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靠捕猎动物与采集可食植物为生。虽然在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这种社会已不复存在，但是，在少数地方还保留下来一些，如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瓦依瓦依（Waiwai）人，寒带地区的爱斯基摩人，以及西南非洲卡拉哈里沙漠地区的布什曼人等，他们都保持有较多的原始社会痕迹。从这些社会的人口状况，可以推测过去人口的特征。

据估计，在一万年前，世界上大约只有1000万人口。他们营群居生活，每个群体很少超过50人，过着男人狩猎，女人采集的生活。人口密度为0.04人/平方公里。这样低的密度是因为这种群居生活彼此相互孤立，所获取的食物都是天然的，需要大片的空间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当时的人口增长特别缓慢。死亡率高是人口增长的重要限制因素。此外，当时人口的增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流产、溺婴。这种缓慢的增长也意味着人口的数量与狩猎和采集地区的负荷能力相适应。

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很早已遍布非洲和亚欧大陆，并通过东南亚与白令海峡进入澳大利亚和美洲。这种迁移的动力是对食物的需要。当时，使用简单而有效的武器以及集体互助活动，使得当地的食物迅速耗竭，于是人们不得不进行空间转移。在使用火和掌握剥兽皮、建住房、制造工具的技术后，人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提高了。最后，人类就遍布于世界各地。

今天，大多数人认为，农业起源于一万年前。种子作物农业开始出现于非洲的埃及、亚洲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印度河下游和中国的黄河中游，以及新大陆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动物的驯化和作物的栽培给人们带来了较高的生产力，产生的剩余的食品，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基础。

尽管农业最初在少数地区出现，但是其传播的速度很快，而且由于技术的改进，使土地能提供更多的粮食，这就使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开始时，农业耕作极其粗放，只是利用天然的肥力。到公元前5500-3000年之间，出现了灌溉农业。农业在河流两岸发展特别迅速，在旧大陆，主要是种植小麦、大麦、谷子、稻谷等作物；在新大陆则以玉米与豆类为主。

到公元初期，尽管不少地区仍然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但在一些地方农业已有很大发展，以农业为生的人口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据估计，此时世界人口约有2亿。当时世界人口主要集中地区为西方的罗马帝国，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据中国的历史记载，公元2年时，人口已有5900万。到公元1000年，世界才增加到2.75亿人口，仅比公元元年增加7500万人。即增加37.5%。到公元1350年，人口已增加到4亿。这就是说世界人口从2亿增加到4亿（增长一倍）用了1350年的时间；可是，从4亿增加到8亿，只用了420年（据统计1770年世界人口总数达8亿）；从8亿增加到16亿人口的时间则只用了130年（1900年世界人口为16亿），由16亿增加到32亿的时间用了64年（1964年世界人口为32亿），预计到2000年，世界人口可达64亿，也就是说只需要36年，世界人口又将增加一倍。

其实，世界人口并不是成直线上升的，而是有升降起伏的，有时甚至出现较大的波动。例如，14世纪的欧洲，由于腺鼠疫在人口集中而卫生条件很差的城市流行，仅一年就使这些地区 1/3的人丧生。此外，灾荒与战争也往往使人口急剧下降，如1691-1694年法国巴黎北部Beauvais区，由于粮食歉收，及英国1642年的内战都曾使人口急剧下降。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如公元2年（西汉帝元始二年），人口就已达5900万。可是在55年以后的东汉光武中元二年的人口，却只剩下2100万人，锐减了2800万。如果考虑到光武中元二年已是东汉建国后的第33年，则西汉末与东汉初人口可能低于此数字。

总之，农业社会的人口是经历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以及灾荒、饥饿、战争、瘟疫的折磨，人口有很大的波动。上升、下降、停滞的多次交替，使人口的增长十分缓慢。这是所有工业社会前的一切农业社会共同的特征。

进入工业社会后，机械化代替了手工劳动，化石燃料能代替人力与畜力，推动机器生产，所创造的财富大大超过农业社会，从而使人口发展产生很大的变化。19世纪中，在人口中反映最突出的是工业化国家死亡率明显下降，从而导致人口的加速增长。如欧洲，在工业革命前，人口死亡率比较高，可是在1775年以后，死亡率从40‰左右开始逐步下降。至今欧洲人口死亡率只有4‰。

导致人口死亡率下降的因素很多。主要因素之一是18世纪后半叶开始，人的营养条件有很大改善。17世纪时，马铃薯和玉米已从美洲传入欧洲。尤其是欧洲原来某些过于冷湿而不太适宜农业的地区──如爱尔兰和挪威──已把马铃薯作为主要食品。在铁路建设以前，道路的改善，运河网的建成，沿海运输的发展，改变了过去闭塞状态，使食物余缺的地区可以相互调剂。另外，在农业中，新的饲养动物与栽培植物品系出现，施肥、农业机械，以及粮食的储存条件的改进，提高了食物的产量和可靠的供应量。

营养状况的改善，增强了对痢疾、伤寒、天花、肺结核和猩红热等传染病的抵抗能力。城市中经净化的自来水的供应、垃圾的处理，以及食物的消毒等，也对19世纪后半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起着一定的作用。另外，值得提到的是医药的作用，如种牛痘被广泛地推行，这对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就起很大的作用。

由于上述原因，西欧各国自1770年后，死亡率开始下降。例如，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750年，人口死亡率为40‰，到1900年已下降到20‰。

在一个国家内，各地人口的死亡率也不相同。尤其是在人口拥挤的工业城市，在整个19世纪，人口死亡率都比较高。据估计，在英国，人口死亡率最高的城市，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人的寿命不超过20岁。但在当时的英国南部比较富裕的农村，平均寿命已超过50岁。欧洲的情况是，死亡率的波动在减少，死亡的趋势在下降，只是不同的地方仍然有较大的差别。

美国的情况与英国不同，其死亡率下降的时间比英国稍晚一些。在19世纪后半叶，人口死亡率仍然有较大的波动。如马萨诸塞州白人的死亡率在1789年大约为28‰，到1855年逐渐降到21‰，到1900年降到11‰，1950年，美国全国的人口的死亡率已降到10‰。现在仍维持这个水平。

1850年美国马州男性平均寿命为44岁，但在巴尔的摩黑人男性平均寿命只有21岁。到1978年，美国全国的平均寿命男性达到69.5岁，女性为77.2岁，比上一世纪有很大的提高。近几十年中，工业化的国家中，人口平均寿命的增长同死亡率的下降与死亡原因的变化有关。在1935年以后，医药的发展，使保健有很大的改善，磺胺药类和抗菌素药品的广泛使用，使一般疾病的治愈率有很大提高，致人死亡的疾病已转为衰退性疾病，如心脏病和各种癌症。如纽约市，在1866年，死于肺病的占19.8%，腹泻-肠炎的占15%，霍乱的占6.4%，肺炎-流感-支气管炎的占6.1%；在1965年，死于心脏病的占39%，癌症的占19.9%，脑溢血的占7.1%。据观察，各种类型的癌症，有越来越多证据说明是与环境因素有关，如空气和水的污染，工业废物、有害食物、吸烟，甚至城市生活的拥挤和紧张等，都在起作用。看来，虽然医药发达控制着一些传染性疾病的祸害，但是工业发达国家却受到生活富裕，不太活动和节奏紧张的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威胁。

在工业化初期，欧洲的人口出生率仍然维持较高水平，可是到19世纪后半叶就开始下降，到20世纪继续下降。现在欧洲的人口出生率比死亡率已高不了多少，甚至在某些国家，如前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等国，人口出生率已低于死亡率。

经济因素同出生率的下降有紧密联系。在城市化的工业社会中，童工已禁止使用，儿童已成为一种经济负担，而不是财富。因此，出生率随着工业化和新的社会立法而下降。家庭的大小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证明这种现象。例如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每个家庭平均有6个儿童，到20世纪70年代，每个家庭平均只有2个。工业革命形成了新的消费习惯，而且期望提高生活水平。这样，在实现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中，面临着是缩小家庭成员，还是降低消费水平的决择。

城市化给人们带来新的思想。文盲一般随着城市化而减少，农村中喜欢大家庭的传统受到冲击。城市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对待家庭的态度、妇女的社会作用，以及控制生育等认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没有这些变化，出生率的下降也是困难的。

虽然医药对计划生育的实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主要是在思想上的一种突破。现在，在工业化国家，控制家庭人口在道德上已被接受，在社会上也认为是合理的。这种变化不仅有助于出生率的下降，也使妇女摆脱她的一生就是生儿育女的旧观念，并灵活地选择其生活方式。

在发达国家，也引起对传统家庭制度的稳定性的忧虑。如在美国和瑞典等国，近些年来，离婚率急剧上升。这些都反映了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影响。对这些国家的许多人来说，大学教育要到22岁才能完成，另外，还要若干年用于职业训练，为夫妇双方建立他们自己的事业，则需要更多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生育只好推迟。另外，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花费也起着抑制家庭人口的作用。在美国以1981年计，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要花费98000美元。今天，这项费用已大大超过此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