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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火《教育学》是怎样炼成的

时间:2016-04-20


凯洛夫《教育学》

 

  已经走进第65个年头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直肩负着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和其他各级各类教材及教育图书的编辑、出版、研究、开发工作。作为新中国最早建立的一家教育专业出版机构,人教社在教育理论图书领域是先行者和引领者,策划编辑出版了大量优秀的教育理论学术研究成果,包括一系列中外教育经典名著。

 

 

  上世纪50 年代引自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在教育界独领风骚;80年代面对我国构建本土教育学的需求,人教社推出王道俊领衔编著的《教育学》,又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版最早、最权威、影响最大的教育学著作; 绿色封面的《外国教育名著丛书》成为教育界学人书橱必备;《课程·教材·教法》成为国内第一本基础教育领域领军期刊。65 年来,人教社专注于教育理论成果的创造、转化、整理与传播,始终是我国教育学术出版的重镇。

 

 

  今天,人教社正在陆续推出《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力图打造新的外国教育经典名著汉译文库,为我国教育理论宝库再添珠玉。


20世纪50年代人教社出版的教育理论图书

 

 

教育经典名著洛阳纸贵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潮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苏联师范教材和教育理论图书。据统计,至1957年11月,我国翻译出版苏联教育书籍共360多种,人教社一家占到303种之多。

 

 

  在所有译著中,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总主编的《教育学》,无疑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理论著作,也影响了之后中国教育长达数十年。人教社教育编辑室主任刘立德介绍说,“凯洛夫教育学”至今仍是教育界对五六十年代苏联教育体系的代称。1950年起,人教社陆续翻译出版了凯洛夫教育学的三种修订版本。全国各地的师范院校、各类教师进修学校、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干部培训部门统一把凯洛夫的《教育学》作为指定教材,教育界几乎人手一册凯洛夫《教育学》。

 

 

  1956 年底,凯洛夫访华,人教社叶圣陶社长专门会见他。在华期间,凯洛夫透露,俄文新版(1956 年版)《教育学》刚刚修订完毕。随即,时任人教社教育编辑室主任陈侠组织人力翻译了这个最新版,1957 年正式出版。

 


1956年4月,凯洛夫在中国做报告

 

 


人教社第一任社长叶圣陶(左五)会见来华的凯洛夫(左三)

 

 


原人教社教育编辑室主任陈侠(前排左三)与有关专家合影

 

 

  凯洛夫《教育学》书分总论、教学论、教育理论、学校行政和领导。“我国后来相当长时期编写的大部分《教育学》教材都没有超出这个体系。”刘立德说。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周谷平也认为,新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与凯洛夫《教育学》的导入和学习有着深刻的关联。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凯洛夫《教育学》迅速占据了中国教育学的主导地位,一度成为衡量和评判中国教育问题的“圣典”,至今影响仍未消散。50 年代末,凯洛夫《教育学》开始被质疑“机械教条,不适合中国国情”;60 年代中苏交恶,凯洛夫《教育学》曾一度被指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教育学、苏联修正主义教育学。自90 年代之后,凯洛夫《教育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影响仿佛“无处不在”。“凯洛夫的《教育学》在新中国教育学史上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但它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刘立德认为,“它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中国教育理论奠基的需要,此后的国内很多教育学理论著作仍有明显的凯洛夫教育学的痕迹。”

 

 

  据刘立德介绍,人教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教育理论著作编译出版和师范院校教育学科教材研究开发之所以有辉煌的表现,是因为这里汇聚着一批国内知名的教育专家、学者,除了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和陶行知先生的高足戴伯韬之外,还有著名的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朱智贤、陈元晖、曹孚、陈侠等一大批专家在此弘文励教。他们以深厚的学养,为人教社教育理论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开创了优良的传统。50 年代末,以这批专家为骨干,筹备建立了第一个国家级教育研究学术机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戴伯韬兼任第一任所长。可见,当时的人教社也是一个教育科学理论研究的重镇。

 

 

1980 年代,随着国门的进一步打开,国内对于世界各国教育理论的求知渴望也在急剧增长。1984 年开始,人教社组织翻译出版了《外国教育名著丛书》等一系列国外教育经典名著和教育学科教材。《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共45 册)主要收录国外从古希腊时期到20 世纪初叶的教育名著。它是新中国第一套比较全面系统介绍古往今来外国著名教育家代表作的大型丛书。该丛书成为广大教育科研人员、师范院校师生,以及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学习教育经典名著的必备书。这套丛书统一采用绿色的封面,被读者俗称为“绿皮书”。

 

  随着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发展,人教社计划在45 册经典教育名著之外, 打造一套全新的教育理论经典名著文库,推出《外国教育名著丛书》的姊妹篇《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刘立德介绍说,该丛书计划到2020 年“十三五”末出版30 种,其中《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已收录的,该丛书不再重复收录。根据取精用弘的原则,该丛书入选的著作都是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教育家的代表作,其中不少是首次介绍给我国读者。为了便于读者学习与阅读,人教社特请译者或有关专家为每本书撰写前言,对作者及其著作进行全面的导读性介绍。

 

缔造本土经典教育学、心理学著作

 

 

  在凯洛夫《教育学》引发争议时, 1978 年10 月,人教社组织华中师院(今华中师大)、河南师大(今河南大学)、甘肃师大(今西北师大)、湖南师大、武汉师院(今湖北大学)五个院校的教育学专家开展研讨,探索编写出版本土原创的《教育学》。1980 年,由王道俊、王汉澜主编的《教育学》由人教社正式出版。这本《教育学》被教育界亲切地称为“五院校教育学”。

 

 

  “五院校教育学”被誉为“我国教育学发展的一座丰碑”,在我国自编的教育学教材中,印数最多、发行量最大。自1980 年出版至今的35 年间,王道俊领衔主编的《教育学》共推出6 个版本,合计发行600 多万册,创造了新中国教育学教材史上的奇迹,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典教育学教材。

 

  有研究者称,“五院校教育学”恰当地处理了教材编写中的系列关系:教育学的逻辑结构与教材的体系结构、教材的科学性和思想方向性、理论与实践、基础性与前沿性、内容与形式、国际化与民族性等,最终形成了兼具普适性与个性化的教材。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周兴国认为,这部教材“可以看作是教育学本土化的成功典范”,“以其对教育规律的准确把握及独到的教育理论视野,体现出国家关于教育的根本性见解与理想性追求,从而确立了我国教育学三十年来的基本解释体系,并建构着国民教育观”。

 


王道俊主编的《教育学》先后6版,共发行600万册。

 

 

  “五院校教育学”在编写理念与思维方法上不断与时俱进。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学术争鸣更为活跃。王道俊先生组织编写组进行了系统的学习与研讨,积聚了新的思想与动力,清除了种种“左”的思想束缚,形成自己的教育学教材编写理念——主体教育思想。2009 年第六版《教育学》(王道俊、郭文安主编)在主体教育思想基础上,明确了“以人为本”的教育观,提出要重新分析阐发社会、教育与人三者的复杂互动关系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问题。

 

  今年是这部经典的教育学教材首版发行35 周年。如今已90 岁高龄的王道俊正带领该书作者团队紧锣密鼓地修订这部《教育学》,力图继续保持这部经典教材的生机和活力,进一步适应师范院校教育学科教材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刘立德透露,2015 年底,修订后的第七版《教育学》将正式推出。

 

 

  心理学理论图书也是人教社教育出版的传统特色之一。建社之初,人教社副总编辑朱智贤主管师范教材和教育图书出版。他同时也是一位著名心理学家,后来调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开创了国内儿童心理学研究领域。他把自己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儿童心理学》交由人教社出版。我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潘菽、章志光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新中国第一部《教育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都是在人教社出版的。经过不断修订再版,它们都已成为高校经典教材。朱智贤的学生林崇德是当代中国著名心理学家,他主编的《应用心理学书系》和国家级规划教材《发展心理学》等一系列心理学著作和大学教材也已成为人教社的品牌和经典图书,其中《发展心理学》一书发行数百万册,被高师院校普遍采用。

 

 

  人教社还持续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教育著作,先后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列宁论教育》《毛泽东论教育》《邓小平论教育》《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论教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李岚清教育访谈录》《温家宝谈教育》等论著,形成了系列品牌。


1950年代之后,人教社先后出版了一系列马恩列论教育图书;1980年代以来,又选编出版了我国领导人论教育系列图书。

 

 

基础教育理论研究的摇篮

 

 

  人教社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与教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1980 年6 月19 日,人教社成立了《课程·教材·教法》杂志编委会,戴伯韬任主任,叶立群、陈侠等任副主任;1981 年,《课程·教材·教法》正式创刊。1983 年,经教育部批准,课程教材研究所在人教社成立,邓小平题写所名。这是我国第一家国家级面向基础教育的课程教材研究机构。人教社二十多个学科教材编辑室,同时也是课程教材研究所相应的学科教材研究与开发中心; 200 多名专业学科教材编辑,也是课程教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他们在不同时期承担来自国家和教育部的重点科研课题多达28 项,同时担负着各学科教材的研究与编写工作。

 


人教社建社之初,汇聚着一批国内知名教育专家、学者,从左至右依次为叶圣陶、戴伯韬、朱智贤、陈元辉、陈侠。

 

 

  《课程·教材·教法》是改革开放以来较早反映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教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国外课程、教材、教学领域最新改革动向和先进经验的学术期刊;创刊伊始,就发表了老一辈教育家有关课程改革的一系列论文:戴伯韬的《论研究学校课程的重要性》、叶立群的《中小学课程设计中的三个问题》、陈侠的《课程研究引论》等等,这些作者最早吹响了新时期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号角。三十多年来,《课程·教材·教法》已经成为基础教育课程理论创新的推动者,教育科研工作者的交流平台,基础教育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课程·教材·教法》始终与课程教材与教学改革及其研究同行,是第一个“以研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和教法为重点的刊物。”目前,该刊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类期刊的领军刊物,它始终如一地把为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材编写以及教学改革服务,做“教师的挚友,教研的助手,教改的参谋”作为自己的服务宗旨。它的学术影响遍及全国各地,为广大从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材编写以及教学改革的中小学教师、师范院校师生、课程教材研究者、教育行政领导和教研员等提供了有力的学术引领、专业指导与智力支持。

 

 

  人民教育出版社报刊社社长宗晓雁介绍,由于本刊始终关注国家的课程教材及教学改革实践,把期刊的重要选题与国家教育改革的时代命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期刊的与时俱进与课改的科学推进有机地统整在一起,成为了很多教育课程理论学者成长的摇篮。教育学专家、西南大学副校长靳玉乐称,《课程·教材·教法》对中国的课程学者而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舞台”,对中国的课程学术而言,“如同一个孵化器,催生了无数精彩的智慧和思想”;“它是中国课程改革的播种机、助推器,让改革的理论、改革的思想在现实的教育土壤里孕育、成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陈佑清评价《课程·教材·教法》,“在课程、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实现深度结合和自由转换;引领课程与教学的研究方向,展现课程与教学的实践成效。”

 

 

  近些年来, 理论学术刊物都面临着生存的困境。人教社一直作为《课程·教材·教法》坚实的后盾,支撑着教育理论界这块金字招牌,同时也在探索拓展期刊发展的新格局。2014 年,人教社将《漫画科学》改刊为《中小学教材教学》。《中小学教材教学》直接面向中小学教师,更加“接地气”,它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刊《课程·教材·教法》、纯学术刊《中国教育科学》以及《小学语文》《国学》(低年级版)、《少儿国学》(中高年级版)等组合在一起,初步形成了高中低、学术刊与市场刊、教师刊与学生刊互动的“人教期刊群”。利用刊物在国内教育理论界的广泛影响力,人教社创办的“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迄今已经举办了四届,汇聚诸多教育大家探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成为了品牌学术活动。

 

 


《中国教育科学》《课程·教材·教法》《中小学教材教学》形成的“人教期刊群”。

 

 

  65 年前,新中国教育出版事业自人教社开始起步,植根教育、普及学术,一直是几代人教人的笃定信念。未来,图书、教科书、学术刊物、理论研究团队之间的特色互动模式依然会延续,并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更丰沛的智力源泉。

 

本文刊登于2015年第4期《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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