宗档案,也可以说是张伯苓的履历史、生活史、思想史、精神史。倘若我的这项工作能让张伯苓在历史上留下更加接近真实的形象,并能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一些资料,为历史人物的研究奉献一点微薄力量,就是莫大的欣慰了。 

梁吉生  

写于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 

图书插画

 

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时的张伯苓

 

1938年张伯苓与邓颖超(右一)等人在重庆第一模范市场合影

 

20世纪40年代张伯苓在重庆南开中学留影

 

1939年秋张伯苓(前排左六)与西南联大部分师生合影

 

1940年4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五次会议参政员合影

(前排右七为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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