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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1876—1951）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毕生献身教育事业，亲手创办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及重庆南开中学，并亲任南开大学校长30年。他主掌上述系列学校之校务，使南开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一个成功的范例，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曹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又曾担任保定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堂教务长、直隶女子师范校长、北京师范大学董事、齐鲁大学董事长、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长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职。先后被授予国家奖赏及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校名誉博士学位。其办学业绩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享有盛誉。从清末以来，他与教育界、文化界、宗教界、工商界、军政界许多著名人物多有往还，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史、体育史、政治史上都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他的人生经历不仅是其个人事迹的编年史，也堪称我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
198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举行张伯苓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李鹏为之题词：“绩著南开，教泽广布。”彭真为之题词：“兴办学校，改革封建落后教育的民主主义爱国教育家。”
1996年，在张伯苓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社编辑出版了《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一书，为人们研究和学习张伯苓先生的教育事迹和教育思想，特别是其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献身精神提供了重要文献。2006年，为了深切缅怀张伯苓先生，继承张伯苓先生的思想财富，进一步发扬其献身教育的精神，在张伯苓先生诞辰130周年、逝世55周年及重庆南开中学建校70周年之际，我社特约长期从事张伯苓研究和校史研究的南开大学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校史研究分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常务理事、天津教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专家论证委员会委员梁吉生先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全三卷）。
自序
这些年来，我主要做了一件事，思考了一个人，积累了一堆故纸。这个人，就是张伯苓先生；这件事，就是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这堆故纸，就是有关张伯苓的历史资料。
编辑张伯苓先生传记资料的心愿由来已久。这要追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时候。1977年，我所任教的南开大学历史系与天津历史博物馆合作编写《五四运动在天津》，以为两年后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作准备。5月14日，我到天津历史博物馆与该馆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一起商量编书的工作安排、编辑设想及资料搜集等事宜。两天以后，我带领历史系十多名工农兵大学生便开始了资料查阅、人物访谈等工作。在天津五四运动中，南开学校及其学生周恩来、马骏等都是重要的历史角色，南开的创办人张伯苓校长也是一位绕不开的人物。随着资料搜集工作的深入，接触了更多的张伯苓先生创办民办教育的事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历史研究者的职业意识使我萌动了一种想法，即编写张伯苓先生年谱。
1979年，我们完成了两本书──《五四运动在天津》和《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两书均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年夏天，我又接受了学校编写校史的任务。因为1979年10月17日是南开大学创建60周年纪念日，这是“文革”结束后南开大学迎来的第一个“逢十”的校庆活动。学校希望通过校庆纪念恢复和继承南开的优良办学传统，于是决定用几个月的时间撰写一本南开大学发展简史。学校对此很重视，由两位校领导负责此项工作。具体从事编写工作的是我和另两位教师。我们为了完成这个政治任务，齐心合力，加班加点，在天津市图书馆、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档案馆查阅了大量资料，又到北京、南京的图书、档案部门进行调研，访问各地南开校友，在京、津召开座谈会，不辞辛苦，口问笔录。那时所有资料的调查搜求，只能凭手抄记。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我写出了《南开大学六十年》。
编写《五四运动在天津》和《南开大学六十年》使我对张伯芩先生的生平、办学和思想演变历程有了基本的了解，接触了大量资料，也使我对这位已被历史尘封三十多年的教育家产生了好奇和同情。好在当时已不再是“左”得可怕的年代，风日渐暖，思想禁锢少了许多。于是，1981年我执笔写了《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的论文。这是多年来不曾多见的正面给予张伯苓先生的办学业绩、教育思想和政治态度以评价、论述的学术文章。还历史以公正，人心所向。《新华文摘》很快作了转载，引起学者和南开校友的重视，由此研究张伯苓教育思想者日多。以后几年，被历史探索的激情牵引，我撰著（或与人合编）了《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张伯苓纪念集》、《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张伯苓与南开大学》、《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南开的脚步》等书，而每编写一本书，同时也就进一步丰富了有关张伯苓先生的编年资料。这样年复一年地努力，由简到繁，广事搜求，爬罗剔抉，钩沉稽疑，不问朝夕，不避寒暑，积以时日，谨敬收藏，居然有了近百万言。面对经过多年翻阅、摩挲，已发黄、破损而又粘补过的稿纸，看那用铅笔、黑笔、红笔、蓝笔在不同时间加写的字迹，看那稿纸上粘贴或夹放的纸条，想到多年来探赜索引的艰辛，使我产生了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的最初萌动和构想。
张伯苓先生与其同时代的一些著名大家相比，没有存留下较多的文字。他不是著作等身的淹博学者，也不是善于笔耕的教育理论家。他是教育实践家，是站在教育第一线面对校内和社会上的各种情况，掌操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命运的决策者、直接领导者和自觉承担者。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学校教育的管理工作。他没有日记，没有文稿，最多的是在学校和在社会上的演讲，而这通常是事先没有讲稿的，留存下来的多是听讲者的简单记录，已很难领略演讲的精彩神韵或者鲜明的立论、透辟的分析了。尤其困难的是，这些硕果仅存的文字也缺乏汇总和整理，只能从南开过去的各种出版物的一些栏目中窥见零散的信息。由于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炸毁南开大学以及南开被迫辗转南迁，学校的档案和出版的书刊损失严重，因而寻找张伯苓先生的人生踪迹，不得不从校园走向天津市内，走向北京、南京、上海、沈阳、山东、杭州、成都、重庆、自贡、昆明甚至美国那些他曾驻足之地，通过各种方法，在档案馆或图书馆中查找资料线索，更多的则是拜访历届的南开校友做“口述历史”。这样就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辛劳。过往的许多时间耗费在了访问和查核资料上，许多岁月都在这种枯燥的领域中一心一意地度过了。虽然如此，我并不后悔。因为史学研究不能仅仅作单纯的文献求证，而且还要有面向社会、民间进行资料的发掘。为了尽可能多地搜求有关张伯苓的历史资料，我于2006年访问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档案中心。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还委托美国耶鲁大学博士Sarah Coles Mcelroy（高士如）女士代我查阅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档案馆的档案，得到不少可喜的收获。
张伯苓作为一个教育家，是一个复杂历史时代的复杂历史人物。从晚清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直到新中国初年，他在动荡的时代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几乎丈量了一部中国近代史，也极富典型意义地折射了社会转型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张伯苓出身于清朝海军，后来弃武从文，转而办教育。由家馆先生到办中学、大学、女子中学和小学，颜惠庆称他是“办教育的状元”。他把教育从海河办到湘江、嘉陵江和沱江之滨，办到昆明。他在三尺讲台上当过教师，也任过多年的中学和大学校长；曾经出洋留学，也多次到美国、日本、欧洲访问考察；早年受洗皈依基督教，晚年加入国民党；从标榜不问政治，到竞选“国大”代表，当了三个多月的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他从天津一个普通民居中走出来，抱着“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竟把一个最初只有几十人的私立学校，发展成为一个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的系列学府，胡适称他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他以“私立非私有”的办学理念赢得了社会认可，成为近代民办教育的一面旗帜。他把体育视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强调不懂体育的人不能当校长，积极倡导和推进全民体育运动，并且早在百年前就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堪为中国奥运先驱。他以创新的教育思想，提出了大学“土货化”的办学理念，义无反顾地探索教育必须适应国情的办学实践，希望世界史上有一章曰“新中国之觉悟与崛起”。他从北洋水师学堂出身的普通学子，居然出息成国内外闻达的名士，除去是南开校长，还是西南联合大学三常委之一，并且担任了许多荣誉职务，诸如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天津工商学院的校董，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长，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国参赛的领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理事，还有许多文化教育、宗教及社会公益事业的兼职，就连美国著名的大学都授予他名誉博士头衔。他结识过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和外国著名人士，包括教育、文化、政治、外交、体育、宗教等方面，形形色色，三教九流。国民党、共产党中都有他的学生，因此陶行知称他是“两园桃李一手栽”。张伯苓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谈笑风生，豪爽豁达，机警而天真，急躁而慈祥，不文而雄辩，倔强而克己。他能从辛苦中得快乐，从失败中找成功。他严肃之中又有风趣，富于理想而又极其现实。他善言谈，有鼓动力，亦庄亦谐，妙喻如环，历历如在眼前，娓娓似在耳边。他每到一处，青年学生争先恐后，满坑满谷，来听他讲演。在那国事如寒冬的岁月里，他像个不小的火盆，近之可以得到温暖、信心与勇气。老舍、曹禺称他“爱的是学生，想念的是校友”，有“一颗永远不老的心”。教育是张伯苓青年时的志愿，中年时的生命，老年时的安慰。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教育。
张伯苓先生不是一个完人，也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有过曲折，走过弯路。晚年，历史曾经误读这位教育家。正因为如此，追溯张伯苓颠簸踯躅、富有传奇的风雨人生，探析他那永不颓悲、执著无悔的生命历程，记录他那复杂坎坷的命运轨迹，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和研究探索的冲动，这也许会帮助人们理解那一代文人的价值追求、精神特质和内心活动。所以，我把年谱编写工作当作义不容辞的任务。
这些年来，我更多的是用学术研究带动年谱资料的搜集工作。要研究张伯苓先生某一个问题，自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关注该问题的资料。我先后为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教育家传》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现代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天津十二大教育家》、《师范群英光耀中华》等书写了有关张伯苓的专文，在《南开学报》、《社会科学战线》、《教学与教材研究》、《人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天津日报》、《中华读书报》、《南开教育论丛》等报刊发表了《张伯苓教育思想》、《张伯苓与张学良》、《张伯苓与周恩来》、《严修、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创建》等几十篇论文，出版了《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南开逸事》、《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张伯苓图传》等著作，先后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以及上海、天津、湖南、浙江等电视台的专题采访，还合编了20集电视连续剧《张伯苓》（2005年8月在中央电视台播映）的剧本。所有这些都深化了我对张伯苓先生的认识，对于有关张伯苓先生的历史资料进行开疆拓土式的学术搜求，也是很好的促进。
真水无香，泽积而长。近三十年来，伴着年谱资料的搜集编订，逝去的不只是时间，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也走向了中老年。一百多万字的谱稿似是跋涉前行的一步步足痕，嵌印在我的心底；就像一个没有了结的心愿，始终激励我去追求新的境界，去完成一份永恒的纪念。回忆过去的笔耕，记忆的片断犹如条条溪流汇聚到我的脑海，这回忆中既有辛劳，更有欣慰。本年谱长编无疑是认识张伯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存在，基本上反映了张伯苓一生的业绩，展现了他从事教育实践、政治活动、文体和宗教事功的主要经历，追踪了他的人生过程；基本上提供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全宗档案，也可以说是张伯苓的履历史、生活史、思想史、精神史。倘若我的这项工作能让张伯苓在历史上留下更加接近真实的形象，并能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一些资料，为历史人物的研究奉献一点微薄力量，就是莫大的欣慰了。
梁吉生
写于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
20世纪30年代的张伯苓
1928年张伯苓（后排右三）与南开小学师生在校舍前合影
1929年6月张伯苓（左四）在伦敦与南开校友会会长老舍（左三）等人游览植物园时留影
1929年张伯苓夫妇与四个儿子合影
（左一为长子张锡禄，右一为次子张锡羊，左二为三子张锡祚，右二为四子张锡祜）
1930年9月张伯苓（右一）与访问南开大学的比利时首相万德威尔（左二）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