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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首先紧抓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并自告奋勇地要为教育工作当“后勤部长”。与此同时，他一开始就敏锐地抓住了教育改革的核心棗课程教材问题。他在1977年就强调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据《中国教育报》登载，原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的回忆说，当时的教育部真是一副烂摊子，乱糟糟的。原来编教材的机构和人员都没有了，原人教社的班子早已发配到外地。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果断地指示：“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教材要组织专门班子编写。”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党组为尽快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以适应编写教材的急切需要，报请中央批准从各省、市抽调一批编辑出版干部。邓小平同志在看到这份报告后，不几天就作了明确批示，指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他还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教育部为我社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调了大批干部，连同本社干部，共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
各路人马调集北京，首先遇到的是房子问题，但当时的情况非常困难。据当时分管人教社的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回忆棗几乎把北京城都跑遍了，到处为教材编辑干部找安身之地，但始终无法解决。后来又到当时的西苑大旅社，我还亲自跑了几趟，找经理商量，但没有钱根本住不进去。恰巧国务院秘书长(曾任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也去了，其中有我认识的两个熟人，我就和他们谈了房子的事。他们用手指了指八宝山第一接待室说，小平、先念同志都在里面。为了解决房子问题，我只好去惊动最高领导。先念同志见到我就问：“通修同志有啥事?”我如实地把房子的事报告了。还没等先念同志说话，小平同志就说：“把他们叫进来。”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进来后，小平同志对他们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北京市的领导立即着手解决；人教社调集北京的200多位同志得到了妥善安置，住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条件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还聘请了45名一流专家担任各科教材顾问。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还抽空看会议简报，直接领导教材编写工作。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套(也即新中国第5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很快完成了编辑、出版任务。这套教材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社会秩序，立下了汗马功劳。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教材建设和改革，发表过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东西。”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拨给教育部10万美元专款，我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供编写我国教材参考。
我社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中小学教材，并提出了报告。教育部于1977年9月15日以“简报增刊”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很快作出指示。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到1978年2月，引进的外国教材已达2200册。
在此后的年代里，我们一直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教导，继续不断地运用各种方式方法，通过各种渠道，引进国外教材。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思想的鼓舞下，我社从70年代末起还组织力量，陆续编辑出版了《外国教育丛书》33种，全方位地介绍外国基础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概况、特点和改革发展趋势，这在全国也是最早的，为打开世界教育之窗作出了大胆的尝试。新华社为此曾专门发了内参，指出，这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在教育方面的反映。
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的实际问题，也十分关心。1977年，他亲自过问并要求研究高中数学、物理课程与大学的衔接问题；针对王力、吕叔湘等专家的建议，他还亲自过问了中学语文课程的改革问题。1978年2月24日，教育部将我社历史组1977年9月草拟、1978年2月油印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报送中央。当时主管教育、科学工作的党中央领导方毅同志3月7日将报告送请邓小平同志审批。邓小平同志于3月9日就作了“原则同意”的批示。这份报告共提出了9个原则性问题，其中第7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批示：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经邓小平同志批示的这份《意见》，还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重要参考文件。
为了把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教育部党组于1983年7月同意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请示报告，正式发文，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教育部的批文下达后，课程教材研究所全体同志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请他为研究所题写所名。正因为邓小平同志一贯关心、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事业，所以当我们请他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所名时，他欣然及时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但在百忙当中，很快为研究所题写了所名，于7月中旬送到我社。据我们所知，邓小平同志亲自为一个教育研究机构题名，在全国是独此一家。这不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与改革事业的殷切关心和巨大支持，也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教育的重视，对科研的重视。
事实证明，课程教材研究所的成立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先后参加了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是全国第一家课程教材学术期刊，最早吹响了我国新时期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号角，在舆论上和理论上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提供了准备。
近年来这份杂志越办越好，荣获全国首届社会科学期刊奖，成为全国教育类核心期刊，内容质量和发行量都在全国同类杂志中名列前茅，成为广大教师的挚友，教研的参谋，教学的助手，深受欢迎。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以来，也进一步密切了我们同全国各地教研室、教育科研部门的协作，以科研带教研，以教研促科研；并且极大地加强了我们同海外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在许多方面，研究所往往能发挥出版社难以发挥的作用。课程教材研究所没有辜负邓小平同志的期望。事实证明，教育部党组决定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有助于人民教育出版社把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种做法有利无弊。我们有责任把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办得更好，注入新的机制和活力，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事业更多更快更好地出成果出人才。
邓小平同志对课程教材研究所殷切关心，我们与邓小平同志心连心。1983年国庆节前夕，邓小平同志作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邓小平同志作为世纪伟人，站得高，看得远。“三个面向”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针。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的深远意义，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所有的人们认识和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领先刊登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题词，并编发了北京景山学校的文章。当时《课程·教材·教法》是双月刊，发稿见刊周期至少在两个月以上，也就是说，1984年第1期在《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上见刊的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是相当及时的。此后，在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十周年之际，我们又出版了《开拓者的足迹》和《未来与教育》等书，进一步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在《开拓者的足迹》一书中，首次详细披露了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的背景和经过，十分有助于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
当我们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丰功伟绩的时候，有必要提及《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一书在我社的出版经过。
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有很多是发端于教育领域的。1989年下半年，我社不失时机地作出决定，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教育论著的基础上，把《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组稿工作得到国家教委党组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书稿于1990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完成，在我社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该书在最短的时间内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全国最早出版的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文选。其中有4篇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当时邓小平同志办公室指示，对本书的出版消息不登报、不广播、不宣传。但是这本书很快被列为全国高校教材，逐年重印，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学习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久，我们又约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等单位，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教育思想概述》，作为配套读物；并对《邓小平同志论教育》增补了15篇文章，还恢复了一些原来被删去的篇目，例如《重视智力开发》、《要利用外国智力》等篇，出版了第2版即《邓小平论教育》，使之成为目前国内外最完整的一部邓小平同志教育文选。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说，邓小平同志生前看到了这部书，很高兴，我们也很欣慰。我们按规定把稿费请中央文献研究室转交邓小平同志，但两次得到的答复都是不要稿费，由文献研究室留存处理。这使我们再次想起了邓小平同志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感人事迹。
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之际，毛主席为我们题写了社名；1983年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之际，邓小平同志为我们题写了所名。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40周年时，党中央领导同志题词，盛赞“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出版了多方面的大量的优良教材，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家教委领导同志题词，称颂人民教育出版社“辛勤四十年，焚继晷，育人之功在不舍；课本亿万册，慧民强国，教化之利及将来。”国家教委领导同志还曾指示，要努力把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办成全国中小学教材研究中心、编写中心、出版中心和资料中心。
面对全国两亿中小学生，我们深感任重道远，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贯彻十五大关于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在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领导下，群策群力，精益求精，向新世纪献一流教材，为基础教育铺路架桥，这是我们全社、全所同志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
附注：此稿原是邓小平同志逝世时，由《课程·教材·教法》杂志记者执笔，写的一篇悼念文章，以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名义，发表于《课程·教材·教法》月刊1997年第3期。部分内容还曾被《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转载。当时由于版面所限，文字不得不一再压缩。收入本书时，执笔者又作了多处补充和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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